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写实:
买方市场的乐与愁
买方市场的乐与愁
中国实行改革以前,市场上商品短缺是常见现象。从粮食、食油、猪肉、鸡蛋到糖、烟、酒、布,甚至火柴、缝纫用线,都要按户发票证,实行凭票供应。那时候,群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票证,偶尔能买到不凭票的商品,就象占了大便宜似的,至于质量好坏,是没法讲究的。这种市场就是所谓的“卖方市场”,售货员就算是“特权”阶层了,她的七姑八姨都多少能沾点光,买点紧俏商品。现在不同了,大部份商品都供大于求,中国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消费者可以挑三拣四,有那么点“消费者是皇帝”的味道了。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可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挣工资的人,如果“买方市场”造成他工作的企业要破产,那他该高兴呢还是该发愁呢?
1997年中国的市场最大的特点是,消费无热点,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明显供大于求,物价看跌。东西多得卖不动了,一般消费品在城市全面过剩,而农民又购买力不足,全国城乡出现了消费疲软现象。北京人开玩笑说,现在北京就剩一样东西有钱也难买---地铁月票。
商家为了在萧条的市场上生存下去,纷纷使用打折、即买即赠等促销手段,“名牌产品打折”、“有奖销售”、“购物大赠”等告示满街到处都是。可是,大打“价格战”、“促销战”之后,销售依然平淡,就算把货卖出去了,但却赔掉了利润,赚不到什么钱。北京的大型商厦云集,一共有88家大中型零售商场,各家商场“狂减”、“打折”,结果88家里有60家利润下降,剩下的28家即使还有利润,也不过比上一年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前几年,全国零售商业平均每卖一元货能赚一角五分,可是1997年每卖一元货只能赚一分五厘,就跟“学雷锋、免费服务”差不离了。就是那些最豪华的高档商厦,每卖一元货也才赚五分钱。现在,许多商业企业已经倒闭或者处在倒闭的边缘。在北京,从1996年5月开始,以信特商厦倒闭为起点,双安等十几家大商场已经先后关门。浙江杭州市从1996年到1997年上半年,就有七家大中型商场倒闭或转产。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发生商场无力经营而倒闭的现象,就连西北地区的宁夏也亮起了红灯,银川市曾经辉煌一时的黄河商厦1997年上半年关门了。
1997年银行连续几次调低储蓄存款利率,国内报纸说,利率下调会刺激消费,有利于消费热的兴起,使长期清冷的市场“火”起来,这也是商店日思夜盼的。但是,调降利率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事实证明,利率下调对增加商品销售的作用不大,市场仍然明显疲软。
要说中国人兜里就没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报上说,据对15600户居民的调查,平均每户拥有实物财产超过1.4万元,每户拥有的储蓄、国库券、股票也超过2.2万元。改革刚开始时,万元户曾经是恭维人致富的光荣称谓,可是前两年你要再这么夸奖人,对方会回你一句:“你骂我?”就在三、四年前,各单位都还挺红火的,工资奖金年年涨不说,时不时的还发个几百元的,叫做“先花着甭问是什么钱”。那时候,一般家庭全家人上街,掏个一百元不带眨眼的。要说家里的电器大件、储蓄股票什么的,还都是那两年攒下的。
不过,那时候发钱也确实有点邪门了。不光效益好的企业发,效益不好的、亏损的企业也照发,单位之间比着发。反正企业没钱就找银行要,整个儿把银行当国库了。借了银行的钱,就没打算还过,能按时付利息,那就是遵纪守法的好企业了,不还钱连利息也不付的企业多的是。银行也没辙,要是银行敢拒绝,厂长撂下话就走人,“影响了安定团结可没我什么事儿,银行是国家的,厂子也不是我私人的”,银行行长还真不敢不借钱,有市长在那儿盯着呢。
但是,国有企业借多了银行的钱,还真是个事儿。不说利息负担沉重,全部利润还不够交银行利息的,也不说企业背债太多,把厂房设备连地皮全卖了也还不上,就是银行也受不了,借贷款的都是国有企业,还一个赛一个的横,赖帐都是家常便饭,闹不好就乾脆停付利息。这么折腾银行的钱,老百姓就是存再多的储蓄,也得被捣腾个底儿光。
这两年,国家对银行抓得紧了,国有企业立刻就玩不转了。好多企业都开不了支,能开支的也常常不能按时发工资。就连首钢这号财大气粗的,现在也居然拖欠薪水了。单位里发的钱一没了准儿,大夥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今天是拖欠工资,说不定明天就发不出钱来,该破产了。看看左邻右舍,问问亲戚朋友,下岗的越来越多,没下岗的也眼瞅着企业有一天没一天的,谁还敢敞着手花钱呢。赶紧省着点儿吧,还不定哪天下岗的事就摊到自个儿头上了,到时候就是“喝粥就咸菜”,也得有钱买不是?
