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当代中国军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局限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这个命题，而且这类讨论往往具有工具性、宣传性、实用性、研究方法单一等诸多特点，缺乏学理上的分析。本文试图借助政治学、政治社会学、政治文化学等学科的概念，分析当代中国军队的政治社会化。

一、当代中国军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特徵

政治社会化可被视为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变化过程，在探讨中国军队的政治社会化之前，有必要简单概括中国军队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徵。

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较，军队作为一种暴力垄断与管理组织，具有鲜明的特徵：组织制度与结构上的权力集中性、严格的等级性、高度强制性，价值上的工具性、集体至上性，技术技能上的唯一性等。任何军队的这些组织与政治特徵都需要相应的政治文化系统来维系。中国的军队也具有上述组织特徵，但它的政治文化与其他国家军队的政治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

首先，中国军队是完全政党化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共从历史中推延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经验，这是它处理党与军队、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根本原则，并通过各种社会化途径将这一原则变成军队政治文化的首要准则。中共历来强调：“要在全军牢固树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观念，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里，保证我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行动听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指示。”[1] 中国军队的所有活动都以这一原则为基本政治价值指南。

其次，中国军队内维持着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方式。由于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抵御异国武力入侵，而完成任务的主要形式是高烈度的战争，为了在殊死的战争对抗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以战胜对手，使军事组织成员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敌我分明、你死我活的政治思维方式。

再次，形式上的集体至上与现实的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军队必须具有高度团结的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在中国军队里这主要靠组织性强制和强调民族、国家、人民、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等观念来维系。但在中国军队中对集体利益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对军中成员基本利益的忽视，在集体主义政治文化中个人的利己欲望（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均得不到正常的表达与满足，结果个人利益在公共利益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实际上取决于等级性权力的强制分配。与此同时，军队等级科层制下的高度集权的组织方式又为通过非程序性渠道获取个人利益提供了可能。现在军队内部存在着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准派系[2]，这成了某些军队成员在组织体制内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争取在体制内资源分配中获得较大份额的主要手段。于是，集体主义与团体精神往往成为心怀私利的一些个人的集体政治性表演。政治合法性资源便通过这种潜在的形式在军队内部发生转移与异化。

第四 ，绝对的服从与权威意识。军队“不仅要保证防御一个国家的领土，还要将很多时间用于训导其成员以保证他们对组织的忠诚”。[3] 在军队的等级权力体系中，权力的合法性不可能通过理性民主机制获得，而是通过对不经精细论证的“真理”，如基本政治伦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等）、权力原则等的反复强调而获得。军队等级组织中的权力角色权威强化了这种政治伦理。

第五，革命英雄主义的表层彰显。革命英雄主义是一种历史性政治文化资源，在当代中国军队中只能实现浅层次的偶然内化，往往在生死攸关的环境中才可能体现出来。以往中国历次对外战争，如抗美援朝、中越自卫反击战都出现大规模的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表层彰显，并将其扩大到军队之外的社会中。

二、当代中国军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中国军队的政治文化主要通过下述路径传递与维系：

1. 军中科层制主导下的利益控制

军事科层制的政治特徵之一是权力等级划分明显。没有等级的划分，任何一支军队都将毫无功能可言。与一般的科层制相比，军事科层制的等级差异更加明显。维系这种等级的纪律更加严格。军事组织中的权力、利益分配都是按这种等级金字塔自上而下进行的。军事科层制的理性（程序化、制度化）主要表现在纯技术层面。由于军队总体上是人治体制，法治（rule of law）理念与权力监督机制缺失或虚置，所以其非理性（非制度性、不按制度程序办事）成为中国军事科层制的主要政治特徵。这种科层制的优点和缺点在军队政治文化的形成与传递过程中都发挥到了极致。

