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过的人，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大概都不陌生；而经历过文革和其他政治运动的人，对“全面专政”的高压统治恐怕至今仍心有余悸。反思过去，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中国所缺乏的是民主和法治，但却往往将此欠缺归因于“封建专制主义”[1]的影响。笔者承认，中国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确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着更大和更为直接影响的，则是来自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虽然中共近年来强调民主与法制，可是，如果不能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就难免受到这种过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束缚，就不可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和依法治国，还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本文利用大量历史资料，考察俄、中两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成、发展及其后果，比较两者之异同，并试图揭示出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特征。顾准先生曾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仅望此一抛砖引玉式的研究，能对国人准确地认识切近的历史和把握现实有所助益，或许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所启示。 

    在回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之前， 有必要先简要地考察一下“专政”一词的涵义。专政(dictatorship)这个术语是由“dictatura”一词衍生而来，原意是指古罗马在国家危急状况下某公民被暂时赋予执掌行政、立法最高权力的一种政体。后经若干历史演变，其词义逐渐发生了改变，通常是指用武力夺取政权或在危机时攫取临时政权的个人或小集团，依恃暴力维持长期乃至终身的、专制的、独裁的、有时是暴虐的统治。是以，人们往往把专政视为民主的反义词。 

    从十八世纪末始，专政被赋与了新的内容，如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国民公会专政”、稍后巴贝夫提出的“劳动人民专政”、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中出现的民众专政等。于是，“专政”有时就成了有多数人支持的革命民主的代名词。至于中国有个别学者把所有的专政都说成是“民主”，甚至把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制度也称为“封建制的民主”[2]，显然是谬解。但专政除了表明一种政体外，也可以表示国家的阶级性质，即国体，则大体上是不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1850年他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里提到了“工人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852年在“致魏德迈的信”中，他明确地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根据H. Draper的研究，马克思首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是一种“隐喻”的用法，这一方面反映了刚过去不久的欧洲革命中出现的专政，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工人运动中也流行着各种专政的主张[3]；Draper从而确认，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外乎他和恩格斯早些时候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表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不是指一个人、一个小集团或一个党的统治。[4]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但是，他这里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其实指的是国家政权的性质，没有谈到专政将采何种形式，即未涉及政体问题。只是在有了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公社政权的尝试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分析和总结其经验时，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直接掌握政权、实行议行合一的直接民主制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形式。恩格斯后来在为这部著作写的一篇序中说:“先生们，您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把巴黎公社树为那个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典范。后来恩格斯肯定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5]，但没有对这种“特殊形式”作出进一步阐释。不难看出，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象他们所有的政治理论一样缺乏系统性[6]。在实践上，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政权仅在一个城市中短暂地存在，而且是失败了的样板，实难成为效仿的范式。 

    真正对二十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在俄国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所以，了解其发生、发展和衰变的原因和历程，对数十载“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人来说，就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上篇)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暴力夺取政权   

    俄国的红色政权是在暴力革命中诞生的。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爆发了人民自发的大规模起义，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当这场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尚远离革命中心。虽然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号召交战国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但对自己祖国发生的革命还是感到突然。[7] 尽管如此，列宁一回到俄国就立刻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号召迅速将这场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准备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不久，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在7月初试图借苏维埃之名夺取政权，取代二月革命后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协议组成的临时政府。由于那时在各苏维埃中占多数并控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人，而且苏维埃领导机关也反对起义，那次夺权尝试失败了。 

    若以为十月革命只是一场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政变，这种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十月革命还是一场用暴力确立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内的领导权的举动。虽然当时由社会革命党人、前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克伦斯基领导的、其成员大部分为社会主义者的临时政府已相当左倾，但由于这届政府依然拖延召集立宪会议，使结束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已尽失民意。有各进步政党参加的共和国临时议会亦准备抛弃它了；况且，布尔什维克由于许诺给人民以面包、土地及和平，从9月起陆续掌握了几个大城市的苏维埃，预定要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将占多数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大会极可能作出将国家政权从临时政府转移至苏维埃的决议。但那样一来，投票选出的将是由苏维埃内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这恰恰是列宁所不愿看到的。他从暂时藏身的芬兰一再去信，催促党中央组织武装起义。他认为党能够、而且必须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等待苏维埃二大召开将是极端愚蠢、彻底背叛的行为。但由于党中央没有多少人支持他的计划，他的信差点被毁弃。那时基层党组织的报告也显示，工人和士兵并不愿为一个党举行起义，除非苏维埃受到威胁他们才会行动。 

    10月底列宁亲自参加了党中央会议，促使党中央决定起义。关于起义的决议把这一行动的正当性和紧迫性归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增长的国际形势和克伦斯基要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的军事形势[8]。在苏维埃二大召开前夕的11月6日，列宁迫不及待地敦促:“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等待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不确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9] 虽然他辩称夺取政权不是反对苏维埃，但很显然提前起义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将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强加给苏维埃，由一党掌握绝对权力。 

    11月17日，一些受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Red Guards，早年曾被译成红卫兵）、卫戍部队士兵和海军水兵占领了军事要地和通讯、交通枢纽，解散了临时议会，并攻打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这次暴动远没有二月革命那样的广泛的群众参与，负责军事指挥的托洛茨基承认，整个起义不过是像一场政变那样的一系列预先策划和安排好的行动。最热闹的场面是群众、部分赤卫队员和士兵哄抢冬宫地窖里的酒。紧接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隆隆炮声中开幕，当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们因抗议布尔什维克用军事阴谋决定政权归属问题而退出大会时，托洛茨基无情地要他们“滚进历史的垃圾堆”[10]，一个以列宁为首的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立即宣告组成。 

    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民主国家的主权应当属于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用武力及阴谋篡夺的权力虽能强迫人民服从，却没有合法性。可是，布尔什维克把这种武力夺权行为称为革命，并且公然宣称，暴力革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这样诞生了。 

二、乌托邦式的蓝图   

    夺权政权前夕，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不久，其有关暴力革命的论述就因武装起义的成功变为令他愉快的“革命的经验”。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特别是关于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并加上自己的发挥，为在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描绘出的一幅蓝图：用国家的命令剥夺剥夺者，使劳动人民成为一切财产的集体所有者；由于国家管理被简化为监督、计算等职能，一般社会成员都能参加管理；应当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制和撤换制，只需付给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镇压剥削者反抗的国家机器虽有必要，但只需要很简单的“机器”，可以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这种特殊力量，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群众的组织；用兼管立法和行政的苏维埃来代替议会制。他深信，通过这种新型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逐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最终使国家消亡。尽管列宁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还不那么完美，但也是相当令人向往的乌托邦。 

    然而，照马、恩原来的想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成熟革命应当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生产关系不能容纳之时。可是，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11] 列宁早年说过，“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12] 二月革命前，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俄国落后的生产力不足以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甚至有人认为，即使在不久的将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对于整个人类来说，生产力还未充分发展”。[13] 

    但“一战”的爆发使布尔什维克相信，战争带来的灾难会促使各国无产阶级起义，同时大战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而后者是“ 社会主义的入口”，因此“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4]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和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革命的论断，以及一些机会主义的策略，使落后的俄国匆匆迈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之途。然而，理想原则和客观现实间的巨大差距，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绘的美好蓝图与其在俄国的实施南辕北辙。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正如韦伯(Max Weber)正确地指出的，马克思所有的规律和发展的概念是“理念型”的，在它能够在“经验事实的汪洋大海中安全航行”之前，无法证明其有效性和正确性。[15]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亦为一种唯理主义的设想，缺乏可行性，故其在俄国的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和暴露出无法克服的巨大矛盾和弊病，以致最终翻了船。 

三、多数人专政还是少数人专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大多数人统治的“ 民主制度”，他们认为，当时只有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占人民的多数，在其他欧洲国家只能间接地建立。[16] 而在俄国，工人约占总人口的2％。[17] 普列汉诺夫深信，如果工人阶级在那种情况下夺取政权，只能导致“以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专制暴政”。1917年4月列宁还说，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压倒无产阶级，后者不仅人数少，还缺乏觉悟性和组织性。到了十月革命爆发之时的11月，这一基本情况并无变化。可是，布尔什维克仍然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了政权，实行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曾许诺，无产阶级专政“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布尔什维克经常声称拥有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因而是代表多数人实行统治。可是，1917年底举行的俄国历史上首次全民普选──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却显示，多数人民（主要是农民）选择了社会革命党。该党（不包括其左翼）在立宪会议中共赢得370席；布尔什维克党得到的选票仅占24％，获得175席。[18] 这个选举结果令以人民名义实行专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十分尴尬，而且它掌握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19] 但丝毫不受任何民主规则束缚的列宁宣称，工人阶级不应当服从农民多数，在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期，“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20] 

    于是，苏维埃政府以解散立宪民主党、逮捕和暗杀当选的反对党代表等手段，企图阻挠立宪会议的召开。但在人民的压力下，立宪会议仍于1918年1月18日开幕。是日上午，数万群众不顾戒严令、游行支持立宪会议，队伍行进中突遭设伏士兵的机枪扫射，死伤数十人。高尔基将这次流血事件与1905年沙皇对人民的屠杀相比，愤怒地谴责下令开枪屠杀和平示威者的人民委员们，称这些“人民委员”以“要么我们掌权，要么将消灭所有一切”的心态，“扼杀整个俄国的民主”。[21] 立宪会议开会期间，厅旁长廊里的武装警卫不时用枪向他们不喜欢的发言人瞄准、比划。首次会议尚在进行，一名水兵便奉上级命令、以“警卫累了”为借口，强迫代表们离场休会。次日苏维埃政府就正式颁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切完全是预谋的，一名布尔什维克在会前就声称，若立宪会议变得难以驾驭，“我们可能不得不用刺刀来解散它”。[22] 排除了立宪会议这个布尔什维克掌权的障碍后，列宁说“民主共和制、立宪会议、全民选举等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23]，把民主的具体形式和原则统统抛掉了。 

    布尔什维克自称，解散立宪会议是为了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随后召开的苏维埃三大上，列宁宣称，“从今以后，指挥一切的是大老粗，剥削者必须听从他们”。他还对到政府来询问的工农代表说，“你们自己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24] 在这样的政策和“剥夺剥夺者”的口号鼓励下，一部分贫民怀着仇恨和报复心理，肆无忌惮地抢夺、没收、烧毁“富有阶级”的包括生活资料在内的财产，对被视为上等阶级的人殴打、羞辱乃至杀害。在街头，有一些群众甚至把穿戴讲究、戴眼镜的布尔什维克也当作资产阶级分子加以袭击。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列宁在“四月提纲”里解释说，原来党的名称中的“民主”在科学上不正确，“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可能自己统治自己的”；如果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就会成为一种妨碍和欺骗，因此必须脱掉这件可爱的、肮脏的衬衫。[25] 去掉了民主的束缚，共产党便可放手实行赤裸裸的阶级专政了。 

