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纪念“五四”八十周年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也是二十世纪对“五四”的最后一个十年祭。“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的精神虽然长期湮没不彰，但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五四”的精神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是全人类的需要，更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中国的启蒙应该说自从1840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八十年前“五四”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到现在也还未曾实现，更何谈超越这一目标。

    “五四”运动从来就有宽窄二义。窄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那天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几千青年学生发动的一场学生运动。他们游行到天安门，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开大会、发传单，反对北洋政府向日本出卖主权、答应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之无理要求。而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大体上从1915年起出现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因“五四”学生运动的声威，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总的来说，它确定了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白话文与新文学亦由此推行到全国，扎下了根子而不可逆转；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思潮也由此大规模地引进中国。除此而外，“五四”的影响还及于社会和政治方面，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都导源于“五四”，中国国民党因此而改组，中国共产党因此而成立。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合两者而言，而尤其指一般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运动，其影响十分深远，只是它的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完成。

“五四”精神:藉启蒙来打破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

    “五四”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来“重新估定一切传统价值”的“一种新态度”。

    现在有些人把“五四”的精神归结为爱国主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八十年前五月四日那一天，使北京学生斗志昂扬、壮怀激烈地走向天安门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五四”的意义却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看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开始，即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契机，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即从这一点来看，“五四”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爱国主义的范围。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两千二百年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专制主义，由专制主义又必然衍生出蒙昧主义。当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然而，作为其核心的却是专制主义。连近年来有些学者所艳称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义也是天子承天命以御天下。中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概括最为深刻简练。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旧时中国人家里的堂屋中，都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中国人历来就生活在这样一张从天到地、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网罗之中，直不起腰来。

    对迫切要求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潮流的“五四”先贤来说，要追求进步，就要引进作为专制主义对立面的“民主”和作为蒙昧主义对立面的“科学”，亦即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从陈独秀1915年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提出的办刊宗旨，即可见此一诉求之端倪。他提出的办刊宗旨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办了三年，出版了三十期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反响。除了积极拥护者外，也招来了“八面非难”，因此，1919年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上发表了《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之外，还有别的罪案没有。请你们不要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名，因《新青年》而在此后的八十年中流传全国、深入人心，这确实是“五四”的精神。

“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要进一步了解“五四”的“人文精神”，还得探究一下“五四”领导人的主张。按照陈独秀在1942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当时“最尖端”的主张。

    胡适之言曰：“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的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陈独秀之言曰：“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响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力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也。人权者，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志，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蔡元培，则更是以尊崇自由为要旨，姑且不提他说过的“道德之精神在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为现代共和国家‘绝对之原则’”这样一些名言谠论，仅以陈独秀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所言为例，蔡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焕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由此可见，“五四”先贤的思想倾向，就是三百年来早已成为世界思想之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五四”运动中还有一位特别杰出的人物，即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他不但以其文学上的天才，刻划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Q和《狂人日记》中的“我”，大大扩大和加深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且也在思想战线上树起一面不朽的个人主义旗帜；他还在晚年与蔡元培、宋庆龄一起，组织“保卫人权大同盟”，为树立和发扬中国的民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人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的最大缺点是没有大力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这话在今天看起来尤其重要，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专制帝王还一再扼杀市场经济。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不重视经济的缘故。不过，“五四”时期正是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第一次得到机会大发展的时候。而且在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课程都是沿着严复开辟的路子，祖述亚当.斯密的学说，基本上是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然而，与世界上大部份地区一样，中国人意识到“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到二十世纪末的事情了。

“五四”先贤对新旧文化的态度

    大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海内外忽然兴起了一种论调（大概是因为探索中国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二十年的“极左思潮”和十年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吧），认为出现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五四”精神过于激进的缘故。这一论调提出，“五四”先贤的思想以“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推翻中国的旧文化，结果使中国社会失其统绪、中国传统价值完全失落，社会无法维系，遂致造成后来的十年浩劫。

    以我愚见，象“五四”运动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必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决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知识分子在几年内思想“过激”就能产生出来的。何况，“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十分活跃，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外，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新村主义......不一而足，还有教育救国论、科学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等等......，甚至还有张东荪的主张只立不破、以新换旧的“不骂主义”。那时倒确确实实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只可惜这样的多元化在法律上并无保证，政权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至于这些思潮中哪种思想后来被历史选中，只有整个文化传统才是其答案。顺便说一句，当时名高一时、以后也可能名垂千古的《新青年》，起初销路只有一千份，以后也没有超过一万五千份，这个数目怎么看都不能算大的。

    那么，“五四”先贤们的思想是过激的吗?