军事科层制严格的等级权力划分使军事组织政令统一，大大提高了军队应对战争等突发事件的效能。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这表现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高强度、高频度、高速度的传递，营造维系着团结统一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文化。与其他非军事组织相比，军队的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特徵尤其明显。与此同时，近乎专制的权力科层制也大大降低了军队政治文化的民主化程度，军队政治社会化很大程度上是上层权力意志的体现与结果。军队中普遍存在的“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假借上级权力压制下级的“太监性格”，都与这种科层制下的绝对权力有关。

军事科层制还为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组织制度保证。作为最高领导层的中央军委实际实行的是党内文官控制制度，在政治上往往由党的最高负责人（总书记）控制。自总部至基层连队都设有科层化的政治社会化机构（政治工作部门），政治首长与军事首长共同领导军队，这样来保证用党的政治文化塑造军队的成员，形成特定的服从党领导的军队政治文化。

利益控制是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军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手段之一。军事组织是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程序来授权的。由于军事组织中的利益是严格按等级权力与地位分配的，能否得到上级的授权，事关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所以这种授权关系所体现的官本位、上级本位、服从上级权威、等级特权等意识，就势必要内化到每一个想在这个组织中得到权力与利益的人心中。这就是说，军队的科层制为其成员获取利益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正式渠道：即接受利益与权力的同时，就必须对上级权威与主导政治文化所持的价值观认可、服从（至少表面上要如此）。对其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为了在军事科层制中生存发展下去，就不得不接受这种利益及其条件，否则只能出局。

2、军队政治文化的主要历史来源：革命历史叙事

中国军队政治工作的传统之一是通过革命歌曲、革命英雄或烈士图像、革命故事、各种革命战争纪念馆等方式，建构出关于革命历史的“元叙事”，以达到部份地再现“革命精神”及其政治文化意义的目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政治社会化作用在于，它具体体现了一套特定的政治道德规范和政治价值观并使之合法化。

在革命历史叙事中主导性政治文化掌握着关于中国革命的唯一合法叙述，至于这套叙述是否真实历史的再现，则不是主导性政治文化考虑的问题。这种革命叙事通过将一个时空体系中的革命故事及蕴含的政治文化转换到另一个时空体系中，来构造一种现实实践行为的解释与组织文化结构间的“契合性”，达到二者互证的效果。它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宣称主导性政治文化所维护的政治统治与利益关系是“合法的”。它暗含的内在逻辑就是，“历史上主导性政治文化及其主体是合法的，所以今天仍然合法”。革命历史叙事为封闭的军队组织中的成员提供了感知过去历史的捷径，使隐含在叙述中的政治信仰、政治价值等内化到成员的思想中，还为成员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组织性的集体意识指向。

革命叙事的建构方式决定着提供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信息，革命叙事的主体凭借其政治权力和资源强势来操纵关于历史素材的选择、叙事话语的建构，同时剥夺了别人的发言权与发言方式，使他们无法积极（正面）地参与政治话语及政治文化的构建。这种叙事结构本身有助于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形成、再现与维系，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其他异质历史叙事出现的可能。于是军队的成员只能在这一唯一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体会其中的政治文化意蕴，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在这种革命叙事所造成的“别无选择”的环境中认同其中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正如丹尼斯.K.姆贝所说：“大多数的组织故事描述了发生在组织历史中的事件，而且这种叙述有助于通过使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和伴随它的道德态度和价值观合法化并赋予它们来建立一种组织文化。”[4]

然而，革命叙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军队成员行为的体验，是否适合当代中国军队组织结构的严整性，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革命叙事的实际功能与政治工作部门假想的功能有所差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革命叙事与现代语境的时代差异。在一个利益多元化与个人化的时代，强制性地推行革命叙事中的集体至上、不计代价地牺牲个人利益等观念显然不合时宜，其转化为个人自觉意识的可能性很低；其二，以革命叙事来证明现实的合法性的方法存在着终极合理性问题。革命时期中共以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文化攻击国民党的独裁与专制[5]，但自己当政后却说“百代皆行秦制”，于是革命时承诺的普遍政治法则（民主、自由、人权）与当政后推行的专制政治文化发生了矛盾。[6]

