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五大与两岸关系

中共“十五大”对台海两岸关系有何意义？答案人言人殊。北京的说法是，“十五大”后，中共的对台政策更为明确合理，隐含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契机，双方应及早进行政治谈判。[1] 台北官方刊物声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重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是“诱我接受中共前提条件的一个华而不实的承诺”，无甚新意，至少“四大坚持”仍是最高国策，仍是禁区。[2] 也有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五大对台湾发动了新的“和平攻势”，是江泽民“权力趋稳而愿意有所作为的表现”。[3] 这些说法大概都有其道理。

    不问何说有理，“十五大”是邓后中共第三代领导群，乘经改有成、声名远播之势作跨世纪决策的一次大会，自有其特殊意义。不过其意义，重点在大陆内政，不在外交，也不在对台政策。但因大陆内政发展与对台政策有其内在关联，“十五大”对两岸关系现况与前景之影响仍值得检视。本文主旨不在于全面讨论两岸关系，而只是从“十五大”人事布局、邓小平理论之确立、股份制改革及“十五大”报告所阐述的对台政策四个面向，探讨“十五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4]

一、“十五大”人事布局对两岸关系的正面效应

    “十五大”后，江泽民权位趋稳是论者少争的新情势。而江核心权位的巩固，当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时代，两岸关系僵持不下。邓小平主政后，北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后，两岸关系有所发展变化，但尚未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1995年初，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发展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八点看法，两岸关系出现富有意义的转机。对“江八点”细加解读，似可发现其中含有一些发展两岸关系新思维的蛛丝马迹。如果台北愿意对“江八点”作出直接的积极回应，两岸不是没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实行共存共荣。但“江八点”的弹性却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制约下，无法充份展现。

    经过中共“十五大”，江泽民的权力得到明确巩固。“十四大”和“十五大”之前，舆论每说江泽民可能被削权，结果他两次“扮豚吃老虎”，扫除政敌，增加或巩固了权力地位。虽然“十五大”新领导层仍维系集体领导的架构，但江是“核心之核心”，继续身兼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大要职，头戴“三首帽”，十分威风。十月、十一月之交，江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柯林顿在白宫举行高峰会，又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相当风光。

    乔石、刘华清超龄退出权力圈后，江泽民大概可以在对台问题上“有所作为”了。乔石主持人大，主张法治，有一定声望。但据某台湾学者研究，乔在对台政策上，一向比江强硬。近年江每次发表对台政策较为弹性的讲话，乔石往往过几天亦发表讲话，调子一般都较江强硬、激进一些。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乔石下台，对江泽民排除干扰、实行“江八点”，应有正面意义。

    另外，刘华清是邓小平的老心腹，军中带头人物，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属鹰派，主张对台武力威胁。这两个人退下，江泽民在短期内巳没有具足够份量的挑战者(李鹏、朱熔基多半属江的同路人)。[5] 此后，江泽民要切实以“江八点”为基础，对台发动和平攻势，自然会较少受到军方或鹰派的干扰。不过，两岸关系是否能朝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还取决其它许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目前尚未具备，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江泽民权位巩固和“江八点”的再次确认，就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作出过于乐观的研判。

二、“邓小平理论”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十五大”树立起“邓小平理论的”旗帜，确立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可说是“江核心”的一个高招。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用意，主要是从内政方面考虑。一方面假邓小平余威撑起江、李、朱体制，排除“万言书”的挑战和“左”的干扰；一方面带动新的改革势头，赚取国际间的称赞支持。借重“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北京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采纳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做法，而不必受到社会主义信条的过度约束。该理论确立后，江泽民可以实行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理论路线，既可以根据改革进展状况，在“邓小平理论”中不断填充自己的特色，又可以让“邓理论”为其承担改革的风险，减轻责任，有其妙用。

    从更广的意义说，举出“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对大陆外交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亦有好处。邓小平有关对美“不搞对抗”的指示，显然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对美外交方针。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香港的顺利回归，亦有助于确立“江八点”在中共对台政策中的指导地位，对台发起新一轮的和平攻势。另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环境，亦对台商提供了诱人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台北的“戒急用忍”政策，面对北京的“以商围政”策略，欲振乏术，处于被动地位。