    胡适是“文学革命”开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至今中国文人可以下笔万言，洋洋洒洒地用白话写文章，都应拜他之赐。当时在主张保存古文的人如林纾到胡先这样的人眼中，他已经是一个过激派了。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中，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以“宽容”为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他往往因此而倾向妥协，遭人诟病。然而，他本人倒是立场一贯，守正不阿，到晚年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呼吁蒋介石开放民主。如果胡适还要被称为过激，那真不知天下还有谁不是过激派了。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一员猛将，反对起儒学用以维系社会的精髓──“名教纲常，君道臣节”来，真有千军辟易的气概。但是，如果说他全部否定孔子，也是诬蔑不实之辞。他不但在1917年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而且在二十年后的垂暮之年，他又作《孔子与中国》，其中明确地说，“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

    何况，据罗荣渠考证，“打倒孔家店”之说，出于胡适为《吴虞文录》所作序文里的一句话。在此序中，胡适称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这句话里并无“打倒”之类的字样。后来，倒是张申府提出过“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事实上，多亏“五四”先贤们的努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只知道孔子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苛政猛于虎”、“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这一类的话，而不象八十多年前的人们（不仅是知识分子）那样，要领会极其繁琐的、据说都是孔子说的或转述的、一体遵行不得有违的那一套“周公之礼”了。对那套细致严格的规定，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言之略备，现在即使是专家学者也弄不清了。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但是，如果要怪罪“五四”先贤为何非孔，那么看一看倒是有益处的，那一套是非“非”不可的。

    确实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份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同我们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五四”、马列主义和中国模式

    海内外某些学人之指责“五四”过激，一个理由大概是因为正是“五四”时期从俄国输入了马列主义，当时称之谓“布尔什维主义”，中文有的即译为“过激主义”或“过激党”。但是，在“五四”时代马列主义也不过是“百家争鸣皆欲以其学易天下”中之一家而已。而且，中国人之接受马列主义，不但因为其思想有吸引力，更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

    就在1919年7月25日，正当北京学生与全国人民愤怒抗议日本藉“二十一条”企图鲸吞中国、而列强装聋作哑之时，加拉罕代表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南、北政府发表宣言，建议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虽然由于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一宣告的消息直到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而且北洋政府还称之为误传而拒绝与苏俄政府谈判；可对中国人民来说，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与日本及其他列强的态度，确实形成了如同黑白的对比。同是一个俄国，革命前和革命后对中国及世界的态度就全然不同，那时苏联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要想使中国人不闻风响应、并进而探讨所以有此改变的原因，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在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内都比在中国大。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外铄的、思想的原因，未必就是中国后来走向“极左”的根本原因(不过，“极左”这个词倒确实是与马列主义有关的外来语)。当然，不应低估苏联模式(或者乾脆就说斯大林模式)对中国所起的坏作用，但它也只能是辅因，而不能是主因，主因还是要到中国社会、文化历史中去找。“中国模式”的“主动创造”特别多，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源:现代中国革命中的专制主义旧传统

    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长期的历史趋势，大概总是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其根源（本文的“文化”一词均取其最大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内）。“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其原因主要应当到中国历史中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应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传统中都曾有过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只是中国在这方面的传统实在太长久、太深厚。谁叫我们早早当上了世界第一大民族，而且还是四夷“向风慕化”的“天朝上国”呢?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从“戊戌”到“五四”，不论一次又一次的刺激看起来何等强烈，其实还是刺不到深处、刺激不了全民。中国传统文化托体于“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四万万”这个庞然大物，真是有相当的生命力，以至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能包容、消解甚至篡改和转化这些刺激，使许多旧传统的反对者最后又回到了旧传统的轨道。这种向旧传统的回归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的完全背离和反动。

    如果我们不能继承“五四”先贤的志业，持久、全面、认真地启蒙，历史不是没有可能重复的，至少到现在也还未看到足以防止这类重复的保证。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历史过于苛求。不过，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面。首先，“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之正统的法家。当时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事实上，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年间未尝脱出过这个循环。文化大革命就几乎完全是（当然不会是“百分之百的是”）农民革命的政治运作的结果，它是中国历史逃不脱的怪圈的重演，而且还变本加厉了。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贯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和文化，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现在，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政治──伦理哲学”；然而，很多人却未注意到，即使是“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完全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三者并不是平行的。自宣统逊位以后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充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继续在政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虽然风云多变，然而草蛇灰线，轨迹宛然。

    民国初期，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还不过瘾，非要当皇帝不可，虽然只当了八十三天，这是专制主义的第一次复现。当时一方面是天下嚣然，一方面却是群臣劝进。因政治运作的需要，孙中山这样的贤哲也说，“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蒋介石是“五四”启蒙运动后以革命的名义誓师北伐、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的，他利用民族主义来转化人民的自由要求，做得尤其巧妙，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的口号，作为排斥异己、实行独裁的理论基础。抗战胜利之后，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献九鼎的国粹丑剧。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学者受了他几十年的教育，但是很少有人研究，既然“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就不能不“实质上”打上农民革命的印记，重复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特点。农民革命初起时，总是带有特别“平等”、“自由”的色彩，即所谓“哥不大、弟不小”；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农民领袖专制权力的制度化，就必然要求越来越严酷的纪律，直到实行孔子所说的“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古训。