3. 在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军队的政治社会化

“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历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个体成员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植根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 [7] 军队的日常生活是军队政治社会化的间接渠道。[8] 一般说来，“文化只不过是生存的一种习惯”[9]，日常生活是养成这种文化习惯的方式，又体现着它所要养成的文化。“日常生活往往凭借重复性实践和重复性思维而运行”[10]，它以已有的习惯、经验、常识等为基本活动指针，同时长期重复的日常生活又强化、生产着这种习惯经验和常识。从表面上看，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纪律可能与政治生活相距较远，但它实际上是军队最具政治社会化意义的形式。

军中通过重复性的日常生活及其所依重的习惯、经验、常识转化为或强化着组织内的主导性政治文化，从而实现其政治社会化功能，这可以从以下各方面观察到。首先，军队中高度强调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象征性符号，从发型、服饰（军衔标明严格的权力等级，显示和维系着等级权威，发挥着垂拱而治的作用）、走姿、礼仪到床铺被褥的整理等都有严格而细致的规定，都要求整齐划一，都具有“去个性化”的特徵。这些都可被视为政治社会化的间接渠道，其象征或隐含着严格的组织纪律与权力等级观念、集体至上、绝对的服从意识，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形成扩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简单化思维与思维惰性。在日常生活中偏重于生成简单化思维，使军队成员对问题的认知处于感性阶段，认为主导性政治文化的逻辑是“想当然”、“理所当然”的。然后，以绝对服从为指归的高度纪律性，单调而重复的政治指令在日常生活中高频率地出现，使军队成员根本无时间思考，久而久之就不习惯思考问题了。笔者就曾听到有的军队领导说，按不按时睡觉是一个政治问题。笔者也曾因性格内向、不习惯与人交往，而被指责为骄傲，不准入党。这种政治价值观无孔不入的日常生活成为组织的政治文化得以维系持续的最基本方式。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本身就有一定的惰性，很难产生出一种与主导性政治文化相异的政治文化。再次，以服从上级权力指令为指归的日常养成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意识与思维方式上具有同构性。它有助于军队个体成员接受主导性政治文化，也就有助于主导性政治文化在整个组织中维持、强化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第四，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成员处于严格的纪律管制之下，个体对群体反抗不是无意义就是导致个体受损。因为组织中同质性政治价值等级体系是由组织给定的，违反者除了受到上级的惩罚外，还被已接受这种政治价值观的其他成员嘲笑，因而处于沉重的心理压力之下。久而久之，个体就放弃了抵抗。第五，长期在群体性军事组织中生活的个体成员，还会产生从众心理、对群体的认同感、逃避自由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第六，主导性政治文化在组织成员的心中固化后，就通组织成员间的相互影响而传播扩大。本特霍森和莫奈安认为，在群体成员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分享了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对未来互动的期望。对正在形成的规范的不同意见可能导致同意规范者修改他们的解释，或者，他们一度试图说服群体接受他们的解释。但一旦规范形成，任何试图进一步改变控制的行为，都会遭遇制裁。[11]

4. 道德“榜样”

用先进典型人物作为一般成员的模范与“榜样”，是军队政治社会化常用的手段。从军队道德伦理规则的选择、宣教过程中，可以分析出其中隐含的政治指令及其价值指向。“榜样”本身就是政治指令对原型进行美化（如放大其优点，遮蔽其缺点）的一个人为的模板。权力意志支配下的“榜样”与典型一方面是将其与常人之间的道德、人格差别放大，另一方面又企图强调常人可以模仿“榜样”，以实现蕴含着主流政治文化价值意图的“榜样”为指归。