    是年夏公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明文规定，剥夺那些使用雇佣劳动或靠租金为生的人、私商、前政府官员、警察以及神职人员的公民权。因界定这些人的法律概念不明确，实施中往往把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和在前政府工作的一般职员等都当作剥削阶级。[26] 列宁认为，“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27]，这助长了民众中原有的反智主义思潮和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以致一般知识分子也多被视同资产阶级，甚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政治娼妓”[28]，遭到非人待遇。上述各类人占市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韦伯夫妇认为，“政治民主代表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居民”是“浅显的、无可争议的事实”。[29] 无疑，剥夺了许多居民的公民权也就破坏了民主。 

    在俄国这个农民约占总人口85％的国度，布尔什维克深知，必须与广大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巩固政权。因此，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采用了社会革命党拟订的、反映了大多数农民愿望的废除土地私有制、土地归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的纲领。当农民尚处在得到土地的兴奋之中，就发现共产党开始向自己开刀了。1918年春，城市发生了饥荒，这被归因于富农的囤积居奇；一些贫农也被指责受富农收买和腐蚀而私下买卖粮食。于是，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垄断制、取消自由贸易和一切市场。因嫌农村苏维埃（首领多为原村社长老）执行征粮政策不得力，党遂在城市贫民中征召征粮队到农村去搜集余粮，用列宁的话讲就是进行“十字军讨伐”。主要由失业工人、退伍士兵和城市游民组成的征粮队到农村后，往往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搜刮一空，还捆绑、拷打甚至杀害拒不交粮的农民。有些特别坏的征粮队员被农民视为“伊凡雷帝的狗腿子”。 

    是年夏，俄共声称要实行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贫苦农民的联合专政，掀起了所谓的农村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广泛地建立“贫农委员会”，其成员多为原农村公社之外的非耕种者。“贫农委员会”经常诬指那些辛勤劳动、有所收获的农民为“富农”，任意地勒索农民的生活资料供自己享用，还非法逮捕、刑讯农民，甚至强奸农妇。“贫农委员会”还协助征粮队搜粮。农民对这种有组织的抢劫忍无可忍，不断起义反抗。 

    以后列宁多次谈到，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粮食的占有者，“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针对社会革命党提出的工农平等、粮食自由贸易等要求，他的回答是，“为了拯救工人，应当不惜牺牲一切......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法才说工人和农民是不平等的。”他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国家不能同“劳动的人民国家”相提并论。列宁强调，“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30] 这里，要向谁实行专政不言自明。 

    对农民的严厉措施导致农民的极大不满和农村经济的严重破坏，1921年苏俄政府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并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以对农民让步；但与此同时仍然残酷镇压了各地的农民暴动。由于工业品奇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不愿以低价供应城市食物。于是，斯大林发明了“贡赋”说法，说农民必须对国家工业化缴纳贡赋。当时，党内的布哈林、托姆斯基等批评这种政策，认为倘若农民要付贡赋，便意味着农民等于是贡民，是被剥削、压迫的；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农民就不算公民、而是臣奴。斯大林不管这些，在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甚至动用保安武装力量包围和驱逐反抗和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村庄和农户，迁蓰乃至从肉体上消灭富裕农民。根据秘密警察报告，在一些地方，有些苏维埃和党的基层干部以及派来推行集体化的工人拿走富农和中农家里的衣物，甚至直接从孩子们头上夺帽子、从农民脚上扒鞋子；发现食物和酒便当场吃喝。农民们被迫团结起来，拒绝被划分为富、中、贫农，并激烈抵制集体化政策。有的农民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31] 在集体化导致的三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饥饿的农民无所不食，剥树皮、拣马粪中的麦粒、掘坟吃新尸、甚至吃自家刚死的孩子。农村饿孚遍地，仅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途就收集了一整列车的尸体；许多村庄因人死绝而被焚烧。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令士兵严守粮仓，不仅不赈灾，反在大灾之年增加粮食出口。1932年更建立起国内户口制度，限制农民流到城市觅食。有的官员甚至说，饿死数百万农民照样建设社会主义[32]，根本不把农民当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曾说：“我们并不期望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显而易见，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专政。 

四、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若实行专政的少数人真是当时仅占人口少数的工人阶级，这样的专政或许尚能勉强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他们还认为，工人阶级经过大生产的训练，足以胜任管理国家的任务，因而指出新型国家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列宁也说过，要在破坏旧的国家机器后“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那么，苏维埃俄国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苏俄政府虽非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政府起初对二月革命后相继成立的工厂委员会工人管理的自发要求和做法作了让步。第一批法令中“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企业中由工人和职员直接或由选举的代表间接对生产、贮藏和买卖实行监督。可是全面施行这一“条例”的结果却是，许多工人认为“工人监督”就是工人有权像农民分土地一样地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于是给自己增加工资或私拿工厂产品，引起物价上涨；不少工人在工作时间内、以工厂的工具原料制作产品，或直接从工厂盗窃物品，到黑市或农村与农民交换食物，导致工厂的缺勤率上升（平均约30％，个别企业高达80％）；众多工人根本无视旧厂主和工程师的管理，生产秩序极为混乱，机器得不到保养、修理，任其锈废。工人“监督管理”工厂的政策使得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工人们因没有得到政府许诺的足够的面包和生活必需品，以及不满一党独裁统治，纷纷示威抗议。1918年5月，科尔皮诺苏维埃机关的卫兵向示威工人开枪，引发了一波工人的罢工浪潮。在有数十万成员的“工厂代表非常会议”的领导下，工人在示威中提出了进行民主改革、给予公民自由权等政治要求，莫斯科的一次四千余铁路工人的集会甚至要求结束布尔什维克的统治。[33] 政府马上对工人采取了严厉措施，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实行军管，禁止集会、逮捕甚至枪毙罢工领导人。某工会发表的文章谴责道，“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苏维埃政府，竟以各种镇压手段，包括刺刀，来对付不听话的无产阶级”。[34] 

    鉴于“工人监督”和罢工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政府决定在企业里实行一长制，给高级技术专家高薪以吸引他们参加管理，同时要求工人加强劳动纪律。1918年6月颁布的大工商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标志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开始。列宁此时改而大谈运用“强迫手段”使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甚至要在工厂中采用资产阶级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残酷手段──泰罗制；他还号召发动对想少工作多赚钱的工人、以及所谓的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和“特权工人集团”的斗争，“惩处”工人中间的“坏蛋”；他说，“ 专政就是铁一般的政权”，对社会上数量非常多的有盗窃、 投机等行为的坏分子也要使用“铁的手腕”，甚至“就地枪决”。[35] 于是，在列宁眼中，工人不再那么“先进”了，而是变得又落后又邪恶。托洛茨基甚至主张实行劳动军事化，他声言，“劳动者的国家认为自己有权把每个工人送到需要他工作的地方去。......劳动者的国家有惩治那些拒绝履行劳动义务的工人的权力”。 

    对于这些措施，共产党内的民主集中派领导人批评道，“完全的军事化必然要限制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必然把人完全束缚在生产上。”这等于是告诉工人，“你现在不是公民”了。[36] 然而，党内的这种批评丝毫未能阻碍党的“九大”通过了“要对所有懒汉、寄生虫、扰乱者进行镇压。......采用强制劳动制度是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方法”的决议。政府还无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要求工人们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在工作时间以外无报酬地“义务劳动”。[37] 高强度、长时间的强迫劳动使工厂变成了劳动营。 

    到内战即将结束的1920年，工人们对政府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非常愤怒。英国哲学家罗素随英国工人代表团访俄时发现，一些工人认为自己是尚未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奴隶。[38] 这一年全国约有四分之三的工厂发生了罢工。列宁和托洛茨基承认，共产党已失去了工人的支持；季诺维也夫甚至估计约90％到99％的产业工人是反共的追随者。[39]他们认为，工人不应罢工反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不应有自己独立的组织。在11月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提议，由国家委派所有工会官员，使工会政府化；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则反对用国家机器吞并工会；而列宁希望把工会降为社会服务和教育组织，同时发挥监督作用，但主张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他深知，由于孟什维克党在工会中有强大影响，独立工会的存在对共产党是严重的威胁。次年政府用强力解散了不驯从的工会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并镇压工人的抗议。托洛茨基声称，党有权力和义务坚持和维护其专政，不管群众的自发情绪和暂时的摇摆，也不管专政暂时与一时流行的工人民主情绪相冲突。[40] 

    俄共批评了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压制了工人反对派、取缔了孟什维克党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处理工会问题，党中央甚至无视一贯亲布尔什维克的冶金工人工会的投票结果，强行按党提名的人选任命工会委员会。从此工会彻底丧失了独立性，工会为工人利益所从事的活动一旦被认为与党的利益和政策相冲突，就被禁止和镇压。首任工会负责人托姆斯基被解除职务后，工会完全失去了为工人的利益与厂方谈判的能力和压力；其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增加报酬的功能让位于协助当局督促工人完成生产定额；工会领导机构的组成也完全听命于党。 

    共产党员在工会领导机构中的比例大大高于在工会会员中的比例。1924年出席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有98.9％是党员，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全是党员。[41] 列宁承认，“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42] 结果工会沦为党控制工人的工具。根据国家保安局的报告，在二、三十年代工人们普遍拒绝与党控制的工会合作。[43] 

    工人民主、工人管理的幻想破灭后，代之以对工人的严密监管和对工人罢工的无情镇压；取消一切独立、自治的工会后，代之以党控制的官办工会。工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名义上的主人翁实际上处于可悲的奴隶状态，这实际上是对工人阶级的专政。1921年10月列宁干脆宣布，在陷于内战、外国干涉和经济崩溃的国家里，俄国产业工人由于极度贫穷和灾祸而堕落，“已不再成为无产阶级了”。[44] 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又由谁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 

五、苏维埃──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   

    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是苏维埃；斯大林甚至说苏维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45] 苏维埃(俄文原意为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起初不过是一些指导罢工的委员会。那时担任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孟什维克党人托洛茨基曾形容苏维埃为“革命政府的胚胎”。而当时苏维埃的革命自发性和原始民主性并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胃口，列宁甚至说，如果起义组织得更好些，苏维埃可能就成为多余的了。但二月革命后列宁却提出，苏维埃是人民自己创造的“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46] 那时各地苏维埃的许多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且代表性不均衡。例如，首届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每一千个工人选一名代表，每个连队士兵约一百人选一名代表；结果，士兵代表达两千名，而工人代表却只有八百人。以后的苏维埃也只代表工农兵，并没有广泛的社会性。显然，苏维埃实际上是阶级的战斗组织而非合适的政权机关。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是假借苏维埃的名义夺取政权的。一旦政权到手，列宁便私下说苏维埃不过是“无用的摆设”，对之不屑一顾。虽然苏维埃按说应是象巴黎公社那样的把立法和执法职能结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可实际上它既无行政权、又缺乏立法监督权。1917年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由工农临时政府负责准备和起草各种法律、法令，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修改、取消或推迟发布政府的任何决定的权力。几天以后，几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代表便指出，政府并未按法定程序将公布的法令提交苏维埃执委会审议和批准。[47] 

