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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9 Issue 4 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9 Issue 4 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
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
共产党体制的遗留影响
市场和公民社会
法治和“哈布斯堡因素”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民“同质性(homogeneity)”
【注释】
市场和公民社会
法治和“哈布斯堡因素”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民“同质性(homogeneity)”
【注释】
苏联帝国的解体已历经十年，现在看来，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了，那就是“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这个词已完全失去其意义。如果仅仅从捷克和白俄罗斯、波兰和哈萨克斯坦曾共同经历过共产党体制这一历史特点出发，恐怕很难充分理解这些国家过去十年来所走过的不同道路。
确实，中、东欧各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差别极大。不过，在这千差万别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趋势性现象。在欧洲的前共产党国家，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新的中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明显地代表着一种“成功”之路；而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脱轨”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变成了当务之急，同时旧体制及经济落后的残余影响也构成了民主化的障碍；而俄国则步履艰难地一面努力寻求后帝国时代的国家认同、一面在经济困境中摇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民主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的动向)。
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不久，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曾给三个不同领域的变革设出不同的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
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看起来，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们成功地应对了这三个时间表各不相同的变革之挑战。在所有的中欧国家里，新建立的议会民主制成了唯一的政治游戏规则；经由全体政治力量的共同参与，新创立的宪政架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的形成，为权力的平顺移转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私营部门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的贸易已达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经济上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社会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网络的形成，公民社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这幅图景不仅与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除外)、而且与巴尔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制度转型“脱轨”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由于内战以及前南联盟分解成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存力仍属疑问。显然，在那里，维持领土范围的正统性仍然是民主化转型的首要前提。
不过，不应该把南斯拉夫这种内战和民族冲突的局面，视为所有巴尔干地区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两年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局势的发展还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保加利亚，1996底至1997年初，社会不满达到了顶点，这迫使无能而又腐败的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下台，提前实行大选后，为迟迟未能推进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在罗马尼亚的一场姗姗来迟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右翼联盟的政府取代了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从原总统伊列斯库手中赢得权力的新总统康斯坦丁斯库说，“我们耽误了整整七年”)。但是，这个新政府执政两年来，在改革上仍然乏善可陈。
如果把中欧国家的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作一比较，称前者为稳固的民主化，而称后者为一种“无自由的民主”，那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正好处在这两极的中间状态，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当然，很难用单一因素来说明上述转型过程的多样化结果，只有综合地考虑到多个要素和不同假说，才能理解转型期当中的不均衡发展。
共产党体制的遗留影响
虽然1989至1991年期间政治局势变化的特点(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是上层相互妥协的结果还是由下而上促成的)，对民主化转型有重要影响，但是，对民主化成功转型之长期前景影响更大的，还是转型前共产党政权的特性及其在社会中留下的烙印的深度。
例如，在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后所实行的是最严酷的极权统治；而在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以后当局则实行了较为调和的政策，并推行了一些改革。当然，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些东欧国家的局势也出现过反复，196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向极权体制回归、出现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与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的制度一直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除此之外，分析一下东欧各国1989年之前共产党政权经历过的危机之性质，也有助于理解这些国家九十年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欧的共产党国家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即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至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崛起)。在这三次危机中，反对极权统治的力量所要求的主要是民主和公民社会的生存，仅在较次要的层面上(当来自苏联的压力和约束日益增加时)，涉及到国家独立的问题。
