下岗---今日中国的热门话题

春节回国探亲，感受与往年大不相同。京津快车上，几乎人人都在议论下岗。到了亲友家，春节的饭桌上，说的还是下岗。前些年，回国看到听到的都是谁下海了、谁发了，就是那些老老实实挣工资的人，兜里的钱也实实在在的多了。才几年工夫，形势就来了个大转折，人人说起下岗失业来了。看起来，中国人的日子不是苦尽甜来，而是甜尽苦来。中国突然出现了失业高峰，“失业”这个过去用来描绘资本主义黑暗面的专门术语，一夜之间就降临到了“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上。这次在国内看了一些与下岗问题有关的报纸材料，现在把这些材料整理成这篇短文，供读者们参考。

    首先介绍一下下岗职工的总数。《经济日报》1997年10月15日提到，1995年全国下岗职工约400多万人，1996年增加到800多万人，而1997年则上升到1000多万人。目前劳动部门对下岗职工的定义和统计口径是，由于企业经营困难等原因，职工离开企业回家，但仍在原单位保留名义上的劳资关系。下岗职工包括放长假、下岗待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的职工，但不包括下岗后仍在企业参加转岗培训的职工，更不包括企业破产、倒闭后的失业职工。如果把下岗职工、下岗后仍在企业内培训的职工以及破产企业的失业职工加在一起，要远远超过1000万人。《经济日报》说，据统计部门测算，中国城镇企业职工有1.5亿人，大约30％是富余的，今后还将有4000万以上的职工下岗。要是这个估计兑现了，那么再过几年大概城镇职工当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会下岗，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人下岗失业。

    现在国内人们经常讲的一件事是“提前退休”和“企业内退”，无论老中青都议论纷纷，退休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老人话题，很多单位40多岁的人都已经退休了，甚至还听说有30多岁也被迫退休的。根据《中国改革报》1997年12月23日的介绍，“提前退休”是许多地方和单位为未到退休年龄的职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企业内退”是企业让未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在企业内部提前离岗休养，等到了退休年龄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这两种做法是让这些“退休”者“退”了原单位的“职”，但他们还远未到“休”的年龄，所以实际上是强制性下岗。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最近做了一次城镇下岗职工问题的调查，调查结果登在1997年12月10日的《中国改革报》上。这一调查报告说，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下岗职工没有去失业登记，所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只是真实的职工下岗率的一半。在1100多万下岗职工中，60％以上属于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纺织、仪表、冶金、森工、煤炭、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因此工业集中的大、中型城市下岗问题就特别突出。下岗职工里女职工占六成，31-40岁的占三分之二。下岗职工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不足300元，近半数的职工从原单位领不到任何收入，大部份人的医疗福利没有保障。

    《中国改革报》1998年2月11日报导说，1995年下岗的职工在最近两年内有大约一半多找了别的工作，剩下的仍然失业，现在上海、沈阳、福州、郑州、成都等城市的下岗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是14％、23％、27.5％、14.8％、20％-30％，下岗职工已经在城市里形成了一个新的较大规模的城市贫困阶层。据吉林省和河南省总工会对失业职工的调查，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的，在吉林是45％，在河南是34％，靠亲友接济生活的，在吉林是30％，在河南是20％。

    1997年10月15日的《经济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职工大量下岗是企业不适应市场、经营困难和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说法并不错，可是，中国企业的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了，如果早就开始下决心解决，每年都适当安排一些职工下岗，也不至于成为大问题。现在，把应该在一、二十年里逐步解决的下岗问题放在几年内处理，在短期内下岗职工人数如此集中，当然难以安置，不要说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就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做的。过去说，职工都是国家的“主人”，可目前企业经营不好，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国家的包袱，“国家”为了自己，就把“主人”当作多余的包袱甩掉了。这些下岗人员年龄偏大，家庭负担重，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再就业能力差，一下子都失业了，人人都要再就业，哪里有那么多新的工作在等着他们。

    现在，许多部门都在拟定今后三年的下岗计划。《中国日报》1997年12月7日报导，在煤炭工业、化学工业、航空工业、钢铁工业、铁路等部门一共准备裁员五分之一，约230万人，其中，煤炭工业要把目前的520万职工裁掉100多万，化工部门要把现在的66万职工裁掉22万，航空工业计划裁员15万，冶金部要从333万职工中裁员70万人，铁道部系统要从225万职工中裁员24万人。除此之外，纺织系统还要下岗120万人，民航系统要裁员五分之一，即15万人。辽宁省现有980万城镇就业人口，其中失业下岗的已有110万，《中国日报》1998年1月3日报导，省长闻世震宣布，未来三年内，辽宁省计划从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再裁员30万。看来大批职工下岗，才刚刚开了个头，以后还会大量增加。