    1918年颁布的苏维埃宪法虽规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立法、行政机构，但布尔什维克以保卫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形式约定为借口，无视苏维埃的权力。苏维埃执委会很少开会，政府则总揽大权，几乎每日必会。在1917至1918年间政府颁布的480项法令中仅有68项被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其执委会审议通过，以后政府更是经常绕过最高苏维埃、颁布自己规定的法律和法规。[48] 1924年宪法的有关规定使党操纵的苏维埃主席团在休会期间拥有最高立法、执法和行政权，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执委会的权力架空。此后的宪法虽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但苏维埃无权的情况并无任何改善。 

    列宁反对三权分立的思想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认为，分权反映了不同阶级对统治的争夺；而他们之所以提出议行合一的原则，除了以为无产阶级统治不必分权，还出于确保人民主权即立法权对行政权绝对支配的考虑。但在象俄国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制根本行不通，以致列宁虽口说议行合一，实际上他也把苏维埃视为“代议机构”，实权掌握在行政机构手中。由于议行合一否定了权力制衡原则，反使行政机构得以僭越、攘夺立法机关的权力而不受后者的制约。这完全违背了马、恩关于社会制约国家的初衷。 

    苏维埃本应有充分的代表性，至少应该有反映不同劳动人民利益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巴黎公社就是由蒲鲁东派、布朗基派等不同派别联合掌权的。十月革命前，列宁还说要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验他们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权力到手后他又说，因为在苏维埃二大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占了多数，才由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政府的；以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49]，似无垄断政权之意。可是在1918年6月，共产党把持的苏维埃中执会先是以反革命罪名把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代表从苏维埃中开除，后来又驱逐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逮捕和枪毙了其中的许多人。到了1921年则干脆取缔了这些政党，从而实现了一党对苏维埃的垄断。到了三十年代，流放中的托洛茨基才又主张恢复苏维埃内的政党自由，可那时早就不存在、也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了。 

    地方苏维埃起初有一定的群众参与和自治性。鉴于苏维埃有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各地苏维埃又组织松散，常不服从中央，俄共领导人声称绝不能用苏维埃取代党、使党适应苏维埃的社会民主，而是决定用党的组织系统来对苏维埃实行集中统一领导。1919年俄共八大议决:“俄国共产党应当单独掌握苏维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并对其一切工作实行监督”；在苏维埃内成立党组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参加苏维埃工作的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组并严格服从党的纪律。[50] 列宁更提出“在苏维埃内部确立巩固的共产主义者多数”[51]。各级党组织靠包办选举控制了从基层到高层苏维埃的人员组成。起先，基层选举单位是按经济和生产单位划分，多采取举手表决的选举方式。后虽在1936年改采秘密投票方式，但每个选区只许有一个候选人，无人敢在选票上划掉党选择的候选人。结果，各级苏维埃的绝大多数代表是共产党员（除农村一度例外），在最高苏维埃中党员比例尤高[52]，工人代表很少，约半数是党政军警高级官员，包括绝大多数的党中央委员。他们多被安排当选，与所代表的选区毫无联系。这样党牢牢地控制苏维埃就有了组织保证。 

    人民没有真正的选择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权利，并因缺乏罢免的途径和程序、也无法“随时撤换”所不满意者。苏维埃代表多因其政治态度或地位而当选，故代表中缺少专业人才，议政能力差，也无法真正地代表民意。后来虽然中央执委会设立了数个专职委员会，雇用了许多职员，仍难行使立法监督的功能。苏维埃的功能不彰，还因为有在苏维埃中央全会上限制辩论的规则。列宁讲过，苏维埃不是“清谈馆”。可是议论和争论是政治的固有特性，密尔在《代议制政府》里指出，“我不知道代议制议会怎样能比在谈论中工作得更好”。苏维埃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不同的意见无法充分讨论，便形同虚设，不过是表决拥护、认可党和政府决定的橡皮图章，是党用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的外部装饰品。 

    列宁曾坦承，由于俄国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的利益服务，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自己来实行管理的机关。”托洛茨基则更直言不讳，“苏维埃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成为可能”。后来他才醒悟，“党使苏维埃在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人实质上已取消了苏维埃制度”[53]。 

六、从一党专政到党的领袖独裁  

    只有了解列宁关于党的理论，才能透彻地理解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Meyer指出，列宁对党组织的强调是他全部观点的“核心”。[54] 在写于1902年的《怎么办》中，列宁完全违背了马、恩关于无产阶级组成独立的政党以及真正的政党即是群众性政党的观点。列宁断言，工人只能自发地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不可能自动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有依靠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社会主义。他主张建立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密组织、铁的纪律的党，后来又提出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党中央委员会集权和下级组织及普通党员的服从，以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保证“思想统一”。[5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就是因为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而分裂为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的。后者实际上是主张建立群众性政党、重视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派的显然反对民主原则的关于党组织的独特计划，也受到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罗莎.卢森堡就指责说，列宁把“布朗基主义阴谋小团体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运动中。”[56] 固然，象军队一样严整、有纪律的党组织有助于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从事活动并在后来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但把这一套用于党内组织的原则搬到对全国的统治上，就为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基础。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政府理论实质上就是党的理论”[57]，苏维埃政府的组织原则确是党的组织原则的引申和扩展。 

    列宁认为，“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惶恐和分散的”。不言而喻，俄国劳动者的素质更被视为是等而下之的，所以应当服从“较有组织、较具阶级觉悟和较好武装起来的”党的意志。他早就讲过，专政不是由全体人民而是由“革命分子”实行。而按照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共产党是“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用以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指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58]。把党说成是无产阶级先进部分和劳动人民的指导者，以党来取代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1919年7月，列宁在回击一些人对共产党建立一党专政的斥责时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改变社会”。[59]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外国代表提出共产党专政是否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俄共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给予了肯定的答复，说党专政担负着“工人阶级专政”的“功能”，是其“象征和体现”。托洛茨基举例说，在决定诸如同波兰议和、农业等问题上，虽有人民委员会，但政府需要服从一定的控制，“谁来控制?由那完全无形的、处于混沌状态的群众──工人阶级来控制吗?不。所以我们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来讨论”。[60] 斯大林早年还驳斥季诺维也夫的“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的话为“胡说”，可没过多久，他自己也声称，“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61]。其实，尽人皆知，俄共的组成和成份很难体现工人阶级的主导地位，党的领导人中几乎鲜有当过工人或工人出身者；1924年全党仅有18％的工人党员，1927年工人党员只占产业工人的8.4％，1973年党中央委员会有投票权的委员中仅有3％是工人。[62] 党显然不过是借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政。 

    尽管列宁重视党的领导作用，但他领导下制订的第一个宪法尚未提到党的地位。直到1936年苏联才在宪法中用法律形式正式、公开地确定了共产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党被说成是“一切劳动人民的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63] 斯大林在解释一党专政的依据时说，新宪法草案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的效力，也保留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几个党，也就是政党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只有工人、农民两个利益不彼此敌对、且互相友爱的阶级，“因此，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64] 斯大林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共产党的指导地位完全等同起来，而且把党说成了全体人民利益的当然代表者，故应当永远独自掌权。这等于说党权像王权一样不可转移与分割。 

    按照列宁的说法，党的政策不是由一般党员决定的，而是由党内极少数有影响、威信和经验的领袖决定的。1919年俄共八大议决由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负责制定党的政策，并建立了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这几个组织逐渐取代了较少开会的中央委员会。这意味着，党专政实际上变成了党的领袖精英的专政。当中央集权倾向刚露头时，党内的民主集中派就多次抨击过中央领导向下级发号施令、指派地方官员的做法，主张党内应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总的来说，那时党内还有自由表达意见的风气，多少实行了列宁早年提出的“自由讨论、统一行动”的方针。尽管建政后党内有对列宁的“ 英雄崇拜”[65]，但还是有人敢于批评他的政策。而且，由于规定了政治局、组织局每月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制度，基本上保证了集体领导。但1921年党的十大“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谴责了党内“宗派主义”，禁止公开批评党的缺点，要求立即解散有自己纲领的小组织、违者开除出党，这给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用组织手段处理和对付反对派开了路，也为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 

    1922年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通过书记处直接领导各州和大城市的党组织，通过党中央各部插手各领域的工作，掌握了委派、提升、调动党的重要干部的大权，从而实现了对全党的控制。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俨然以继承者自居，说派别的存在会导致“多中心”，强调铁的纪律与服从，号召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后来干脆宣布党的形式民主只不过是“空壳”，“党的真正利益才是最重要的”。[66] 完全取消党内民主后，党的高层将命令按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层层下达，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下级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权威和指示，完全没有质疑和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斯大林把党内持不同意见者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开除出党并进而实行肉体消灭；同时到处安插心腹，操纵党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步步地使自己成了党内无人敢于质疑的终身独裁者。 

    正象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预言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正如我们还将看到的，(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方法将导致：党的组织以党自居，又为中央委员会所取代，最后被一个‘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67] 长期担任政治局委员的米高杨死后公诸于世的回忆录中透露，列宁和斯大林都搞独裁，但在列宁的独裁下，尚能保持党内领导层的一定平衡；而斯大林的独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各级干部不得不完完全全地俯首贴耳。斯大林早在1923年就开始在政治局里召开只有自己的支持者参加的会议；晚年更是常在餐桌上与几个完全听从他旨意的亲信边吃喝边决定党和国家大事，或干脆一切事都由自己作主。1952年以前，苏共长达13年不召开党代表大会，连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开。 

    由于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国家一切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必然集中在党手中，国家机构便如亨廷顿所说，“仅仅是党属下的行政管理部门”。[68]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曾一度在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斯莫尔尼宫办公，那里的会议常交替讨论党和政府的事务。列宁认为，党的机构与政府部门灵活结合对贯彻党的政策有莫大好处。1920年列宁申明，“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69] 几年后，斯大林对这段话作了发挥，“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70] 二者的区别显而易见:斯大林把党的操纵控制从国家机关扩展至群众组织，把党中央的指示泛化为党的指示，这使党权更为扩张。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为国家政务的决策和仲裁者，甚至行政上的具体小事也在政治局里讨论，由党中央和政府联合发布行政命令竟成了惯例。 