而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三次主要危机(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闹翻、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从效忠于莫斯科变为效忠北京、1968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企图争得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其性质则明显不同，在这三次危机中，当时三国的共产党首脑一方面向莫斯科争取本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同时强化了国内的极权统治。
在中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再度复苏，无疑与那里的三次主要危机有关，也与七、八十年代的异议分子运动密切相关。米什尼克(Adam Michnik)说过，“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巴尔干地区原共产党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之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铁托、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政治遗产。而在1989年及随后之阶段，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则与以前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的存在有直接关系。但在东南欧的原共产党国家，由于以前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结果，在那里的民主化转型中，由前共产党变异而来的政党都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市场和公民社会
巴灵顿.莫尔有一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句名言提供了第二条线索来比较和评估中、东欧的制度转型。当然，由于共产党统治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在共产党统治的衰败阶段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深度不同，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时的状况本来就有差别(匈牙利和波兰是领先者，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落在了后面)。不过，中、东欧各国制度转型中最显著的差异其实表现在这一点上，即1989年后，是着手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还是选择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或者干脆推迟这一改革及私有化。
不同经济转型道路结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私有部门的相对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外贸、经济增长率和外国投资的数量上(在西方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差不多有一半投到了匈牙利)。在捷克有一百万家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匈牙利则有八十万家。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信息革命”的进步和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有直接关系，在这些部门“人力资本”的报酬较高(1989年以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捷克人相信，个人的成功要靠教育，而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二)。这些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部分原来的老党政干部(nomenklatura通过私有化过程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支撑着那里新的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词是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议人士运动中出现的。其原意是指由公民自我组织的、与极权统治相抗衡的社会活动(瓦斯拉夫.本达1978年说，公民社会是一个(与官方控制的“社会”)“平行的城邦(polis)”)。
自从共产党的统治瓦解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被赋予两个新的与民主化转型有关的含义。其一是试图将它与经济转型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在中欧的“右翼自由派”当中十分流行，它视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保障(在这里，英文的civil society在德文中所对应的是Buergergesellschaft)。
另一种新的理解则完全与市场经济脱钩了，它把公民社会等同于所谓的(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这种看法在“左翼自由派”当中相当盛行。按照这第二种理解，公民社会既区别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型活动，它比国家和市场都纯洁，既不会被权力污染(如在政治活动中)，也不会被金钱污染(如在市场型活动中)。
从前一种角度来理解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中欧国家更发达；而相对来说，在东南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非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就大得多，因为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半威权统治(如前南斯拉夫以及伊列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而能够抗衡这种半威权统治的中产阶级和政治反对派比较弱小，所以非政府部门的活动能够弥补这一缺陷。1993年以后斯洛伐克好象已经偏离了中欧模式，在该国最近的选举中，非政府部门这个“第三部门”充分显示了出它的作用，它能动员社会、并帮助反对派克服所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2]。
法治和“哈布斯堡因素”
过去十年中，法治与巩固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未得到重视；最近，关于“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现象之争论有助于重新强调法治在巩固民主制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所有的概括性表达往往有夸大自身重要意义之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法治、宪政主义和司法独立，在中欧国家比在巴尔干地区各国要发达得多。要解释这一差别，可以从这两类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新的政治精英接受西方的分权模式的程度不同等角度来找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奥地利在反对奥托曼帝国过程中形成的遗产。也许，称哈布斯堡王国的制度为自由制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的制度也不象沙皇俄国那样属于君主专制型，而是一种法治国家(Rechtsstaat)，属于依法治国的类型。在本世纪初，奥地利文献中(从Musil和Roth到Broch和Kafka)，最常涉及的就是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正统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矛盾等。哈布斯堡的法治传统对中欧的几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的法学研究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甚至更广泛地看，在政治文化方面，都能看出这一传统的延续。