这么着一来,市场当然清淡了,消费者能省就省,能存几个钱就存着点儿。报上说,1997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只增加2.9%,这和前几年收入平均每年涨百分之一、二十比起来,实在是差太多了。没下岗的不敢花钱,要防患于未然,下了岗的当然更是节衣缩食。前几年那种红火劲好像是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有个民办的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它1997年四季度完成的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五城市消费者调查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有余钱的家庭中只有8.4%的消费者愿意把钱用在购买家用大件等直接消费上。城里人们不敢甩开手花钱,农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份报告登在报上,说1997年1到3季度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了4.7%,可农民要交的税收、集体提留和摊派这三项负担的增长幅度却超过14%,这么着,农民也不会有钱买消费品了。看来,1998年中国的消费疲软就成定局了。
其实,要说中国出现了买方市场,还真有必然性。就冲着国有企业那股子盲目投资的劲儿,没法儿不生产过剩。国有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当然也不全是用来发奖金工资搞福利,还搞了不少项目。可是,这些投资花了,却见不到效益,多数都糟蹋了。
中国虽说改革了这么多年了,国有企业还是在吃投资“大锅饭”,从打建国以来,就没听说过哪个当官儿的因为糟蹋了投资倒霉的。企业上投资项目不做深入的调查分析,就会“一窝蜂”、赶“时髦”,市场上什么商品热,大夥就抢着上项目生产这种商品,要不了两年,就成了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的局面,接着就是同行业里多数企业亏损。项目没效益,就赖银行的贷款,借钱不还。
五年前,全国是一股“引进生产线热”、“保健品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这两年又改成“大商厦热”、“汽车热”、“VCD热”。明知是重复建设,不少企业还是挤成团儿拼命往那些明摆着供大于求的行业里钻。就说VCD(激光盘放像机)吧,中国就算所有城市家庭每两家买一台,最多也只能卖掉3000万台,何况绝大多数家庭压根儿就不会用,不需要用,也不会买。1994年,国内就安徽万燕和深圳先科两家生产VCD,产量才几万台,可三年以后,到了1997年,全国一下子就冒出来230多家VCD生产厂家,产量眼瞅着就要突破1000万台,都卖给谁呀?这产量都快够全世界卖一、二年的了,还不说凭这些厂家的质量和服务,在国外卖得动卖不动。中国这股子一哄而上的劲儿,在全世界大概也是独一份儿。
报上说,全国各地在编制“九五”计划过程中,重复投资严重,有22个省市都决定要把汽车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来发展,有17个省市的支柱产业是化工机械,有19个省市的支柱产业是钢铁。这么着投资,生产能力能充份利用吗,资源能不严重浪费吗?最近中国的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让人看了真哭笑不得,中国缺少投资,可各行各业都投资浪费。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大批已经建成的生产能力只能放空。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0%,电子产品中供大于求的产品达到75%。
用现在报上的话说,中国绝大部份想得到的新产品、新行业,都投资过度了,可以有高利润的新行业越来越难找。这以后企业还朝那儿发展,还怎么增加销售、增加利润呢?这个买方市场还真让人发愁。
1997年中国的市场最大的特点是,消费无热点,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明显供大于求,物价看跌。东西多得卖不动了,一般消费品在城市全面过剩,而农民又购买力不足,全国城乡出现了消费疲软现象。北京人开玩笑说,现在北京就剩一样东西有钱也难买---地铁月票。
商家为了在萧条的市场上生存下去,纷纷使用打折、即买即赠等促销手段,“名牌产品打折”、“有奖销售”、“购物大赠”等告示满街到处都是。可是,大打“价格战”、“促销战”之后,销售依然平淡,就算把货卖出去了,但却赔掉了利润,赚不到什么钱。北京的大型商厦云集,一共有88家大中型零售商场,各家商场“狂减”、“打折”,结果88家里有60家利润下降,剩下的28家即使还有利润,也不过比上一年增加了几个百分点。
前几年,全国零售商业平均每卖一元货能赚一角五分,可是1997年每卖一元货只能赚一分五厘,就跟“学雷锋、免费服务”差不离了。就是那些最豪华的高档商厦,每卖一元货也才赚五分钱。现在,许多商业企业已经倒闭或者处在倒闭的边缘。在北京,从1996年5月开始,以信特商厦倒闭为起点,双安等十几家大商场已经先后关门。浙江杭州市从1996年到1997年上半年,就有七家大中型商场倒闭或转产。上海、天津、广州、西安,几乎每座大城市都发生商场无力经营而倒闭的现象,就连西北地区的宁夏也亮起了红灯,银川市曾经辉煌一时的黄河商厦1997年上半年关门了。
1997年银行连续几次调低储蓄存款利率,国内报纸说,利率下调会刺激消费,有利于消费热的兴起,使长期清冷的市场“火”起来,这也是商店日思夜盼的。但是,调降利率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事实证明,利率下调对增加商品销售的作用不大,市场仍然明显疲软。