    后来，列宁也意识到党对行政部门过度干预的危害，建议“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当划清职权”。[71] 但在他一手创立的这种领导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因为，政府部门、各苏维埃和各单位都有党组、党委，党的主要书记握有很大权力。在生产领域事务上，地方党的领导也往往比行政领导有更大的决定权。1941年党中央正式法通知要求城市、地区的各级党委专设一名书记负责工交系统的领导工作。党中央除设有管理党务的部门外，还有专管农业、工业和文化的众多部门，直接指导政府各有关部的工作。斯大林、赫鲁晓夫先后在1941年和1958年兼任政府首脑，从而不仅在实际上、也在名义上掌握了党政最高权力。 

    在这种体制中，党是一切社会活动的驱动和指挥中心，它不仅牢牢掌握了各级政府，也控制了所有“群众”组织，工、青、妇组织及合作社、学校、报纸和军队都被斯大林称为党与群众之间的“传送带”和专政工具。[72] 是以，全体公民(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无一例外地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党的领袖成了全社会的权威。对党的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也登峰造极，斯大林被吹捧为“太阳”、“造物主”、“世界的希望”。列宁曾表示，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个别的人来实现的，个人独裁有可能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他本来是就工业的集中指挥讲这番话的，可是，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党的领袖必然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独裁者，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一党专政又成为党的领袖的个人专政，这实际上是被称为列宁主义“基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党的理论付诸实践后的必然结果。 

七、专政＝依赖暴力＋不受法律约束   

    列宁1906年为专政所下的定义是“不受任何法律妨碍并且完全不受任何规则限制而直接依赖于暴力的权力”。以后他仍坚持此定义，并引伸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3] 他表述得很清楚，无论什么专政都是直接依恃暴力并置法律于不顾的强权统治。但这种视无产阶级专政为独裁的、压制的特殊形式政权的看法，不仅与马、恩所说的工人阶级国家很不一样，也背离了欧洲历史上推崇法律高于权力的政治文化传统。按照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暴力和强力只能使人们屈从，并不能构成统治的权利；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只有社会公约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讲，法律是反映社会全体公民普遍意志的社会行为规范。西赛罗在《共和国》中说，国家若不是根据法律及权力的契约而联合的话，就会导致独裁或暴政。无疑，按列宁的定义施行的专政，必然走上澜施暴力、践踏法治的道路。 

    列宁讲专政不受法律约束，意思是专政者不受法律约束；但他并不一概反对狭义的法制。他曾指示，“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守）”[74]。苏维埃政权也制订了宪法及各种法律、法规，有自己的司法系统，但其法律和司法实践却很奇特。十月革命后，城乡各地自发地成立了许多由工人、农民组成的“人民法庭”，列宁认为，它们是群众式恐怖的有力武器，给予了支持。他在1918年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写道，要“彻底废除如旧式法院这类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关，而代之以阶级的工农的法院。......提出‘仅仅由劳动者选举劳动者出身的法官’的阶级口号，......党向苏维埃选民选出的法官提出以下的口号：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运用无产阶级的法令，在这种法令没有或不完备时，遵循社会主义的法律意识，扫除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法律”。[75] 

    由于旧的法律被废除，过去的律师、法官等专职人员被弃之不用，毫无法律知识的新法官们遂自创了一些新法典和审判方法。例如，某人挨了一拳可以回击被告十下；若当庭验看被告的手又白又软，便可断定其为剥削阶级而判有罪；而穷人抢劫或杀了富人则只判很轻的刑。这样的法律和司法当然毫无公正可言。1917年底又成立了革命审判庭，专门审判那些反政府、怠工和隐藏公共财产者，将许多人按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法律的根本作用是保障人民的权利，与普通法不同，宪法可以被视为人民统治政府的法。[76] 而一些苏联法学家却提出，法律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国家不应当用法律束缚自己，甚至连司法系统都无必要；他们主张立法应当有最大的灵活性，用法律为政策服务。[77] 虽然先后颁布的苏维埃宪法载有关于公民权的条款，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公民人身、住宅、通信受法律保护不可侵犯等，但这些规定纯为一纸具文。因为，苏联的一些法典公然载明个人权利是国家赋予的，而领导国家的党可以随意地解释法律，指责某些行为是反革命的，从而剥夺人民的这些权利。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公然声称，享有宪法给予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宪法草案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能也不许用于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或损害苏维埃人民的利益”。[78] 

    在苏联司法独立是假的，因为党控制了法官的任用，绝大多数法官是党、团员，许多人到三十年代还未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法官的工作受法院和地方党组织领导，高级法院则直接由党中央指导；党的领导人有时直接干预重要的、特别是政治性案件的审理，常使司法机关不是依法独立审判，而是根据党的决定或领导人的意志判决。党中央实际成了重要案件的终审法庭。[79] 党和政府违宪和无视法律的现象经常发生，而人民被当局侵犯时，却难以靠法律来保护自己。苏联的苛刑峻法主要是针对人民的。根据1932年的一条法律，农民拿了集体农庄的一穗玉米就要判七年徒刑；几年后甚至制订了惩治12岁以上少年犯罪的法律。1938年党、政府和工会联合通知，对违反劳动纪律者按违法予以惩处；在全国的工厂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人们上班迟到20分钟就得进监狱，出了生产事故或完不成定额，就被当成有意破坏或怠工的阶级敌人关入集中营。在那里人们象奴隶一样被驱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干非常繁重的劳动。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苏维埃国家的法律》一书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是为了维持国家在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控制、加强严格纪律、使全社会服从“严整的秩序和强固的权威”。[80] 

    根据列宁1922年5月的指示，俄罗斯刑法把关于恐怖罪的条款故意制订得不严密，以便让法官可以根据“革命的”“觉悟”和“良心”来随意定罪量刑。根据关于“反革命”罪和“反苏宣传鼓动”罪的条款，人们稍有不慎即可成为反革命。例如，一个裁缝因随手把针扎在有领袖像的报纸上，就因反革命恐怖罪而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个木匠因干活时把衣帽挂在列宁的半身塑像上，就因反革命宣传罪被判刑十年。讲政治笑话和在私人信件里非议领导人都会罹祸。如此定罪量刑充分反映出专政国家司法机器的荒唐和残暴。 

    基洛夫谋杀案发生后，斯大林强令仓促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这一决议要求，对恐怖活动及相关组织的案件之侦察审理要迅速；控告结论在开庭前一昼夜交被告；原、被告都不参加审判；极刑判决宣布后，概不接受上诉，立即执行。维辛斯基甚至说，法庭审判要证据是形式主义，革命的审判只要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立场，不需要证据。这样的法庭审判只能是走过场，被诬陷、错判的人唯有一声不吭地赴死。仅大清洗时期的丧生者就达400余万[81]，比历代沙皇杀的政治犯总和还要多。 

    不难看出，专政制度下的法律是只要人民服从、用来限制人民的自由而不是用来约束、制衡统治者的。党的意志高于法律，党的权力大于法律，法定秩序被破坏殆尽，法制堕落为专制工具，毫无法治可言。虽然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新领导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82]，但只要实行专政就不可能完全做到以法治国，因为专政的本质与法治是不相容的。 

    暴力夺取的政权必然要用暴力来维持。虽然十月革命刚胜利时，列宁还表示新政权不会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使用恐怖手段；可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夺权马上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暴力行为和反弹。列宁声称“拥护”“被剥削劳动群众用来反对剥削者的暴力”；说“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83]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本身及其采取的一些严厉措施也遭到各种势力的暴力反抗，包括暗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等。列宁于是认定，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阶级斗争才具有最尖锐的形式，专政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84]，更加强调专政镇压的功能。托洛茨基曾毫不隐讳地说，红色恐怖是武装暴动的延续。 

    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初，由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组织军事行动、维持社会治安和镇压反革命。1917年底成立了隶属政府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担负了维持社会治安和镇压反革命的职责。但在“契卡”的内部指令中，竟把私下买卖、酗酒、甚至上班迟到，都列为“反革命行为”。“契卡”很快就从单纯侦讯发展为兼具司法和执法职能的机构，其行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可随意捕人、关人。一名“契卡”领导告诉下级，无须寻找被告反对苏维埃的证据，只要问清其阶级背景、社会出身、教育程度和职业，就足以确定被告的命运了。 

    1918年2月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里，列宁以德国进攻为理由，要求“就地枪决”所有奸细、投机商、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等。由于这一命令导致大量死刑的执行不经法律程序，当时的司法人民委员曾找列宁抗议说，司法人民委员部不如改名为“社会灭绝部”更为恰当。面对澜杀无辜所引起的社会公愤和批评，有“无产阶级的雅各宾”之称的“契卡”首领捷尔任夫斯基辩护道，“契卡必须捍卫革命并战胜敌人，纵使它的利剑偶尔会落在无辜者的头上”。[85] 列宁竭力维护“契卡”，说它“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86] 1922年成立的隶属于内务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取代了“契卡”。此后，这个组织虽然多次更换名称，时分时合，但其国家恐怖的主要工具之性质丝毫没有改变。警察、“契卡”人员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瞿秋白1921年初入俄境，曾耳闻目睹“枪，监狱、监狱...”，感到“全宇宙盖满了阴沉沉的肃气”，自己“人格抑郁到极处”。[87] 

    斯大林当权后，任用亲信把持公、检、法机关，用以进行排除异己的政治迫害。各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档案里将所有居民都分了类，每人的档案卡上都标明该人的危险程度。大清洗时，政府要内务部在各地按一定比例捕人，在被认为最不忠诚的地区，比例高达5％。内务部因而不断通知下属单位每天必须挖出多少“暗害分子”，完不成任务就要撤下属的职。[88] 为消灭政敌，内务部被授予不受限制的逮捕、关押和处决权。斯大林还秘密指示，党中央认为对人民的敌人采取肉体的压迫是正当的做法。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就是在受到饥饿、强光、热天开暖气、疲劳审讯等肉体折磨和报复家属的威胁后，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签字认罪的。[89] 

    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大机关和组织、中型以上企业、高等学校中，都有内务部的派出机构；几乎一切公共场所(如公园、剧院、图书馆、车站等)都有内务部人员驻足；全国还建立了由大批情报员和告密者组成的庞大情报网。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用故意挑拨煽动的手法寻找批评政府的人，以构人入罪。到了六、七十年代，虽然杀人和监狱关押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但当局却想出了替代办法，以关押在精神病院、强制注射药物来迫害政治犯。此时内务部领导的部队保持在约40万人，克格勃所属的秘密警察有70万人之多[90]。 