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同样可以看到哈布斯堡法治传统的影响，那时，统治者开始接受对他们权力的某些限制，反对派则开始挑战这一统治，双方都是在尊崇国内和国际上依法行事诉求的名义下互动的。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更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前哈布斯堡王国的领域内，只有今天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比较缺少哈布斯堡法治传统，说明这一传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局限，但并不否认这一法治传统的历史影响。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民“同质性(homogeneity)”
在1989年，民主的回归过程与民族国家的回归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人民的主权和民族的主权变得无法区分。从这一点来看，1989年的历史是沿着1848年和1918年的足迹走的，并且再次肯定了这样的观念，即民族──国家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自然而又最合适的架构。从共产党统治的前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沿继下来的联邦主义相继解体，似乎也令人更相信这点。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偏执，同样也可能阻碍民主和法治，我们目前在原南斯拉夫所看到的就是如此。这是个古典的两难问题。
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Istvan Bibo)在一篇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The Misery of the Small Nations of Eastern Europe)的论文中，描述过这一古典的两难问题，“法西斯主义到处处于萌芽状态，接着就是政治大变动或政治幻想的出现，想把国家的存在和自由割裂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担心自由和民主会“威胁现存国家的基础”，这种恐惧成了民主的主要障碍；而1989年之后在巴尔干地区国家，这样的担忧无疑也是民主化转型偏离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东南欧国家相比，中欧国家之所以较少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它们的国民更同质(而那些国民比较不同质的地区，如斯洛伐克，恰恰就是民主化转型最不成功的地方)。历史上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曾是少数民族，但今天的波兰是个国民同质度很高的国家；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实现了这个波兰老民族主义右翼的梦想。同样地，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个没有犹太裔、德裔、甚至也没有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它在转型中最后还是经历了这一国民同质化的过程。斯洛文尼亚是唯一的一个从原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其民主化转型又与中欧模式相同的国家，它也没有多少少数民族人口。简言之，在中欧地区，半个世纪以前就完成了种族清洗；而在巴尔干地区，通过重建民族──国家而实现国民同质化的过程尚在进行。
以上的说法，就象恩耐斯特.盖奈(Ernest Gellner)所说的，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张。如果以为种族“同质性”是民主化的一个前提，那无疑是荒谬的。不过，将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以上情形加以比较，至少能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有不同的命运。
文化因素
这是关于民主发展的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可以回溯到韦伯(Max.Weber)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著作。如果看一下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结果的清单，是否能够推论说，西方的基督教与(中欧)的民主化转型的成功相关，而东正教与民主化、市场化进程的困扰相关呢?是否存在着某个案例，从而能够进一步推进韦伯的讨论呢?这一争论涉及到以下问题，教会依从于国家、东正教里宗教和种族认同的高度一致，是否确实是一种障碍，使得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公共空间难以出现。
自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在巴尔干地区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其观点不仅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波斯尼亚内战，而且也被用来分析西方的政策目标，但他的观点同样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文化和民主的关系这一命题已变得非常政治化、非常沉重。幸好，在信仰基督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主化遭遇到许多困难(而在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主化的进程却还是令人鼓舞的)，这样的事实倾向于否定亨廷顿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我的回应是，我拒绝文化决定论(特别是当持此论的人把文化的作用缩小到宗教的影响这样的狭窄方向时)，因为它会起误导的作用，且政治上是危险的；我也避免就此作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否则会把韦伯的经典社会学命题变成一种迷信式的戒律。
国际环境
中欧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国际环境是极为有利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俄国十分虚弱，其影响面正在缩小；德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个民主国家，而且与“欧盟”和“北约”一体化了；在这一地区也没有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有利因素的结合，是中欧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而与不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相比(那里不仅仅有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还有科索沃问题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威胁，以及长期以来的希腊──土耳其对立)，中欧地区更是得天独厚了。
中欧地区转型上的成功和巴尔干地区的困难代表着明显的分野。而欧洲──大西洋的一体化，即“北约”和“欧盟”同时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野。“北约”和“欧盟”都坚持要求，欲成为其成员国就必须满足民主化这一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认同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的“北约”和“欧盟”，都优先考虑西欧与中欧的一体化。没有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在争取加入“北约”或“欧盟”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北约”和“欧盟”不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会有什么后果，尚待观察。到目前为止，在“北约”和“欧盟”增收成员国的扩大阶段，谁能加入、谁不能加入，其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候选国民主化转型相对的成功。但在今后一个阶段，“北约”和“欧盟”的这个扩大过程，本身就可能在民主制度最脆弱的地区动摇民主化转型的进展。