    1997年虽然企业职工下岗，机关人员却增多了。《经济参考报》1997年10月14日报导，去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职工总数减少了126.9万人，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却增加了135.2万人。工人下岗了，吃“皇粮”的反而更多了。谁都知道，要是说中国哪儿“吃闲饭”的人最多，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这家报纸说，现在财政供养的党政干部太多，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吃“皇粮”的人比重越大，一般每40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官，有的地区比例还要高，以致于每30个、20个老百姓就要供养一个干部。不但每个县、市都有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几大套班子，人员过多，连最基层的乡政府都干部一大帮，河南有些乡镇机构人员都超编一倍以上。在西北地区，有的县只有两万多人口，但在职正副县级干部就有20多个，吃国家财政饭的达700多人。许多地方从省到地市、到县到乡镇，各级党政机关大院房子和办公楼越修越大，装修越来越豪华，人员大量增加，开支节节上升，财政不堪重负。

    国家财政的钱全用来养干部了，结果苦的是下岗职工。现在国内一直在宣传，国有企业冗员太多，国家不能再补贴了。职工下岗是必要的，可是国家把工人赶回家去，很多人甚至连起码的维持生活的钱都拿不到，省下了大笔经费，难倒就是为了养活更多的干部吗?中国过去一、二十年当中搞过几次机构改革、人事精简，结果却是干部越精简越多，机构越改革越庞大。最近，听说中国又宣布要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机关干部，谁知道是不是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就看前几年改革过的政府机关，纺织部变成了纺织总会，轻工部变成了轻工总会，牌子是换过了，又有哪个干部卸了职，变成普通老百姓了?就连降一级领工资的都没有。更别说干部下岗，回家待业了。

    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现在在“改革”的名义下，扛着政府给的“令箭”，“理直气壮”地说，下岗是企业“减人增效”的唯一出路，可是只减“兵”不减“官”，职工被一批批从岗位上“赶”下来，而企业领导却稳坐台上看下岗，甚至小轿车照样坐、大哥大照样用、高档酒店照样进，他一年的消费就够多少工人开工资的了。《中国改革报》1997年12月27日的一篇文章提到这样的看法，许多人现在都提出质疑，企业亏损职工下岗，可谁见哪一位对企业亏损负有重责的企业领导下过岗?现实当中，往往是“亏了一个厂、职工全下岗、富了一个人”。中国目前的这种裁员下岗政策，“减人”是做到了，“增效”恐怕不可能，越这么做，工人的抵触情绪越大，厂长经理越胡作非为，国有企业里的矛盾和问题恐怕不是好转了，而是会越来越激化。

    《经济参考报》的报导也承认，有的企业大幅度裁员，并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须，而是厂长经理有意以“减人增效”为借口，转移社会和群众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或者厂长经理贪污腐败的注意力，或者是为了进一步暗中以权谋私。有的企业前门减员，又以再就业为名，后门进人，减的是本企业的熟练工人，进的是亲友、“关系户”。有的企业借减员下岗之际，排除异己，把亲信都留下来，企业进一步变成了厂长经理的“家天下”。

    更进一步看，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并不是职工设计的，是党和政府制定的。当党和政府认为这种制度有利于它时，就整天强调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现在这种制度的弊端充份暴露出来了，快要维持不下去了，又把职工当作“包袱”一扔了事。那些既无能又腐败的厂长经理并不是职工们选择的，而是上级任命的。现在企业搞垮了，厂长经理不承担任何责任，党和政府更不承担责任，却要求职工咽下“苦果”、乖乖地失业回家。民主国家都有责任政治，政治家的政绩不佳，甚至仅仅因为天灾意外，民众受到损害，政治家都要引咎辞职，以示负责。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失败了也没人承担责任，而是让老百姓当替罪羊，替政治家的失败受过。

    现在政府虽然也在讲要组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工程”，但很多措施还只是空头支票。据《中国改革报》1998年1月21日报导，今后五年内，除了已经下岗和即将下岗的需要再就业的2000-3000万人外，还有全国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将达5400万人，另外农村也需要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4000万人，一共有1亿2千多万人要就业，而同期全国城镇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4000万个，每3个人竞争1个职位。在新增就业机会中，国有大企业、政府机关和“铁饭碗”的国家事业单位并不多，因为这些单位早就人满为患，今后将不断裁员。所谓的新增就业机会主要靠个人自谋生路，搞个体经营，或者到一些过去国家职工不愿去的地方求职，例如去乡镇企业，或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比较差的地方。