    作为专政支柱的军队的发展也走了类似的道路。1917年11月10日，苏俄政府颁令要求各级苏维埃组建工人民兵，以取代战争和革命中几乎陷于瓦解的旧军队，这是废除常备军的先声。可是，布尔什维克许诺的停战与和平不可能靠一纸声明和法令便得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各国一呼百应，幻想中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是遥遥无期，民兵也无法对付德军进攻、协约国军事干涉和大规模武装反叛，于是不得不于1918年春建立了常备军──红军。红军在1920年底已发展到550余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正规化。三十年代后期，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势力包围下，国家的功能主要是对外防御；随之，国防预算迅速上升[91]，武器装备不断更新，苏军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 

    红军与民主国家常备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是国家的军队，还是党的军队；共产党通过党负责军事的委员会和政治委员制度牢牢地控制着每一支部队，除初期外，绝大多数军官是党团员。红军既保卫了国家和政权，亦被用于对外侵略、扩张、占领、干涉。它在波兰、伊朗、外蒙、捷克、阿富汗等国的行径，使苏联被斥为“红色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红军还被用于对内镇压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成了党的重要镇压机器。 

    在红军的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一次对内镇压竟是对付自己的水兵。驻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波罗地海舰队的水兵曾是布尔什维克非常倚重的革命武装力量，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正是他们驾驶的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火给了临时政府致命的一击。1921年春，受工农大规模示威起义的影响，那里的水兵（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竖起了起义的旗帜，号召进行对“一小撮共产主义官僚”的第三次革命。他们发表宣言，要求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给人民以言论和结社自由、工会自主选举、给农民耕作自由、允许自主经营小规模工商业、取消共产党的特权地位等。[92] 尽管有不少要求与即将出台的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共产党绝不允许有人挑战其统治地位，故决意镇压。他们动用了数倍于起义水兵的地面部队(多是从中亚调来的没什么文化的部队)，由“契卡”部队在后面架机关枪督战，以重炮和飞机配合，终于攻陷了喀琅施塔得基地。2,500余名被捕者未经审讯便被枪决，关进集中营的数百人也多被迫害致死。起义水兵在激战的炮火中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而战”的声明指出，“劳动人民国家光荣的标志──镰刀和锤头──实际已被共产党换成了刺刀和铁窗，它们被用来维护共产党新官僚平静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第一个举起解放旗帜的劳农俄国浸透了人民的鲜血”。[93] 英勇的水兵用鲜血和生命发出了反抗共产党对广大人民实行恐怖专政的呐喊。 

    在苏维埃国家，警察和常备军这种“特殊力量”不仅未被废除，其规模反而比沙俄时期还大；政权用暴力镇压的惨烈程度比旧的国家机器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专政机器不断扩充和强化的趋势，与马、恩设想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逐渐弱化，最后走向自行消亡的过程，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八、精神奴役: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   

    布尔什维克不仅靠军队、警察来维持统治，还依赖于对每个社会成员思想上的控制。所以意识形态灌输是另一个有力的统治手段，正如Arendt指出的，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和恐怖是相辅相成的”。[94] 列宁曾宣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成功的，因为它知道如何把强制压服和使人信服结合起来”。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宣传[95]，即通过蓄意传播的消息、主义来迫使人民以党认为应该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在共产党执政不久的1921年，上面提到的起义水兵们就在声明中极有见地地指出，党干的最可谴责的事就是企图“占领劳动人民内心世界”的“精神奴役”。 

    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度里，党所把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人们获得消息的唯一渠道。被视为“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的党和政府的报纸上，充斥着列宁曾批评的政治喧嚣、吹牛、诺言及擅长的骗人词句。官方通讯社声称，要在新闻界“承担贯彻执行俄共（布）路线的职责”。传媒机构从属于党的结果是只能有助于形成舆论一律。出版界亦如此，在各类书刊中，除了政治、历史书籍塞满了谎言[96]、空话外，连儿童读物乃至自然科学教科书都被塞入了宣传性的说教。口头鼓动也是面向一般群众的一个宣传手段，通常是强迫推行的，其形式包括遍及全国各单位每周必举行的政治谈话会、形势报告会等。政治理论教育则主要针对略有文化的人。通常党会定期选择一些人较有系统地学习马列理论、联共党史等。到八十年代，还有2,100万人参加了程度不等的理论学习班。[97] 

    学校教育当然地被纳入意识形态灌输轨道。列宁曾明确要求，“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教师同俄共宣传鼓动机关有密切的联系”。[98] 教师被称为“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学校则被当成培养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地方。天真的少年儿童被灌输以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思想，告发自己父亲的少先队员莫洛佐夫被树为榜样，号召学生们学习，人性从小就被扭曲了。 

    文学艺术亦不例外，列宁认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作家不能“自由地、不受任何限制地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而应当接受“党的监督”。[99] 党要求所有作家、艺术家必须坚持党性，反对“中性的艺术”，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颂扬光明的苏维埃社会和英雄人物。作品稍不合党的意思，就被禁、被批或被强迫修改。例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原来是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的，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改为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战斗。左琴科写了一篇题为“猴子”的笑话，斯大林认为是针对自己的，勃然大怒，命令全国不准出版左琴科的书。[100] 一个党的负责人说，在苏联艺术家有创作自由，但是“党和政府有自由选择什么可以出版的权利”。[101] 

    从1928年到三十年代初，随着党内的反右倾并因一起偶发的“工程师破坏事件”，斯大林开展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旨在让党绝对控制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此期间，大批党员工人被送到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经训练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学院及“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取代了机关、学校、工厂里原有的“资产阶级专家”。在这一文化革命中，青年们被鼓励打头阵:科学界的年轻学者向党外学术权威挑战；作家协会的年轻人甚至发起对高尔基的批判；共青团员组成的“ 轻骑队”和扫盲“文化军”常干扰地方行政部门的工作；他们冲击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舞台演出；还有人跑到农村去收缴农民的十字架，亵渎教堂圣物。一时间，苏联社会上推出了许多空想的计划和口号，诸如“实践共同生活”、创设“社会主义城市”、改造人性、造就“苏维埃新人”等等。许多事连斯大林也觉得过于“轻率”，后来他终止了这场渐有失控之势的文化革命。[102] 

    但此后党丝毫未放松文化专制。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斯大林与主管宣传工作的日丹诺夫又对理论、文化界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整肃和清洗。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党也强行组织意识形态斗争，竟然把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当作唯心主义来批判。赫鲁晓夫当政时虽然开始了文学艺术的解冻，但党长期对文艺工作者的不尊重，仍支配他以粗鲁的语言将他看不懂的现代雕塑艺术说成是从便桶里向上看人的躯体的某一部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作家仅因化名在国外发表作品(内容未攻击苏联)就受审判刑；连作协主席的一言一行都被克格勃监视。 

九、党管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束缚和对民众个人生活的控制   

    党对社会最重要而广泛的干预是在经济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工人夺取政权后要用“强制性的干涉”手段“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即实行国有制。[103]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而已”。按照这个思路，苏俄先是把银行收归国有，不久又实行了工商企业国有化，生产和分配由国家计划和控制[104]，取消了市场经济，甚至一度还取消过货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各个党政机构常常向工厂下达数不清的、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指令。有时，由武装的“契卡”人员将有关生产的指令带到工厂，强迫执行。由于上层机关对工厂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故而常出现瞎指挥现象，如下令解雇对生产非常有用的技术人员等。[105]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业生产总量及工人人均生产率仅及1913年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经济未完全停顿的主要原因是有半合法的地下私人企业的存在。[106] 

    虽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政府给小规模的农、商、工业以一定的自由，但那时党内的主流派认为，退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得已的让步，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巩固的基础。于是，自1928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苏联走上了更加高度集中的、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轨道。工业上的计划很细[107]，但经济活动中的无效率、浪费和混乱与日俱增。譬如，一家企业被指定从1,500哩以外的工厂购进钉子，而隔街相望的一个钉子生产厂家却奉命把自己的产品运到大约同样距离的远方。[108] 根据交通人民委员的一个报告，因调度问题，数十万台新拖拉机未及运出便锈成了一堆烂铁。[109] 所有这些失误都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付学费”。在农业上，强制推行集体化或国营化直接造成了三十年代初人为的大饥荒。国家各级计划管理部门对集体农庄下达的各种计划指标包罗万象，从农产量、单位面积产量、播种面积、作物结构到收获时间、牲畜头数和品种等，竟多达280多项。[110] 但是，集体农庄的经营效率却越来越低，以至于到了六、七十年代，农业工人甚至懒得及时采收农产品，每年秋季，如果不动员城市里的干部、学生下乡帮助采收，就会有大量成熟的土豆烂在地里。因农民在集体化体制中消极怠耕，以致于一向有全欧面包房之称的俄国农作物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代的1913年，不得不常年大量进口粮食。 

    俄共领导人深信，用革命和专政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并迅速发展生产力。列宁曾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实现社会主义)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11] 这意思是说，上层建筑可以决定经济基础，“先进的”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还提出了苏维埃政权加电器化的著名公式，以为最“先进”的政权和最先进的技术相结合，就可以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西方国家。1925年，斯大林提出，“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后来他又说，“放慢发展速度意味着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至100年，必须用10年时间赶上”。1939年他又明确指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是苏维埃国家消灭阶级后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112] 

    在政治目的之驱动下、在国家计委的高指标的压力下，苏联依靠集权经济体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来发展工业，其三十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曾超过了除日本外的所有国家，二战后工业还一度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113]。以致赫鲁晓夫于1957年吹嘘，要在某些主要产品的生产上15年内超过美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苏联一度成为一些落后国家的榜样，其经济模式被不少国家仿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体制有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弊端:因为产权虚置，代表国家管理企业的官员对生产不负责任、对公有财产浪费放任；由于经济非市场主导，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使消费品奇缺；又因排除了市场竞争，企业往往不计成本、不顾质量、冗员多、效率低下；加上维持高福利、投资饥饿症等，苏联财政多年来赤字运行，最终导致了经济停滞和计划体制不可避免的瓦解。 

    此类经济体制也在政治方面造成了严重后果。列宁曾计划“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于真正民主的国家”。[114] 其结果是，每个人都被束缚在一定的企、事业或国家机关单位里；从属于国家的工作单位除了承担其本职功能之外，还要给员工安排福利待遇等，有时并要负责分配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各种票证。由于每个人必须仰赖国家才能获取生活资料，国家便得以通过经济手段、从上到下层层控制所有社会成员，同时也能用剥夺生存权的办法，来惩罚反对和不服从者。列宁曾赞同用吊销面包配给证、不给粮食吃的办法来威胁资产阶级；斯大林也利用是否准予家属继续领取配给食物这一经济手段来压政治反对派屈服。显然，这是一种最有效而厉害的专政手段。 

    马克思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曾说过:“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及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115] 但他恐怕没有料到，在据称按他的理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却分毫不差地呈现出他所抨击的现象。唯一不同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资料和生活源泉的垄断者不再是资本家，却是党和国家；而党和国家的这种垄断比资本家的垄断更全面、彻底，对社会成员的奴役、所造成的民众的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也更严重、可怕。党──国对一切经济、文化资源高度垄断和对人民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绝对控制的专政制度，取消了一切社会活动空间，使人民的灵与肉受到高度束缚、挤压和扭曲，扼杀了人的自由和创造性。 