    不过，北京欲籍和平攻势，达到统一目的，短期内恐怕效益不彰。“邓小平理论”云云，未脱离社会主义和四项坚持，江泽民能用，左将邓力群也能用。虽然目前中共强调邓小平的经改路线，使左将们无法得心应手地发挥“邓理论”的保守性，但假如有一天，国企改革受挫，经济走下坡，出现社会危机，左派就完全可以强调邓小平思想的另一面，对邓小平理论作出新的铨释和发挥。当年胡耀邦、赵紫阳不也都是邓小平理论执行者，到头来是何下场?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长达十集，居然见不到胡耀邦、赵紫阳的镜头。“十五大”报告虽然借用赵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但对“十三大”竟一字未提。

    江泽民大概是因为前车之鉴，故而效法邓小平，经济松而政治紧，整个“十五大”报告的论调，仍是挂“社”卖“资”。在意识形态上，“十五大”报告说是形“社”实“资”可以，说是形“资”实“社”也不无道理。实际上，若论发展资本主义，北京诸公永远也只能尾随人后，而自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工程师”，则江泽民纵不独领风骚，也算是地位崇高，走在世界前列的社会主义者。近来江的很多谈话，包括访美期间的谈话，均强调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事实上，不管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李鹏、朱熔基，都是长期献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忠实信徒。

    有人提出，中共“十五大”所确立的路线，属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从意识形态的改变来看，第一次思想改革指的是1978年突破“两个凡是”束缚，第二次指的是1992年突破“姓社姓资”的困扰，这次围绕的则是“姓私姓公”的问题。但这些变化还有明显的局限，其它许多重大问题尚未展开讨论。例如，究竟是应该坚持中共的一党领导，还是可以容忍多党竞争?是应该坚持列宁式的民主集中制，还是应该实行自由民主制?这些问题均未列入中共的议事日程，也不准许民间自由讨论。共产党仍然实行一党专政，大陆上人权难获保证，民主遥遥无期。在台湾的自由民主天地里生活的人们，怎可能响往大陆，接受统一?总之，虽然“十五大”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的经改路线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但缺乏其它重要的配套改革。以此观之，“十五大”路线对两岸关系，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正面效果亦属有限。

三、股份制改革与两岸经贸关系的互动

    “十五大”决议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进一步发展之重点，企图藉股份制冲破“公有制”的障碍，对两岸关系也会有重要影响。国企改革实施巳有十数年，如今是进退两难，不得不冒险攻坚。为此，利用股份制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被视为大陆的第三次思想改革。股份制的推行，国有企业的收购、拍卖、兼并、破产，“三资”合作等，也许可以解决大陆目前国企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并为港、台工商界带来新的商机。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说法，光是降低国企负债至一个合理水平就需再投入一万亿人民币，[6] 台商自然有人想趁机而入。从台北一年前宣布要“戒急用忍”，到1997年10月间长荣集团大老张荣发和民进党许信良主席公开主张开放“三通”等情况看来，[7] 中共“以商围政”、“以通促统”的策略，显然巳经有些功用，往后更会加速生效。

    与此同时，1997年10月6日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在高雄演说时指出，在美华侨以往百分之八、九十支持中华民国，现在有百分之三十公开支持大陆，百分之六十不公开支持哪一方。在这之前，9月26日，台北美侨商会在华府发表1997年度《台湾白皮书》，其中明言，“台北政府限制两岸贸易投资，不但阻碍了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抑止了跨国企业在台北设点的意愿”。台北当局承受的压力，似乎还在加重，[8] 近期两岸关系对台湾可能比较不利。

    可是，另一方面，国企改革也给大陆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大陆人民戏言，“毛泽东时代下乡、邓小平时代下海、江泽民时代下岗”，可见国企改革真是问题重重，谈何容易。严家其认为，“十五大”后失业人数将大量增加，少数人将大发横财而多数人将失去多年积蓄。[9] 朱熔基也看到不少阻力、困扰和问题。据报导，在1997年9月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领导干部会议上，朱曾告诫，要防止发生盲动、好大喜功、以行政手段迫令职工认股、变相强迫职工离职或退职等情事。[10]

    究竟大陆的国企改革会引发什么局面，导致何等结果，三言两语说不清。股份制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前途多艰。对大陆而言，三年走出困境则形势大好，万一失败则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对台湾而言，商机诱人，工商大老可能趋之若鹜，但若中共“以商围政”成功，台湾则国运堪忧。换言之，国企改革对台北、对北京都具有挑战性，其中有机会也有危险，双方关系则错综复杂，有竞争性，亦有互赖性。鹿死谁手，尚在未定之天。
四、“十五大”政治报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有无新意?台北及外界的看法一般均认为没有新意，但北京方面的说法是有新意，只是你没有看到，再认真好好看看，也许就可看出新意来。这个新意按照一些大陆观察家和学者的说法是，政治报告没有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重申主张两岸进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等，均有利解决两岸关系的政治僵局。但按李怡先生的说法，这不过是中共的另一轮和平攻势而巳。[11]