这样的道德“榜样”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由于道德“榜样”以近乎完人的形像出现，所以与常人存在着不可接近的距离与势差。如果道德“榜样”被认为是真实的，它或许还可能成为被教化者的政治道德观念与行为的模板，从而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如果它被认为是虚置的，或道德“榜样”与被教化者之间的距离与势差被过度放大，被教化者就会视之为可望而不可及，这反而会使被教化者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压力，甚至产生对这种德治技术及其蕴含的政治价值取向的整体性质疑。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里屡屡被宣传的雷锋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道德“榜样”，在中国军队内部对他的宣传早已显现出后一种效果。

以“榜样”德治为中心的军队政治社会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内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更不可能达到制造同心同德者的目的；相反却造就了军队成员在精神与道德品性上的奴性、委琐和虚伪。这种政治理想与道德品性上的空化构成了军队政治社会化效果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军队里这种依赖于道德“榜样”的政治社会化日益失灵，却又为进一步加强政治社会化、政治教化提供了理由与合法性。

5. 军队内部传媒的作用

当代中国军队中的政治媒介的权力源自组织内部特定的政治符号系统所构建的主流政治文化及其依附的制度结构系统。《解放军报》等政治性、宣传性报刊与网络成为中国军队政治文化的强有力的护持者。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这些军中传媒的主要作用是在军队组织中扩散、传递主导性政治文化。但也必须看到，这类报刊中相当一部份是通过强制性方式发行的，有相当一部份军队成员不看这些强制性发行的报刊。有些传媒在报导过程中存在大量有偿新闻现象。在金钱的诱惑下，媒介权力成了一些人及部门制造政治道德资本、谋取个人权力的工具。这种军队传媒权力的腐败会削蚀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也意味着附属其上的传媒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减弱。

6. 维持军队的高度封闭性

军队政治社会化的整体模式呈现出高度封闭性，营区与组织结构的封闭性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与前提。在这种封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成员被视为不是具有相对直接需要和明确目标的完全理性的行为者，而是不断参与对付一个模糊的信息环境过程中去的人们。”[12] 军队强调自身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差异，对其成员灌输军人的责任、对党的绝对忠诚、荣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在军队党化的前提下，军队不过是主导性政治文化的一个“容器”，以党的政治文化为主塑造军队对党的忠诚。军队政治文化基本上呈现出模块型，具有唯一性，在主导性政治文化看来，异质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其封闭性还表现在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上。一些基层部队不允许官兵拥有收音机、手机等，一是防止外国电台把异质政治文化输入军内，二是避免大众文化过度影响军队的政治教化，涣散军心。

三、军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与军外的交流

军队虽然具有高度封闭性，但它毕竟还是社会政治系统的一个部份，必然与外部社会发生有限的交流。

首先，军队与党政系统之间有政治文化交流。党为了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对军队进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灌输与控制。这种交流主要是一种灌输与接受的关系。同时，在党政决策过程中，军队在国家安全、国防政策、军费开支等议题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其次，军队与地方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兵役制度的实行使每年都有大批新兵入伍和官兵转业复员，军队成员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流动是这种交流的主要渠道。军队要在较短时间内把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政治观念的人员，按照军队政治文化标准整合进军队组织。从现实情况看，军队借助组织与利益控制的力量不难完成这一任务；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所有新成员原有的政治文化，而且军队的人治体制还可能放大某些消极的政治文化因子，如小农文化、官本位意识等。[13] 此外，带有政治文化意义的地方传媒对军队政治文化也有影响。一些军事单位也订阅带有较强政治文化色彩的报刊，如《南方周末》、《读书》、《书屋》等，军队内的个体成员也可自由地订阅这些报刊。由于受到军队的严格管制，这些报刊中的蕴含的民主观念与个人权利意识，会对军内人员产生比常人更强烈的影响。据笔者所知，这几种刊物在军内的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成员中有较多读者。