十、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何必然排斥民主自由?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型的民主和新型的专政。他断言，“无产阶级民主制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制都要民主一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都要民主百万倍”。[116] 但俄国人民的切身体验却是，无产阶级专政并未带来任何民主。个中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上面谈过的专政无视作为民主保障和基础的法治外，也是专政摧毁了民主政治的支柱──政治自由的结果。这一切，都首先与俄共领导对民主的错误认识有关， 

    基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列宁坚持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的看法；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他说，从来没有一般民主和纯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贫乏的、虚伪的、骗人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才使“假民主变为真民主”。[117] 这样，民主就被完全混同于阶级专政，其结果便是否定了民主的具体内容、形式和特点，以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取代了民主；似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就理所当然会实现更广泛、更高级的民主。列宁为共产国际一大起草的一个政治提纲竟以“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为题，其中的一条提到，除非达到废除一切国家权力的目标，否则，“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是无法得到的”。[118] 他的意思很清楚，不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考察民主的发生，不难发现，历史上任何一种民主形态的产生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古希腊雅典城邦繁荣的民主有赖于其手工业和贸易的兴盛；近代民主制的产生更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资本主义使国家与社会二元化，使经济摆脱中世纪封建主所施加的无限政治强制，经济自由创造了政治自由的基础，而政治自由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苏维埃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超常干预，剥夺了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重建了类似封建时代的融国家与社会一体的超经济强制体制，形成了个人对国家和政治组织的普遍依附关系。人们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政治自由，这样政治民主便失去了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政治民主必须以经济平等为前提，社会主义便是以经济平等或曰经济民主为主要诉求的。Tocqueville说得很明白，“民主与社会主义只有一点是共同的：平等。但这也是有区别的：民主从自由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则从束缚与奴役中求平等”。前者的基本原则是分权，而后者的中心观念则是集权。[119] 此评论若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似嫌武断，但政治民主之于俄式社会主义确如鱼和熊掌无法兼而得之。因为，俄式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公民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起点平等，而是无视人的自然差别的结果平等；这就需要集权的国家用强制力量来硬使高子、矮子一般齐，以达致社会成员普遍的经济平等。下文会谈到，这种方法最终也无法实现经济上的民主。 

    民主是一种按预订规则由多数决定的决策过程和方法。在多元的社会里，民主程序是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进行非强制性调整的唯一有效方法；它也能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而布尔什维克靠消灭社会阶级、取消其他政治集团、掌控群众组织等手段，消除了社会上一切可能独立的权力中心，根本否认不同利益的存在，并且不经人民任何方式的同意就强行独占政权，这样的专政当然完全违背了民主的原则。 

    许多先哲早已洞悉，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崇高理想和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民主主义的真精神在于讲究容忍、妥协、调和、中庸与和谐。而布尔什维克历来的斗争方式是或者全赢、或者全输的零和博弈；其所推崇的精神是毫不妥协或折衷。列宁有一个口头禅，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斯大林也常威胁政治局，要么接受他的主张，要么他离开党中央。1917年底，当全俄铁路工会执委会以号召铁路工人总罢工来迫使布尔什维克谈判建立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时，党内的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主张让步，他们甚至辞去党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的职务、表示不愿跟从党走“政治恐怖主义”道路。列宁在党的会议上声言，就是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绝不妥协”，还威胁道，加米涅夫等人的意见若获党内大多数人赞同，他就要去找水兵。托洛茨基则说，“我们需要刺刀才能坐在这里。......我们必须准备在今后进行残酷无情的阶级战争。那些不能自己决定支持哪方的平庸普通的群氓一旦发现我们拥有武力，就注定会加入我们一方”。[120] 从布尔什维克党内主流势力这种宁冒爆发内战和党内分裂的危险，也绝不妥协的态度，足可窥见他们用强力而不是民主方式解决问题之倾向。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121]。可是在俄国革命后，人民比革命前更缺乏自由，甚至在政治问题上保持沉默或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等节日里不笑都会被干预。[122] 受到侵害最甚的是被杜威视为构成民权和民主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马克思曾认为，集会的权利意味着人民可用集会来对代表他们的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是“人民的一个老的革命权利”；由于人民的意志只有通过出版物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舆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123] 

    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均属社会议政机制的重要内容，人民若不能或无法自由表达意愿、意见，民主就无从谈起。列宁却多次把出版和集会自由说成是“纯粹民主”的骗人口号。其理由是，剥削者拥有一切最好的公私建筑，才有地方集会；他们拥有最好的印刷所和大量纸张，就有统治报刊的权力。他进而断言，只有没收被剥削者霸占的一切公共建筑、豪华的私人建筑以及印刷所及纸张等，在共产主义者所建立的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劳动者享有上述自由并实现平等权利。他先把出版、集会自由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然后再加以攻击，并把这些自由和财产扯到一起，设定了前提，似乎只有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人们才能享有自由。这是对自由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把享有自由推到遥远的未来。后来他坦言：“我们既不承认自由平等，也不承认劳动民主，如果它们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的话。”[124] 

    事实上，阻碍人民获得自由权利的，不是别的，正是被布尔什维克垄断着的权力和镇压机器。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就开始剥夺人民的集会和出版自由，它用强力关闭代表民意的代表会议，用机枪驱散工人和市民的集会、示威、罢工，用逮捕、枪毙等手段对付集会、示威、罢工者。十月革命发生的次日，布尔什维克当局就颁令禁止反对派的出版自由，把一切不属于自己控制的、反映了不同声音的报刊都说成是“毒害大众的心灵并使群众意识发生混乱，......危害性甚至胜过炸弹和机枪”的“资产阶级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派遣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小分队捣毁、封闭一些报社、收缴印刷设备、逮捕编辑。被封闭的许多报纸并非资产阶级的，连当时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也未能幸免。[125] 虽然上述法令声称，取消出版自由的措施是暂时的，但此做法实际上一直延续了下来。以后，出版业全部被国有化，只有党所认可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才得以使用印刷设备和纸张，出版书籍要由专门管理机构批准，报刊则完全是官办的，并建立了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直到八十年代，当苏共不得不实行政治改革时，才允许苏联人民得到宪法上早就许诺过的自由权利。 

    当苏维埃政权压制自由民主的倾向才初露端倪，卢森堡便尖锐地批评说：“自由仅仅给予政府支持者和一党的成员──尽管人数可能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应当总是对于那些持有不同想法的人而言的。”她说，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集会等自由，“公共生活就会逐渐死灭”，就只能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进一步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创设的救治[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全面压制民主，比他们所期望消除的罪恶更坏”。[126] 扼杀了自由、抽掉了民主根基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 

十一、官僚腐败──实行专政后无法遏止的趋势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曾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自然会使一切官僚机构逐渐‘消亡’”，可以“彻底破坏”和“根绝”官僚制，把国家官吏变为公仆，消灭“寄生虫”国家。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由于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其政治地位和权力，这种制度必然成为滋生官僚主义腐败的温床。建政伊始，苏维埃政权确有穷人政权之象：衣着随便的人民委员们仅使用很少的工作人员来处理许多繁杂的事务，同群众的关系尚属融洽。但不久，由于国家要严格控制整个社会，产生了对官僚的巨大需求，机构随之不断增加、膨胀。1921年政府雇员人数比1917年增长四倍多，1922年政府所属各种委员会共有120个之多，国家机构的数量十倍于沙皇时代；二战前，苏联的管理人员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之比率竟达一点多比二。[127]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导致效率低下。几次精简机构，可是官僚的人数总不见少，被裁撤的机构也是过不久就改头换面恢复了。 

    更严重的是，由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党和政府官员便可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物质利益。共产党员并非像斯大林所说的是什么“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当他们掌握了生产、流通和分配的管理权，就很容易为自己捞取各种好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在布尔什维克党政干部中便出现了腐败。1919年9月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策划过十月革命、曾是布尔什维克党总部的斯莫尔尼宫就充满了腐败。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公款流到了当地党政领导人的口袋；供应部门一连数月没给一些工人居住区发放食品，而成卡车的食品却从后门卖给了黑市贩子。饥饿的工人们看到“苏维埃沙皇” 衣着讲究的太太们拎着大包食品从宫门口乘小汽车扬长而去，气愤地说，这同罗曼诺夫时代差不多。但他们不敢向该市党的首领兼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诉说，因为季诺维也夫进出时有“契卡”的保镖相随，还常带着几个妓女。其他地方的腐败情况也很严重，当年，一名老党员从土拉写信告诉列宁：“我们已脱离群众，很难吸引他们。以往同志式的精神已消失殆尽，代之以党的头掌管一切的个人统治。收取贿赂日益普遍，离了它，我们的共产党同志简直没法活。”[128] 

    对党内腐败现象，列宁先是归于党内有为了谋取执政党的好处而混入的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于是要求清除不纯分子。但腐败现象并不仅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尽管有些尚坚持理想的党员不贪污受贿，但官员们报酬的多寡根据其官阶决定、党政领导人领取高薪、以及官员们享有各种特权，使官员们变成了一个特殊阶层，使特权日益制度化、合法化。例如，在住有中央领导人及其家属的克林姆林宫里，设有专门的餐厅、医院、商店、幼儿园、理发店、桑那浴室等，有二千余名生活服务人员、包括在法国经专门训练的厨师。1920年克林姆林宫的开销就比当年莫斯科全市社会福利支出总额还要高。其他高级党政人员也享有各种特权，如能得到特殊配给和供应，可在内部商店买到外面没有或要花几十倍的价钱才能买到的东西（包括奢侈品）；在城市里住高级住宅或宾馆、在乡间拥有私人别墅；有专用汽车代步，出远门可独享火车包厢；晚间还能免费观看歌舞、戏剧演出等。[129] 

    那时，就连因仰慕赤色之邦乘兴而来的中国人，也对苏俄人生活的悬殊感到莫名惊诧。他们发现，工人、官员的口粮分好几等，工人在挨饿，官员们却有丰裕的食物，餐桌上甚至有昂贵的鱼子酱；过去一贫如洗的人一旦当了官就骤然变富，拥有好房子、汽车，过着优裕的生活。[130] 苏俄外交家越飞批评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一个人的物质状况主要取决于他在党内的地位。......上次清党前，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生怕被踢出去，主要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失去住大饭店以及与党员身份相关的其他特权。”[131] 