    毛泽东在年青时期曾一度是无政府主义者，到了“五四”时期（据他自己对斯诺讲）又对胡适倍致敬仰。但后来他却专力于农民运动，有“湖南农民王”之称。毛泽东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常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的。他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尊农民革命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正脉。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大匠不但示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命起源与成因。

    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夺得政权之后，对盗跖以下的不少农民起义领袖都有过评论，盗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号召全国学《张鲁传》，学习五斗米道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精神。文革中期，林彪出事后，毛泽东亲自出来批判，又从中国历史上找出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四个人许为同道。到了文革末期“批林批孔”的时候，他还举出盗跖以反衬孔子之恶。

    以上是指实际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作而言。就意识形态而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曾提出“扬法抑儒”，而且认为，儒法斗争是中国思想政治史的主线。说实在的，当时颇有一些自以为对中国历史有点知识的人，口虽不言，实际上是腹非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毛泽东的确可称为独具卓见，法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值得重视、应大加研究(不过，与其释史为“儒法斗争”，也许还是说儒法合流或儒法互补更妥当一些)。毛泽东说，“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后一句是批郭沫若扬儒抑法之非），实与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朱元璋就曾因为孟子倡言“民贵君轻”、差一点把孟子革出文庙、不令其配享从祀。

    我们如果能够探究出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的来龙去脉，不仅对中国今后的现代化进程有启示，也许对其他在现代化道路上蹭蹬不进的国家也会有借鉴意义。至少对与中国有近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上接近的俄国，对与中国同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印度很可能如此。与我们地理和文化的近邻日本，上个世纪末就由落后国家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这被称为第一次开国）；又在二次大战后努力发展经济（这是所谓的第二次开国），有“经济优等生”之称，被西方人称为“名列世界第一”垂二十年，实际上成为“亚洲价值”的代表与样板；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忽然泄了气，现在又面临第三次开国的任务了。这些国家的兴衰升沉也许都有自己深刻的历史背景，有似乎马克思所谓“死人拉住活人”之说。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为什么“五四”启蒙运动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归于夭折呢?前几年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之说；征之上述蒋介石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压制中国人发扬个人自由的事实，也自有其道理。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恰好发生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主权不保、国将不国之际，“五四”运动不但抵制了这一类卖国行为，而且使民气高扬，思想学术与整个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中国古训有“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外国也不乏国家振兴于危亡之际的例子，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平心而论，如果抗战军兴，主持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政府能够实行共产党提出的“三七五减租”和各界开明人士所提出的各项民主改革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局面也许就会有很大不同。又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能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各项政策，也包括启蒙的政策，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又会有很大的不同。当然，这只是我这样出生在“五四”以后的老人根据亲身经历提出的一些猜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历史不能假设，追悔是没有用的。更何况，在共产党取得胜利、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它又把自己曾经建议过的各项政策，同“仁政”一起一概斥之为过时的、甚至反动的政策，径自进入社会主义。自然启蒙也就成为既陈之刍狗了。

    启蒙这两个字原是外来语的翻译。欧洲的启蒙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精神，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其一个世纪之久的启蒙时代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中国这八十年的挫折，不应使我们灰心丧气，反应使我们再接再励。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绝不可能解决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启蒙是不能回避的。

    “五四”以来，长长的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人付出了血、泪、汗的代价以后，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在物质文明方面也总算取得了可观的进步。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即使过去有过，现在也不应当再存在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应当可以顺顺当当地完成启蒙的任务了。固然，“三纲六纪”、“纲常名教、君道臣节”这些支配了中国人两千年的话，早已不入于当代青年之耳。但是，文化大革命刚过去不久，它的阴影还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不妨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人敢说自己不是奴隶，不是奴才?”就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远远没有肃清，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

    然而，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拍岸，中国的大门既已打开，也就决不能长期自处于其影响之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这样近乎独一无二的负面经历，我们对之作细致的解剖、深刻的反省，由此得出立人之正道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五四”先贤的遗徽绝响必然会重新振作，他们的嘉言懿行必然会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他们的信念──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必然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信念。黄河九曲归大海，万流虽细必朝宗。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人人都能得到极好的公民教育，尊严地以自由、自律、自强、自胜的姿态参加全球价值的建设工作。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启蒙的火炬重新点燃起来!

【编者注】文中小标题为本刊编辑部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