    实际上，两岸气氛在“十五大”前后巳有显著改善。目前双方都说要准备恢复海基、海协两会协商，就经济性、事务性以至政治性议题进行商谈和对话。要和谈就要有不使用武力的底线。人们担心的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是中共不败的统战策略；谈成有利，谈不成也无损，还会有温和合理的美名。从台北的立场看，有人认为，错过有利时机，可用筹码将越来越少；也有人认为，谈判是妥协的开始，因为两岸立场、势力悬殊，双方会谈可能以台湾的投降告终，整个游戏有点像“大陆猫耍台湾鼠”。

    此种担心应该不是多余的。在大陆上，中共利用传媒控制，始终有效地宣扬着民族大义和传统的大一统理念。能理解台湾内部发展的人实在太少，同情台北当局立场政策的人似乎绝无仅有，从而构成两岸间长期的紧张不睦。大陆有一个假定，台湾的情况会越来越困难。只要大陆继续改革，推行目前对台政策，台湾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将会被迫投降；而台湾对大陆经济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也将从另一侧面，迫使台北被迫接受“三通”，接受中共的统一方案。这类假定我认为是一厢情愿。

    放眼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在爱尔兰、柬埔寨、斯里兰卡土地上一些少数族群，都是被迫挤到一个角落上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投降。同样的，台湾外交孤立或在经济上依存大陆，亦未必就会导致台北接受中共的统一方案。对台湾而言，北京恃强不接受两岸分治的现实是霸道无理；说和平统一又不承诺放弃用武是软硬兼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不容忍台北的务实外交更是相煎太急。民主化的台湾，自由开放，台独可以公开辩论。近年来，统独立场愈趋对立，独派有所扩张，对“一个中国”原则，有新的排斥感，可见中共对台政策之反效果实不可低估。

    大陆对台湾认知上的另一误区是将台北的大陆政策和两岸关系的僵局，过多地归咎于李登辉的个人因素。李登辉作为台湾的民选总统，其权威跟强人政治时期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有很大不同。以前二蒋讲一句话，没人敢说第二句。今天李讲一句话，有人予以批评，是十分正常的事，而且批评的人数大大超过为李辩解的人数。王作荣曾劝批评李登辉的人士冷静想一下，如果不是李登辉，换另一个人在这个位置，台湾是否就会有不同的命运。我认为现在就对李登辉下结论，可能为时太早。如果李登辉不实行台北目前的政策，台湾的情况不见得就会比现在好，反而可能比现在更坏。台湾情况很困难，谁去处理都会受批评。修宪政改和民选总统后，民间力量影响高涨，政府在实行内政外交的政策上，所要考虑的新因素太多，两岸谈判，条件益难。从台北的现状看，李登辉不会放弃目前的既定政策，两岸关系的前景，亦未到乐观的时候。

    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在目前看来，有相当引诱的效果，但真正促成谈判，为将来统一铺路，可能性很小。两岸立场迥异，各行其道，难以形成根本的共识。“十五大”报告重提“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国。但“一国两制”的模式能否为台北所接受，仍有很大疑问。

    香港回归至今，中共对香港事务干预有限，未对政治异议份子采取特别打压行动；在言论自由方面，九七回归前即有自律现象发生，回归后未出现明显恶化；社会也比较安定。到目前为止，“一国两制”的实行，并未出现很多人原先所担心的那种不好结局。如果“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确实成功，台湾可能被迫面对将来“一国两制”扩大、推及台湾的压力。然而，“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成功运作，还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一国两制”的内部矛盾一一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现在尚未爆发，不等于将来就不会发生。例如，在经济方面，香港能否摆脱泡沫经济的威胁，维持长时间的繁荣，仍值得观察。总的说来，香港回归以来的正常发展局面，尚不足以论定“一国两制”的长期可行性。今天香港的局面或许可以说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但也许一年后，今天作乐观判断的人就会提出另一种看法，其论点可能比今天的悲观论者更为低调。为此，很难想像台北会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