【注释】
[1] 译者注:Ralf Dahrendorf是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是“冲突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2] 译者注:在这里，“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指的是，在一个政治精英和民众均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运作常识的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即针对民主素质不足的社会(有“民主‘赤字’”的社会)，补民主政治之课。
【编者注】
原文载于Journal of Democracy(Vol.10, No.1(January 1999):57-62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 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本刊编辑部获该刊许可全文翻译转载。此译文不得为其他中文刊物或网路杂志转载。)
确实，中、东欧各国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些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差别极大。不过，在这千差万别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趋势性现象。在欧洲的前共产党国家，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新的中欧(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亚)明显地代表着一种“成功”之路；而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却“脱轨”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变成了当务之急，同时旧体制及经济落后的残余影响也构成了民主化的障碍；而俄国则步履艰难地一面努力寻求后帝国时代的国家认同、一面在经济困境中摇摆(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民主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的动向)。
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不久，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曾给三个不同领域的变革设出不同的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
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看起来，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们成功地应对了这三个时间表各不相同的变革之挑战。在所有的中欧国家里，新建立的议会民主制成了唯一的政治游戏规则；经由全体政治力量的共同参与，新创立的宪政架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合法化了；更重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党体系的形成，为权力的平顺移转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私营部门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的贸易已达外贸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经济上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和社会上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网络的形成，公民社会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
这幅图景不仅与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除外)、而且与巴尔干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制度转型“脱轨”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由于内战以及前南联盟分解成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和生存力仍属疑问。显然，在那里，维持领土范围的正统性仍然是民主化转型的首要前提。
不过，不应该把南斯拉夫这种内战和民族冲突的局面，视为所有巴尔干地区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两年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局势的发展还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在保加利亚，1996底至1997年初，社会不满达到了顶点，这迫使无能而又腐败的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下台，提前实行大选后，为迟迟未能推进的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在罗马尼亚的一场姗姗来迟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右翼联盟的政府取代了由前共产党官员组成的政府(从原总统伊列斯库手中赢得权力的新总统康斯坦丁斯库说，“我们耽误了整整七年”)。但是，这个新政府执政两年来，在改革上仍然乏善可陈。
如果把中欧国家的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作一比较，称前者为稳固的民主化，而称后者为一种“无自由的民主”，那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就正好处在这两极的中间状态，斯洛伐克也是如此。当然，很难用单一因素来说明上述转型过程的多样化结果，只有综合地考虑到多个要素和不同假说，才能理解转型期当中的不均衡发展。
共产党体制的遗留影响
虽然1989至1991年期间政治局势变化的特点(是渐进的还是突变的、是上层相互妥协的结果还是由下而上促成的)，对民主化转型有重要影响，但是，对民主化成功转型之长期前景影响更大的，还是转型前共产党政权的特性及其在社会中留下的烙印的深度。
例如，在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后所实行的是最严酷的极权统治；而在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以后当局则实行了较为调和的政策，并推行了一些改革。当然，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些东欧国家的局势也出现过反复，196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就曾向极权体制回归、出现了所谓的“正常化”时期，而南斯拉夫的情况则与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六十年代开始南斯拉夫的制度一直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除此之外，分析一下东欧各国1989年之前共产党政权经历过的危机之性质，也有助于理解这些国家九十年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欧的共产党国家经历过三次大的危机(即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1980至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崛起)。在这三次危机中，反对极权统治的力量所要求的主要是民主和公民社会的生存，仅在较次要的层面上(当来自苏联的压力和约束日益增加时)，涉及到国家独立的问题。