再次，中国军队与外国政治文化也有交流。中外军队的互访、中外军事研究机构互派访问留学人员，都不可避免地会令中国军队的成员受到异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但由于被派出人员的政治观念已基本成形，其出国时间较短且完成任务后还要回到军队，所以这种交流对军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极其微弱。此外，一些军队外语学院也聘请外国教师讲课。据笔者了解，这些外国教师会自觉不自觉地向中国军校学员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并对一些学员产生了影响。尽管这种个体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对中国军队政治文化无法造成整体损伤，但主导性政治文化仍对其保持警惕。校方经常对与外籍教师交往过密的学员发出警告，还采取定期（一般是两年）换聘外籍教师的制度，以限制这种个体间的政治文化交流。

四、军队政治社会化的效果分析──表层彰显与内在变异

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努力，主导性政治文化在军队中维持着绝对优势，其他异质政治文化很难侵入军队系统并对之构成威胁。由于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接近与否和军队成员的物质利益及政治前途紧密相连，这对成员造成了强大的现实约束力。确实，军队的政治舆论、组织行动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对大多数军队成员来说，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利益的支配，多少有点无奈或属于无知型默认。这种现象既可被视为政治社会化的成果，也可被理解成政治文化自身危机的一些表现。

1. 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主导性政治文化维持着仪式化的支配地位

宏观上，军队内部稳定，且在政治上组织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在主导性政治文化的中间层面，集体主义、团结精神、纪律和服从意识、宏观责任意识（抵御外敌）得到强化，成为军队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徵，为凝聚军心、提高军力、实现其保障国家安全的功能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1998年，中央作出禁止军队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这是实现中国军队专业化与现代化的重要措施。它虽然对军队的利益有较大触动，但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军队对党的忠诚感和军队政治体制的稳定。1995年海外曾有人预言：“‘六四’事件后，军方势力日益扩大，出现了军方干政的可能性，成为邓后中国最大的隐患之一”。[14] 至少到目前为止，军方势力没有明显的扩大，军队的领导权依然为中共牢固地掌握著，还没有出现军人干政的迹象。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主导性政治文化构成了军队成员政治思考的前提，个人只是消极地存在于组织制造的政治文化之中，由政治文化为个体提供一种适合于他在军队等级体系中生存的思考模式：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重角色。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主导性政治文化成了军队组织内部的有机部份，对整个军队的组织运行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权力者将其意志构建到组织内部中，通过权力与资源控制与制造政治论证逻辑、政治（社会）群体化，将之变成全体成员的意志与利益认知，从而得以合法化，形成主导性政治文化所要求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装饰着上级领导权力的政治形像，证明着上级权力的合法性。

其次，主导性政治文化的仪式化彰显主要得益于军队等级中权力精英在行动与组织上的支持。中国政治中政治利益的代理人与委托人是同一主体，政治精英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15] 军中各级权力精英对政治文化指令的积极反应主要是为了维持并扩大个人利益（物质享受、官位升迁等），而不是政治信仰的考虑；否则，个人一生的奋斗所得有可能在倾刻间灰飞烟灭。权力精英并非没有一点政治大局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在他们的观念中居于次要地位。换言之，权力精英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支持是明显的，但也是表面化的。正是这种表层化支持使主导性政治文化在军队中得以仪式化，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也得到表层的彰显。流动频繁的军队成员多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他们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服从认同更是个人利益化了的；不过他们对主导性政治文化的认同与支持在其服役期间对军队的政治社会化有直接的意义。正如葛兰西所说，“当由统治精英所提出的世界观得到从属群体的积极接受和追求时，统治的过程进行得最有成效”。不过在中国军队中，这种成效只体现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仪式化过程当中。

2. 军内主导性政治文化在个体层面上的变异

当主导性政治文化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得到仪式化彰显时，这种政治文化在个体微观层面上其实表现出一系列与宏观层面仪式化彰显不一致的特徵。

首先，主导性政治文化中所倡导的高调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道德教化忽视了个人利益，在组织上造成对个性的压抑，所以基本上并未得到军队成员内心中的自发认可，受众只是在权力控制与利益驱动下表面上表示接受而已。