    布尔什维克建政不过数年，许多“人民公仆”就变成了高踞于人民头上、享有特权的老爷。党的官员与一般人的报酬和生活上的差距迅速扩大。早在二十年代，党的官员的工资就比同级政府雇员的工资高出50％。[132] 1935年，工人的平均年薪仅1,800卢布，而一名大企业里党的书记的年薪加津贴则是45,000卢布[133]，为前者的25倍!工人们普遍对这种不平等不满，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134] 在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中，农村党和苏维埃的干部仍可从合作社得到牛奶、黄油等食物，他们听从中央指示，对周围普通农民挨饿的状况漠然置之、不予救济。一位俄国人气愤地说，“由特权而导致的品质败坏令人感到可怕；这些人数年前自己也是贫苦农民，却已失去了相类于农民的最后一丝痕迹。”[135] 显然，在苏联，人们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又复活了。 

    针对这种种现象，雅科夫斯基等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官僚们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指出“一个十足的统治者的阶级已经形成”。[136] 列宁晚年时曾建议，对苏维埃政权“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官僚腐败进行斗争，但他的主要措施无非是加强党和国家的监察、审计、检查部门的力量，改善干部选拔制度以及不断清党等。这些均无助于扭转官僚主义和腐败恶化的趋势。因为，一旦党和国家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而又不允许制约它的力量存在，这种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化。所以，官僚腐败因一党专政而加剧，这反过来又促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变质。 

十二、权力的异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会是这样呢？有人的解释是：由于苏维埃政权诞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又面临内外敌人的压力，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它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导致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与马克思理论的背离。Draper作过一个比喻，如同在超常拉力下钢丝一再被抻长，超过一定限度时便无法回缩到原来的长度或者就会绷断，工人民主的原则在例外的情况下也会一再被扭曲，以致曲解本身相沿成习反倒成了原则。[137] 许多人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性归于一些特定的人的因素。前苏联学者沃尔科格诺夫[138]认为，是列宁设计的权威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斯大林追求个人无限权力的倾向和残暴性格与俄国人民对民主和个人自主的漠然无知的致命结合造成了恶果。的确，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结果与最初设计的出入，同特殊的环境和领导人的某些个人偏好、品性等因素有关。但笔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缺陷和谬误，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一样，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错误预测，亦出于对人性的根本误解；就此一理论而言，特别忽视了权力的异化。[139] 

    首先，马、恩认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队伍会逐渐扩大并绝对贫困化，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并注定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但随着技术进步和信息革命而来的，是生产过程日益智能化；发达国家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不但未增加，反而逐渐减少，其生活水平亦不断提高。就拿马、恩当年认为最适宜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英国来说，目前产业工人队伍大大缩小，清洁工已取代矿工成为主要体力劳动者；中等收入的人占到总人口的60％。[140]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阶层分布也呈橄榄形，专业人员和白领工人日益增多。工业无产阶级没有、以后也不可能占人口的多数，如何实行专政呢？ 

    退一步说，就算被马、恩赋予救世使命的无产阶级、或列宁用以取代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应当也能够实行专政，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漫长时期里，又怎么能保证他们的性质不改变，其政权不会异化呢？这就牵涉到对人之本性的认识。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的自然本性，一旦弄清，便可以此为前提用演绎法循序建构关于政治实体的学说。[141] 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学正是根据凡是人都有私欲、凡掌权者都可能滥用权力，而设计出了一套权力制衡机制。马克思显然是受到他所由成长的环境里非常盛行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和唯理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人类本性的改善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故而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容质疑，其专政必是正确和至善的，没有认真考虑如何限制和制衡具体实行专政的领导人和集团。他深信，经过无产阶级的专政就可以消灭一切阶级，到达共产主义的千年盛世。中国学者陈安批评得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薄弱之处便是“对政治体制阶级性质的重视和对政治体制结构形式的忽略”。[142] 

    事实是，人类自形成以来从动物那里继承的自然本性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批评马克思主义那种希望通过几代人的时间就改变人类性质的幻想，指出，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靠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和无权者对昔日统治者的仇恨去改变人性，是“完全办不到的”。哲学家罗素1920年亲自考察过苏俄后写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煽动仇恨的教义和企图用强力完全改变人性，是他们造成的一系列祸害的最终根源。他以谨严的逻辑深刻分析道：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苏俄领导人信奉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决定论，那么，人们从政主要就是经济利益驱动；依此推论，如果一个人一旦握有政治权力，肯定会利用来使自己变得富裕，因而，在新掌权的人当中贪污腐败盛行便不可避免。其实，罗素本人是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的。他认为，除了人的原始本能外，人的四大欲望──占取欲、虚荣心、竞争欲、权力欲[143]，都可能是政治的原动力，有人甚至把权力和声誉看得比财富更重要。[144] 除了财富不平等，权力不平等也是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一个根源；因为权力的滋味是甜的，即便社会革命成功之后，那些垄断权力的人也不会甘心将之放弃；况且，长期掌权者从经济利益到思想感情上，都不会再与无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形成了一个上等阶级、一个官僚贵族，他们必然要用暴政来维护自己少数人的统治和剥削。他深信，这样只能走到布尔什维克所预想的理想社会的反面。[145] 

    的确，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实行单一政党领导的党-国一体的统治，按一种精心制作的意识形态、通过绝对垄断大众传播媒介来操纵全体人民的思想，对整个经济进行集中和指令性的控制，通过党组织和党掌握的军队、警察对人民实施恐怖统治，结果演变为全权主义的专政，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所仿效的制度。[146] 

    一位哲人说得好，通向地狱的道路，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曾几何时，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声称，十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类将摆脱最后一种奴隶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消除社会中的一切不公平、使国家逐渐消亡，从而使人类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可是，实践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压迫人民的统治，人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距马克思所预想的“ 社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 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标渐行渐远。尽管在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有一些改变，赫鲁晓夫甚至曾宣布苏联已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成“全民国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苏共领导人仍固守一党专政、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以及舆论控制的原则，直到这种制度在苏联实行了七十余年后，最终被人民所唾弃。[147]