    但是，现在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的择业意向过于理想化。原因在于，政府明明今后不可能为下岗职工安排他们情愿的职位，但为了让下岗职工顺利离职，政府的宣传机器不断在介绍下岗以后经过再培训找到好工作的例子。比如，上海市一共安排了几十个下岗纺织女工当民航公司的“空嫂”，报上就连篇累牍地报导，结果把很多下岗职工的“胃口”吊得很高，这其实是害了下岗职工。

    《经济日报》1998年1月12日报导说，现在下岗职工找工作，一般都要求新岗位工作轻松、工资和待遇好、最好是国有单位。在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由于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与本人过高的期望值差距过大，以致于有业不就，形成有事没人干和有人没事干的现象大量并存。1995年北京五星酒厂400多名职工被迫下岗，此时厂内有600多名农民工在干搬运、装卸工作，厂里提出原来的国家职工只要愿意顶替农民工就可以不下岗，但却没有一个国家职工留下，他们宁可下岗也不愿干农民工的工作。

    上海《新民晚报》1997年12月28日刊登过一篇记者在上海华生电器总厂门口所听到看到的待业职工情况，那天正是待业职工回厂领待业工资的日子，厂门口站满了人，大家互相问着，“你现在在哪里做?”一位工人回答，“在外面混混还过得去，吃不好饿不死。不过活还算轻松，不会干的让外国人去干，干不动的让乡下人去干....哈哈哈。”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人确实有一种放不下的架子和城里人的优越感，觉得他们似乎生来就应该是干轻活的。

    这种现象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大概是社会主义制度养出来的毛病，社会主义把本该正常求职的工人变成了懒散、惰性十足的人。国内有位经济学家戴圆晨在报上批评，把这种精神状态称为国有单位下岗职工的“八旗遗风”。很多无一技之长的下岗职工，不愿参加技术培训，更不愿干赚钱少的小行当，例如当小摊贩。有的下岗职工呆在家里等国有企业重新兴旺起来，宁愿在“这棵树上吊死”，认为国家对企业的长期亏损绝不可能坐视不管，迟早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一天。还有的下岗职工抱着这样的信条，好马不吃回头草，彻底在家呆到老。

    《经济参考报》1997年10月11日发表了一个对北京市八个局(总公司)的37家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说，下岗职工对原单位依恋的重要原因是，也许还有重新上岗的盼头，另外他们还认为，只要不脱离原单位，就等于是抓住了“命根子”，就有了安全感，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就不至于落空。人们对重新上岗寄予很大希望，有将近一半的下岗职工现在是在消极等待原单位给安排工作，但实际上其中七成的人也承认这是希望渺茫的。这说明，下岗职工很多人现在是生活在指望国家、国有企业来“拉他们一把”的幻觉中。由北京市总工会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所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北京绝大部份的下岗职工都要求到工资不高、但有社会保险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去工作，而愿意去个体私营企业的人数则不到百分之一。

    北京市的这份调查报告还提到，下岗职工最愿意接受的职业是售货员，其次是餐饮服务、公交售票、电梯司机、机关勤杂、公交司机、家电维修。愿意接受保安人员、蔬菜销售等职业的人就比较少。而下岗职工最不愿意干的职业，包括病员护理、家庭保姆、房修工人、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家务小时工、市政工人，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下岗职工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些工作。可以看出，对下岗职工来说，上面提到的他们比较愿意接受的工作，都是职业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原来的地位差不多的。而他们不愿意干的工作，多半是职业的社会地位比他们原来的地位低，现在这类职位又常常是农民工在干的。但是，下岗职工中的多数将来即使找到工作，职业的社会地位也不会高，总的趋势是下岗职工将从国有企业的较高社会地位往社会底层流动。这样，他们的不满就不仅是对下岗的不满，还会因为丧失过去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满。

    中国的大规模下岗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逐渐丧失自我支撑的能力，只能冒着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把数千万职工驱赶入失业大军。但是，这种制度好像还有两个最后的支柱，一是死死抱住这一体制的各级干部，二是被这一制度毒害了的下岗职工。干部不肯放弃权力，下岗职工盼望着“大锅饭、铁饭碗”败部复活。下岗职工们被这种体制蒙蔽了一辈子，一旦对这一体制的幻觉破灭，他们的愤怒可能会格外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