而巴尔干地区共产党国家所经历的三次主要危机(1948年南斯拉夫的铁托与斯大林闹翻、1961年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从效忠于莫斯科变为效忠北京、1968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企图争得外交政策上的独立性)，其性质则明显不同，在这三次危机中，当时三国的共产党首脑一方面向莫斯科争取本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自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同时强化了国内的极权统治。
在中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再度复苏，无疑与那里的三次主要危机有关，也与七、八十年代的异议分子运动密切相关。米什尼克(Adam Michnik)说过，“民族主义是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巴尔干地区原共产党国家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之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铁托、霍查和齐奥塞斯库的政治遗产。而在1989年及随后之阶段，中欧国家新的政治精英的出现，则与以前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的存在有直接关系。但在东南欧的原共产党国家，由于以前几乎不存在有组织的民主派反对运动，结果，在那里的民主化转型中，由前共产党变异而来的政党都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获胜。
市场和公民社会
巴灵顿.莫尔有一句名言，“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句名言提供了第二条线索来比较和评估中、东欧的制度转型。当然，由于共产党统治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在共产党统治的衰败阶段开始的经济改革之深度不同，这些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时的状况本来就有差别(匈牙利和波兰是领先者，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落在了后面)。不过，中、东欧各国制度转型中最显著的差异其实表现在这一点上，即1989年后，是着手进行激进的市场化改革，还是选择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或者干脆推迟这一改革及私有化。
不同经济转型道路结果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现在私有部门的相对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外贸、经济增长率和外国投资的数量上(在西方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差不多有一半投到了匈牙利)。在捷克有一百万家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匈牙利则有八十万家。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信息革命”的进步和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有直接关系，在这些部门“人力资本”的报酬较高(1989年以前，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捷克人相信，个人的成功要靠教育，而今天持这种看法的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二)。这些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部分原来的老党政干部(nomenklatura通过私有化过程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的过程，支撑着那里新的市场经济。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词是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议人士运动中出现的。其原意是指由公民自我组织的、与极权统治相抗衡的社会活动(瓦斯拉夫.本达1978年说，公民社会是一个(与官方控制的“社会”)“平行的城邦(polis)”)。
自从共产党的统治瓦解后，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被赋予两个新的与民主化转型有关的含义。其一是试图将它与经济转型等同起来，这种看法在中欧的“右翼自由派”当中十分流行，它视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保障(在这里，英文的civil society在德文中所对应的是Buergergesellschaft)。
另一种新的理解则完全与市场经济脱钩了，它把公民社会等同于所谓的(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这种看法在“左翼自由派”当中相当盛行。按照这第二种理解，公民社会既区别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型活动，它比国家和市场都纯洁，既不会被权力污染(如在政治活动中)，也不会被金钱污染(如在市场型活动中)。
从前一种角度来理解的公民社会概念在中欧国家更发达；而相对来说，在东南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中，非政府部门的重要性就大得多，因为在这些国家，仍然存在着半威权统治(如前南斯拉夫以及伊列斯库领导下的罗马尼亚)，而能够抗衡这种半威权统治的中产阶级和政治反对派比较弱小，所以非政府部门的活动能够弥补这一缺陷。1993年以后斯洛伐克好象已经偏离了中欧模式，在该国最近的选举中，非政府部门这个“第三部门”充分显示了出它的作用，它能动员社会、并帮助反对派克服所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2]。
法治和“哈布斯堡因素”
过去十年中，法治与巩固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未得到重视；最近，关于“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现象之争论有助于重新强调法治在巩固民主制度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虽然，所有的概括性表达往往有夸大自身重要意义之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地说，法治、宪政主义和司法独立，在中欧国家比在巴尔干地区各国要发达得多。要解释这一差别，可以从这两类地区不同的政治环境以及新的政治精英接受西方的分权模式的程度不同等角度来找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即奥地利在反对奥托曼帝国过程中形成的遗产。也许，称哈布斯堡王国的制度为自由制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的制度也不象沙皇俄国那样属于君主专制型，而是一种法治国家(Rechtsstaat)，属于依法治国的类型。在本世纪初，奥地利文献中(从Musil和Roth到Broch和Kafka)，最常涉及的就是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正统性(legitimacy)与合法性(legality)之间的矛盾等。哈布斯堡的法治传统对中欧的几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国家的法学研究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甚至更广泛地看，在政治文化方面，都能看出这一传统的延续。
在这些国家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同样可以看到哈布斯堡法治传统的影响，那时，统治者开始接受对他们权力的某些限制，反对派则开始挑战这一统治，双方都是在尊崇国内和国际上依法行事诉求的名义下互动的。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更证实了这一趋势。在前哈布斯堡王国的领域内，只有今天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比较缺少哈布斯堡法治传统，说明这一传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局限，但并不否认这一法治传统的历史影响。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民“同质性(homogeneity)”