要说中国人兜里就没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报上说,据对15600户居民的调查,平均每户拥有实物财产超过1.4万元,每户拥有的储蓄、国库券、股票也超过2.2万元。改革刚开始时,万元户曾经是恭维人致富的光荣称谓,可是前两年你要再这么夸奖人,对方会回你一句:“你骂我?”就在三、四年前,各单位都还挺红火的,工资奖金年年涨不说,时不时的还发个几百元的,叫做“先花着甭问是什么钱”。那时候,一般家庭全家人上街,掏个一百元不带眨眼的。要说家里的电器大件、储蓄股票什么的,还都是那两年攒下的。
不过,那时候发钱也确实有点邪门了。不光效益好的企业发,效益不好的、亏损的企业也照发,单位之间比着发。反正企业没钱就找银行要,整个儿把银行当国库了。借了银行的钱,就没打算还过,能按时付利息,那就是遵纪守法的好企业了,不还钱连利息也不付的企业多的是。银行也没辙,要是银行敢拒绝,厂长撂下话就走人,“影响了安定团结可没我什么事儿,银行是国家的,厂子也不是我私人的”,银行行长还真不敢不借钱,有市长在那儿盯着呢。
但是,国有企业借多了银行的钱,还真是个事儿。不说利息负担沉重,全部利润还不够交银行利息的,也不说企业背债太多,把厂房设备连地皮全卖了也还不上,就是银行也受不了,借贷款的都是国有企业,还一个赛一个的横,赖帐都是家常便饭,闹不好就乾脆停付利息。这么折腾银行的钱,老百姓就是存再多的储蓄,也得被捣腾个底儿光。
这两年,国家对银行抓得紧了,国有企业立刻就玩不转了。好多企业都开不了支,能开支的也常常不能按时发工资。就连首钢这号财大气粗的,现在也居然拖欠薪水了。单位里发的钱一没了准儿,大夥心里就开始发毛了。今天是拖欠工资,说不定明天就发不出钱来,该破产了。看看左邻右舍,问问亲戚朋友,下岗的越来越多,没下岗的也眼瞅着企业有一天没一天的,谁还敢敞着手花钱呢。赶紧省着点儿吧,还不定哪天下岗的事就摊到自个儿头上了,到时候就是“喝粥就咸菜”,也得有钱买不是?
这么着一来,市场当然清淡了,消费者能省就省,能存几个钱就存着点儿。报上说,1997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只增加2.9%,这和前几年收入平均每年涨百分之一、二十比起来,实在是差太多了。没下岗的不敢花钱,要防患于未然,下了岗的当然更是节衣缩食。前几年那种红火劲好像是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有个民办的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它1997年四季度完成的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广州五城市消费者调查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有余钱的家庭中只有8.4%的消费者愿意把钱用在购买家用大件等直接消费上。城里人们不敢甩开手花钱,农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近国家统计局有份报告登在报上,说1997年1到3季度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了4.7%,可农民要交的税收、集体提留和摊派这三项负担的增长幅度却超过14%,这么着,农民也不会有钱买消费品了。看来,1998年中国的消费疲软就成定局了。
其实,要说中国出现了买方市场,还真有必然性。就冲着国有企业那股子盲目投资的劲儿,没法儿不生产过剩。国有企业借了银行的钱,当然也不全是用来发奖金工资搞福利,还搞了不少项目。可是,这些投资花了,却见不到效益,多数都糟蹋了。
中国虽说改革了这么多年了,国有企业还是在吃投资“大锅饭”,从打建国以来,就没听说过哪个当官儿的因为糟蹋了投资倒霉的。企业上投资项目不做深入的调查分析,就会“一窝蜂”、赶“时髦”,市场上什么商品热,大夥就抢着上项目生产这种商品,要不了两年,就成了供大于求、过度竞争的局面,接着就是同行业里多数企业亏损。项目没效益,就赖银行的贷款,借钱不还。
五年前,全国是一股“引进生产线热”、“保健品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这两年又改成“大商厦热”、“汽车热”、“VCD热”。明知是重复建设,不少企业还是挤成团儿拼命往那些明摆着供大于求的行业里钻。就说VCD(激光盘放像机)吧,中国就算所有城市家庭每两家买一台,最多也只能卖掉3000万台,何况绝大多数家庭压根儿就不会用,不需要用,也不会买。1994年,国内就安徽万燕和深圳先科两家生产VCD,产量才几万台,可三年以后,到了1997年,全国一下子就冒出来230多家VCD生产厂家,产量眼瞅着就要突破1000万台,都卖给谁呀?这产量都快够全世界卖一、二年的了,还不说凭这些厂家的质量和服务,在国外卖得动卖不动。中国这股子一哄而上的劲儿,在全世界大概也是独一份儿。
报上说,全国各地在编制“九五”计划过程中,重复投资严重,有22个省市都决定要把汽车作为第一支柱产业来发展,有17个省市的支柱产业是化工机械,有19个省市的支柱产业是钢铁。这么着投资,生产能力能充份利用吗,资源能不严重浪费吗?最近中国的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让人看了真哭笑不得,中国缺少投资,可各行各业都投资浪费。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大批已经建成的生产能力只能放空。例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经高出市场需求的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60%,空调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40%,电子产品中供大于求的产品达到75%。
用现在报上的话说,中国绝大部份想得到的新产品、新行业,都投资过度了,可以有高利润的新行业越来越难找。这以后企业还朝那儿发展,还怎么增加销售、增加利润呢?这个买方市场还真让人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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