五、余论

    以上四点仅探讨中共“十五大”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当然，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很多，中共“十五大”只是一大变数。欲窥全豹，不可不同时注意近年其它大事。例如台湾民选总统后，政治更加多元化，台北若与中共谈判，首先必须克服协调内部利益的困难。其它如美日安全保障协定加添防卫合作指针，显然有意箝制中国军事威胁。尽管中美关系经过柯江会谈后有重要进展，美国和日本介入两岸关系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这些都是事实，北京片面改变不了。

    沈君山指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趋势将是经济合流、政治分权；经济力量有推动作用，但主导分合的终究是文化，包含种族、血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历史传统等在内的文化。[12] 他认为在大陆上，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是一致的；但是，在台湾，国家认同百年来一变再变，晚近，本土意识逐渐取代大中华意识，而海洋文化又异于大陆文化，自然不能和大陆同日而语。北京的“防独重于促统的鸟笼政策”似在加助负面互动，而目前并“没有一个最终的两岸关系的国家模式，可能同时被双方接受”。他主张两岸都应务实，认识统一之不易，“基于'确定方向、尊重现实'的原则，建立一个过渡性、功能性的政治关系”。关键是着眼点应在统一前，而不是统一后。他问道，若“没有统一前的如何如何，不用武力，又如何达到统一后的如何如何呢？”

    我想所谓的“确定方向”，恐怕争论必烈，但是建立统一前的功能性政治关系，是很有见地的。江泽民呼吁先就“终止敌对状态”进行谈判，不知是否也含有此意。谁都看得出统一需要条件和时间，欲速则不达；谁都能明白两岸的国际空间战，是鹬蚌相争，双损无益之事。倘若北京能避免对台独或独台的扩大阐释，克制乱抛“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帽子的行为，两岸关系必可进一步缓和，互信也会增进。同样地，倘若台北能尽量把“中国原则”宽松解读，少做正面抗拒，台海气氛定会少一些云烟，共处也较容易。

    在台北1997年9月18日举行的一次“中国通圆桌论坛”上，包宗和指出，台湾新任行政院长萧万长和大陆行将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皆为财经专家，皆有以经贸为施政主轴之倾向；郭正亮主张两岸应避开直接谈判主权，改从“三通”切入，因为“三通是台湾唯一可以创造筹码的议题”；李英明看到省港、大陆沿海及台湾新形成的三角地区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引起世界瞩目；朱新民则问，“中共对自己最坚持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因外在环境的变迁而做出调整，为什么在对台政策上就不能让步呢?”[13] 这些台湾学者的观点有一共通之处，就是“变化中孕育希望”。纵使某些说法略嫌片面或不够成熟，大致上，可说都是为统一前的功能性发展在努力铺路，值得称许。

    如果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两岸间能建立起统一前安全、稳定、互利之沟通交流架构，假以时日，透过协商合作，和平解决问题的机宜应该可期。

【注释】
[1] “及早进行政治谈判，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两岸关系》(北京)，1997年10月13日。
[2]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大陆工作简报》1997年10月9日，第10至12页。
[3] 李怡，“中共对台发动和平攻势”，《九十年代》(香港)，第334期，1997年十一月号，第35至37页。
[4] 见笔者另一短文，“中共十五大后之政治经济发展”，发表于1997年11月17至19日台北的“全国经营者协会”年会。
[5] 参阅罗冰，“乔石出局与十五大选举内幕”，《争鸣》(香港)，第240期，1997年十月号，第7至9页。
[6] 《明报》(香港)，1997年9月22日，A7版。
[7] 参阅李怡，“中共对台发动和平攻势”，《九十年代》(香港)，第334期，1997年十一月号，第35至37页；周天瑞，“许主席要搞三通，选总统言之过早”，《新新闻周报》(台湾)，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第48页。
[8] 严家祺，“鲍彤理论与宪法漏洞”，《开放》(香港)，1997年十月号，第40至41页。
[9] 参阅李雪严，“两岸谈判，似近尚远”，《镜报月刊》(香港)，第24期，1997年十一月号，第74至77页。
[10] 罗冰，“国企改革大危机”，《争鸣》(香港)，第241期，1997年十一月号，第25至26页。
[11] 参阅李怡，“中共对台发动和平攻势”，《九十年代》(香港)，第334期，1997年十一月号，第35至37页。
[12] 沈君山，“两岸关系的新展望”，1997年11月，未发表之演讲稿。
[13] 参阅“十五全VS.十五大后的两岸关系”，《中国通》(台湾)，第88期，1997年10月，第42至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