【注释】  
[1] 在这里，“封建”(Feudal)一词显然是一种误用，因为中国几千年来主要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统治而不是欧洲中世纪存在过的封建制统治。 
[2] 刘瀚，《民主与专政》，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66页。 
[3] 如布朗基主义者曾提议，城市无产阶级对农村实行“巴黎专政”；拉萨尔、巴枯宁等企图在工人革命团体中建立“个人专政”和“秘密专政”；欧洲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同盟”与其他工人团体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式的组织“共产主义革命者总协会”(Societe Universelle des Communistes Revolutionnais)的纲领（由受布朗基影响的人起草）亦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 
[4] H. Drap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12-2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第22卷，第274页。 
[6] 正如R. Miliband在Marxism and Politics一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他的这一看法代表了不少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 
[7] 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施利亚尼科夫，在当地党的会议上曾嘲讽那种认为一场革命即将开始的看法，他说：“什么革命？给工人一磅面包，运动就会止息。”在苏黎士的列宁也认为，俄国爆发革命是“不可思议的意外”。见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p.312 & 385. 
[8] 列宁曾几次谈到，因为俄国于二月革命后是全欧洲少见的有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故应当由俄国工人阶级首先起义以促进世界革命。可见，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并不是因为形势所迫或压迫太甚。上述决议为必须起义所找的理由大都不成立:德国一个海军基地的小规模兵变并没有造成布尔什维克所说的欧洲革命的形势；帝国主义并没有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克伦斯基政府是主张护国主义的，还组织了对德国的反攻，倒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在不到半年后撤出了彼得格勒、把首都迁至莫斯科，并为保存一己的政权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把大部分欧俄领土让与德国。 
[9] 《列宁选集》,第3卷，第351页。 
[10] J.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p.104. 
[11] Cf. V. Maklakov,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Russia Before the Revolution", in D. V. Mohrenschildt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2] 《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13] L. Trotsky, My Life：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Gloucester, Mass., 1970, p.239. 
[14]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4页。 
[15] M.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译本。台北，时报文化，1991年，第116至11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9页。 
[17] L. Schapiro在The Commn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Methuen & Co., 1970）一书中说，估计当时俄国工人约占总人口的2.5％弱（P.19），但他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而根据其他一些书中的资料所作的计算，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俄国的产业工人约占总人口的1.2％。笔者取其中，按2％估计。 
[18] D. Warnes, Russia: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0, p.49. 
[19] 当苏维埃二大宣布组成人民委员会时，曾说明它是临时政府，正式政府的产生有待立宪会议的决定。 
[20] R. Cong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London, 1992, p.6;《列宁选集》，第3卷，第379页。 
[21]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515. 
[22] Hough, J. F. & M.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9. 
[23]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2页。 
[24] 同上，第422、431页。 
[25] 同上，第3卷，第64至66页。 
[26] 直到1927年苏维埃选举时，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在农村仍占23％，在城市占7％。引自石柏林、彭小明著，《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4至445页。 
[27] 《列宁选集》，第3卷，第428页。 
[28]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54页。 
[29] S. & B. Webb, The Truth about Soviet Russia. New York & London: Longmans, 1942, p.50. 
[30]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0、844、708、681页。 
[31] M.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Cambridge, Mass., 1958, pp.242-251. 
[32] A. De Jonge, Stalin and the Shaping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Collins, 1986, pp.287-291. 据有关统计，俄国三十年代因实行强制农业集体化，大约共饿死了五百余万人和数百万牲口。见J. Bradle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Brompton Books, 1988, p.186. 
[33] Cf. G. W. Rosenberg, "Russian Labor and Bolshevik Power," in D. H. Kaiser ed.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4] M. McCauley e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State, 1917-1921(Documents), MacMillan Press, 1975. 
[35] 《列宁选集》，第3卷，第431、601、517、520页。 
[36] R. 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Vol.1, p.185、189. 到了1930年，苏联完全禁止了工人的自由流动，要求所有工厂不得雇用未经准许而换工作的人。 
[37]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曾暂时取消星期日，工人的休息日错开，周日也要倒班工作。 
[38] B. 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1920), p.60. 
[39] L. Schapiro & J. Godson, The Soviet Worker. London:MacMillam Press, 1984,p.3. 
[40]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508. 
[41] Schapiro & Godson, The Soviet Worker, p.8. 
[42]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10, p.88. 
[43] M.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p.310. 
[44]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45, p.161. 
[45] 列宁之语出处同上，第643页；斯大林之语引自刘瀚的《民主与专政》，第131页。 
[46]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页。 
[47] J. Bunyan & H. H.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pp.187-8. 
[48] B. M. Morozou, Party and Soviet in October Revolution(Partiya i Sovety v Oktyabreskoi Revolyutsii), p.96，转引自 M. McCauley,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p.27. 
[49] 《列宁选集》第3卷，第292、369页。 
[50]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p.82. 
[51] 《列宁选集》第3卷，第733页。 
[52] 如1937年最高苏维埃中的党员代表占81％（见Schapiro, The Commn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458）；在1950、1962、1974年的最高苏维埃中，工人代表分别占7.1％、11.5％、18.1％（见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p.364）。 
[5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38, p.170; Trotsky, Torrorism and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p.108；Trotsky, Stalinism and Bolshevism,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 1937, p.22. 
[54] A. G. Meyer, Leni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8. 
[55] Lenin,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 Collected Works, Vol.7. 
[56] R. Luxemburg, Problems of the Organisation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quoted from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Vol.2, p.83. 
[57]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下册，第927页。 
[58] 《列宁选集》第3卷，第639页；J.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1956, Vol.1, p.128. 
[59]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89至490页。 
[60]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Documents, p.127-128. 
[61]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册，第251页。 
[62]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pp.324-325 & 456. 
[63] 见I. Brownlie ed., Basic Documents on Human Rights (Oxford, 1971)所录之苏联宪法第126条。之前，官方曾有党是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灵魂的提法。 
[64] 《列宁主义问题》，第616至617页。 
[65] 1918年列宁被刺后，季诺维也夫曾肉麻地吹捧列宁为“神赐的领袖。这样的领袖在人类历史上五百年才产生一个”。见Figes, A People's Tragedy，p.628. 
[66]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1, p.255;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3, p.36. 
[67]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1904，转引自《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68] 《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69页。 
[69] 《列宁选集》，第4卷，第203页。 
[70] 《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 
[71]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8页。 
[72] Deutscher,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Y. & London, 1949, pp.255-256.甚至在非政治组织──合作社中，斯大林当总书记的第一年，党员在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从5％升至50％。 
[73]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10, p.246;《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 
[74] 引自荣剑、杨逢春：《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1页。 
[75] 《列宁选集》第3卷，第764页。 
[76] Cf. M. Maciver, Modern State, p.25. 
[77]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2, p.20. 
[78] Daniels, Russia, The Roots of Confrontation, p.279. 
[79] 如审判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之前，党中央全会就开会讨论了他们的命运，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是“逮捕、审判、枪毙！”见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80]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2, p.72. 
[81] R. J. Rummel, Lethal Politics, Soviet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17. New Jersey: Tr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82] M. P. Kim et al, History of the USSR, The Era of Social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V. Knleshev, 1982, p.441. 
[83] 《列宁选集》第3卷，第421页。 
[84] 同上，第421、835至836页。 
[85]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elican Books, 1966, Vol.1, p.175. 
[86] 《列宁选集》，第3卷，第606页。 
[87]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91至92页。同年去俄国的黄凌霜写到，绝大多数平民不赞成的劳农政府之所以依然能够存在，“盖以武力为后盾，偶语者弃市而已”，载《工余》，1923年4月。头年访俄的罗素观察到，住旅馆要警察分派、乘火车有警察搜查，警察逮捕一人往往株连凡与之有关系者，人们因而不敢相互往来，以致俄国“实际上没有社会生活”。Russell,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pp.58-59. 
[88] F. Beck & W. Godin,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London & Nwe York, 1951, p.239；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第262页。对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当过斯大林帮凶、但自己也差点被搞掉的莫洛托夫直到晚年仍认为，“当时就应该经过一个恐怖时期，......否则我们就不仅会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去冒险，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威胁”。尽管他承认杀害那些被整肃的人没有丝毫罪证，但说因他们“信不过”、“不可靠”、“会动摇”就该杀，甚至对“没有把坏蛋通通打死”，使赫鲁晓夫、米高扬之流漏网而 表示遗憾。见《莫洛托夫访谈录》，引自《百年潮》1999年第8期。 
[89] 对于这种“自杀性的忠诚”，Arendt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接受极权主义思想的人，被所谓的历史进步定律的强大逻辑紧紧抓住，甚至不惜牺牲个人来使整个运动延续；因而当了解到自己“客观上”有害于国家、不利于领袖时，“为了事业起见”，会坦承捏造的“罪行”、谴责自己并接受判决。 
[90] R. V. Daniels, Russia, The Roots of Confron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0. 
[91] 在德国法西斯入侵之初，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 
[92] P.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rinceton, 1980, p.224. 
[93]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Part 1, p.204-5. 
[94] 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林襄华译中译本，台北，时报文化，1995年，第487页。 
[95] F. C. Barghog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rinceton, 1964, p.5.；Meyer, Leninism, p.54. 
[96] 斯大林把忠实运用原始资料写作的历史学者讽为“啃档案的老鼠”。在他主持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形成从1903年推迟到1912年，因斯大林那年才成为中央委员。 
[97] White et al,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p.139. 
[98] 《列宁选集》第3卷，第765页。 
[99]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7至649页。 
[100] 揭露此事的文章原载于1988年5月20日的苏联《消息报》。 
[101] 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p.284. 
[102] Cf. S. Fitzpatrick,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41-3. 
[103] 现在不少理论家认定，马、恩所说的公有制并非国有制，而是社会所有或民有制。其实，后者是马恩认为临进入共产主义前才能实现的所有制形式。 
[104]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3页。据E. Hobsbawm的看法，列宁关于计划经济的想法是受德国战时经济运作的启发（Age of Extremes, London, Abacus, 1995, p.377）。 
[105] Kaiser ed.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p.116. 
[106] Schapiro, The Commn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p.193-194. 
[107] 到1973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仍负责综合平衡多达1,943种重要物资和产品，占工业生产的70％。Hough & Fainsod, How the Soviet is Governed, p.390. 
[108] F. B. Randell, Stalin's Russia: An Historical Reconsideration, New York, 1965, p.176. 
[109] I. Solonevich, Russia in Chains, 1938, p.175. 
[110] 引自谢庆奎等著，《中国政府体制分析》，北京，1995年，第20页。 
[111]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112]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04页；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Part 2, pp.22-3 & 78. 
[113] 例如，1950年至1955年的年平均工业增长速度是13％。Cf. R. L. Allen, Soviet Economic Warfare,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 Press, 1960, p.8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成长数据有很多虚假成份。苏联的档案揭示，全部数据资料先由莫斯科的党政机关和报纸公布、让地方知道，然后地方官员根据中央虚构的数字(就象摊派给他们的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上报完成情况。Cf.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p.365及以后。苏联史专家M-P. Rey最近的研究表明，苏联超级强国形象的形成不仅是苏联政权以虚情营造形象、操纵舆论的结果，也与西方政、军界蓄意夸大苏联的力量、以达增加军费的目的有关。参见陈彦，“超级强国与谎言文化”，《读书》1998年第10期。 
[114]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5页。 
[115] 《马恩选集》第2卷，第136页。可悲的是，流放异国的托洛茨基虽尖刻地批判斯大林背叛了革命，但他仍然认为俄国是工人国家，理由就是公有制依然存在。 
[11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634至635页。 
[117]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248、630、712至713页。在党内通信中，列宁便直截了当地建议，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前进时，党应当“抛弃民主的口号”。见File "Party Correspondence," No.11 for 1919, p.86，引自Trotsky Papers, Vol.1, p.293. 
[118]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43, Documents, Vol. 1, p.14. 
[119] 引自余英时，《民主革命论》，第86至87页。在J. L. Talman的The Orin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52)里，后一种制度被称为极权民主制，是与自由民主制对立的。 
[120] Bunyan & Fishe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p.196. 
[121] 《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54页。 
[122] 朱梦飞，《我和老俄》，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3]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1, p.289;《马恩全集》第1卷，第94页。 
[124]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9至721、745、855页。 
[125]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141. 
[126]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2, p.86. 
[127] 引自荣剑、杨逢春：《民主论》，第345页；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682－3, p.688；Hobsbawm, Age of Extreme, p.384. 
[128]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p.682－3 & 695. 
[129] 一位抗战胜利后到国民政府驻苏使馆任职的外交官发现，由于在苏联戏票采取分配制，工人想要有好座位以看清演员的脸和腿，只好设法用高价买官员们不要的“黄牛票”。 
[130] 参见瞿秋白、张国焘、抱朴等人写的游记、回忆等。例如，瞿秋白见到当时俄国的报纸报道，一位女教师因到外校兼课、领了两份口粮而受审，可审判她的官员们每人至少有七份口粮；还有，一名红军的营级军官通过舞弊，竟捞到了500万卢布的巨款。 
[131]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695. 
[132] Schapiro, The Commn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p.321. 
[133] 见M.Djilas在New Class一书第46页中所引Orlov的Stalin au pouvoir一书中的例子。 
[134] Fainsod,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p.310. 
[135] I. Khravchenko, I Chose Freedom, 1947, pp.122-3. 
[136]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Part 2, p.15. 在原南共领导人Djilas的《新阶级(New Class)》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新官僚阶级的成因和特点等，兹不赘述。 
[137] Drap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p.100. 
[138] 他曾担任苏联军事史研究所所长，有多部著名历史著作问世。 
[139] 马、恩忽视权力异化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他们所处时代的西方世界里，权力异化的高级表现──专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故在马克思看来，无须再着力批判专制制度；或许他们也以为，在一个发展的社会里是不会丢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政治民主和自由的。 
[140]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1, 1998. 
[141] M. Forsyth & M. Keens-Soper, The Political Clas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8. 
[142] “关于集权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知识分子》，1990年秋季号。 
[143] 有些学者把人类的追求归纳为三P，即财产(Properties)、权力(Power)、声望(Prestige)。恩格斯也认为，贪欲和权欲是阶级社会中“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144] Modern Dictators, A History of Tyranny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W. H. Allen, 1987)的作者B. Rubin研究了第三世界的众多独裁者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145] 根据罗素散见于该书中的讨论归纳而成。 
[146] 参见C. Friendrich和Z. Brezinsky的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2)对totalitarianism的概括。政治学者邹谠偏爱用全能主义（totalism）来形容这种政制。法西斯主义国家虽然阶级内容与共产主义国家不同，但其主要特点也是一党制、党国一体、国家至上、国家干预经济文化、独一的意识形态、恐怖统治。墨索里尼的名言“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不容反对，国家无所不包”即概括了极权主义的理念。Cf. S. J. Woolf ed.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1968。 
[147] 苏联一部分内务部档案和对许多苏联移民的调查采访显示，在三十至五十年代苏联社会就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引自鲁金，“俄国政治1985-1993”，《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3期第99页。据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1917－1991的作者M.Malia的研究，苏联最终的垮台导因于长期的制度缺陷和人民的反对。正是因为看到了制度的根本弊端和广大人民的意愿，戈尔巴乔夫才在上台前夕说：“我们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了，我们必须变革”。（A. Roxburgh, The Second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91, p.8.）当一位俄国科学院院士说“存在了几十年的制度顷刻间垮了，但却没有人站出来捍卫它”时，甚至现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承认，苏共“对所有制的垄断、对政权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垮台的三个因素(原载1997年11月俄国的《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引自中国的《读书》杂志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