在1989年，民主的回归过程与民族国家的回归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人民的主权和民族的主权变得无法区分。从这一点来看，1989年的历史是沿着1848年和1918年的足迹走的，并且再次肯定了这样的观念，即民族──国家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自然而又最合适的架构。从共产党统治的前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沿继下来的联邦主义相继解体，似乎也令人更相信这点。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的偏执，同样也可能阻碍民主和法治，我们目前在原南斯拉夫所看到的就是如此。这是个古典的两难问题。
在二次大战结束时，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Istvan Bibo)在一篇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The Misery of the Small Nations of Eastern Europe)的论文中，描述过这一古典的两难问题，“法西斯主义到处处于萌芽状态，接着就是政治大变动或政治幻想的出现，想把国家的存在和自由割裂开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担心自由和民主会“威胁现存国家的基础”，这种恐惧成了民主的主要障碍；而1989年之后在巴尔干地区国家，这样的担忧无疑也是民主化转型偏离正常轨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东南欧国家相比，中欧国家之所以较少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原因之一就是今天它们的国民更同质(而那些国民比较不同质的地区，如斯洛伐克，恰恰就是民主化转型最不成功的地方)。历史上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曾是少数民族，但今天的波兰是个国民同质度很高的国家；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帮助，实现了这个波兰老民族主义右翼的梦想。同样地，今天的捷克共和国，是个没有犹太裔、德裔、甚至也没有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它在转型中最后还是经历了这一国民同质化的过程。斯洛文尼亚是唯一的一个从原南斯拉夫独立出来、其民主化转型又与中欧模式相同的国家，它也没有多少少数民族人口。简言之，在中欧地区，半个世纪以前就完成了种族清洗；而在巴尔干地区，通过重建民族──国家而实现国民同质化的过程尚在进行。
以上的说法，就象恩耐斯特.盖奈(Ernest Gellner)所说的，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而不是一种主张。如果以为种族“同质性”是民主化的一个前提，那无疑是荒谬的。不过，将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以上情形加以比较，至少能够部分地说明，为什么这两个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有不同的命运。
文化因素
这是关于民主发展的最古老的争论之一，可以回溯到韦伯(Max.Weber)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经典著作。如果看一下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结果的清单，是否能够推论说，西方的基督教与(中欧)的民主化转型的成功相关，而东正教与民主化、市场化进程的困扰相关呢?是否存在着某个案例，从而能够进一步推进韦伯的讨论呢?这一争论涉及到以下问题，教会依从于国家、东正教里宗教和种族认同的高度一致，是否确实是一种障碍，使得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公共空间难以出现。
自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在巴尔干地区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其观点不仅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波斯尼亚内战，而且也被用来分析西方的政策目标，但他的观点同样也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此，文化和民主的关系这一命题已变得非常政治化、非常沉重。幸好，在信仰基督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民主化遭遇到许多困难(而在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主化的进程却还是令人鼓舞的)，这样的事实倾向于否定亨廷顿的观点。
在这一问题上，我的回应是，我拒绝文化决定论(特别是当持此论的人把文化的作用缩小到宗教的影响这样的狭窄方向时)，因为它会起误导的作用，且政治上是危险的；我也避免就此作政治正确性的判断，否则会把韦伯的经典社会学命题变成一种迷信式的戒律。
国际环境
中欧国家民主化过程的国际环境是极为有利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俄国十分虚弱，其影响面正在缩小；德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个民主国家，而且与“欧盟”和“北约”一体化了；在这一地区也没有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有利因素的结合，是中欧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而与不稳定的巴尔干地区相比(那里不仅仅有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还有科索沃问题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威胁，以及长期以来的希腊──土耳其对立)，中欧地区更是得天独厚了。
中欧地区转型上的成功和巴尔干地区的困难代表着明显的分野。而欧洲──大西洋的一体化，即“北约”和“欧盟”同时扩大，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野。“北约”和“欧盟”都坚持要求，欲成为其成员国就必须满足民主化这一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认同民主的西方价值观的“北约”和“欧盟”，都优先考虑西欧与中欧的一体化。没有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在争取加入“北约”或“欧盟”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北约”和“欧盟”不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对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化会有什么后果，尚待观察。到目前为止，在“北约”和“欧盟”增收成员国的扩大阶段，谁能加入、谁不能加入，其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候选国民主化转型相对的成功。但在今后一个阶段，“北约”和“欧盟”的这个扩大过程，本身就可能在民主制度最脆弱的地区动摇民主化转型的进展。
【注释】
[1] 译者注:Ralf Dahrendorf是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是“冲突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2] 译者注:在这里，“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指的是，在一个政治精英和民众均缺乏民主政治理念和运作常识的国家，推行民主化的过程中有许多方面需要“补课”，即针对民主素质不足的社会(有“民主‘赤字’”的社会)，补民主政治之课。
【编者注】
原文载于Journal of Democracy(Vol.10, No.1(January 1999):57-62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 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本刊编辑部获该刊许可全文翻译转载。此译文不得为其他中文刊物或网路杂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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