其次，随着军队成员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而现有的军队组织的特殊性和主导性政治文化又使这种意识不具有合法性，军队成员若想超越组织规定的限度去追求个人或局部的权利，就只能通过非制度性的方式来实现。于是在主导性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原则之外，生成了另一套“潜规则”，如通过不正当手段追求个人权力的欲望远超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宗旨，官僚主义和裙带关系盛行等。实际上，在军队组织内部这种“潜规则”已经成为主导性政治文化表皮下的一种支配性规则文化，或可称之为“次政治文化”；但它在军队的非正式运行与操作中所起的作用却可能远远超过主导性政治文化，一些成员与团体通过这种“潜规则”在组织体制内谋求到权力和利益。从长远效果来看，这些“潜规则”的扩张性运行可能架空主导性政治文化并使之失效，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16]

再次，在封闭的政治文化体系内，对现有政治文化的认识多停留在感性层次，人们只能消极地逃避这些政治话语，却不容易重新构思独立的话语，更不可能产生对之构成结构性威胁的认识。结果越来越多的个体谙悉政治文化中的奥妙而变得更加圆滑，这既扩充了政治文化的表层化，又加深了这种文化的深层变异。

主导性政治文化在表层呈仪式化彰显而在个人层面上的变异，是政治社会化造成的一种文化变形。[17]

五、影响中国军队未来政治社会化的若干变量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军队组织的封闭性只是相对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军队的政治社会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以下几种可预见因素之影响。

1. 主导性政治文化面临内在矛盾与危机

首先，主导性政治文化自身存在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近十多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这点。它的逻辑框架是“人民权力国家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政治学者李景鹏早在1988年就对“人民主权说”提出过质疑，他认为“人民主权说”并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18] 最近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政治及其政治文化的特色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合一的精英政治，政治精英并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他们只对自己的利益负责。[19] 尽管近来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但如果不从制度建设上予以保障，只停留在政治宣传或道德教化上，最终只能使大民众对其真实可信性产生怀疑，从而消蚀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其政治社会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其次，在军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利益至今没有得到充份而合法的认定，这是导致军队政治文化表层的仪式化维持与个体层面上变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自由民主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解释之间的矛盾。军队政治文化也宣扬民主观念，但更强调集体至上、服从意识的重要性和军内民主的特殊性与有限性。一般的军队成员在强大的社会化与组织压力之下，不会质疑这个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而只是从浅层和感性上对具体问题提出疑问。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浅层、感性层面的质疑就不重要，在特定条件下，它比冷静的理性思考更具破坏力。

第四是异质政治文化的挑战。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对中国军队政治文化最具威胁。尽管近年来“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主张只是极个别学者的理论，并处于隐匿状态，但中共依然对之保持高度警惕。

第五，中国军队的政治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利益维持型政治文化，但近年来军人社会地位与利益的相对下降可能导致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不可能仅靠宣扬“奉献牺牲”等政治口号来解除。

第六，绝对等级制下的权力腐败不但成为中国政治之癌，也同样成为中国军队之癌。一方面，由于以人治为主要特徵的军队体制缺少监督机制，客观上造成了对腐败的宽容与腐败的泛滥。主导性政治文化企图用道德教化来遏制绝对等级下的权力腐败，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等级特权在这里已经合法化并造就了一大批热衷于追求等级权力并努力维护这一体制的人。但从根本上讲，这种等级特权可能消弥体制与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反衬出主导性政治文化所倡导的一切其实都是培养卑鄙与无耻，正如一句名诗所刻画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军队政治文化的这些内部矛盾与危机得不到解决，军队的政治社会化就会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

2. 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对军队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当下中国政治文化正在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单维转向多维，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情绪化走向法理化，从人治走向法治，一体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开始出现雏形。中国政治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变迁势必要影响到军队内部政治文化的变迁与调整，这从主导性政治文化对军队政治文化的调整中也可看出来。

3. 改善军队管理方式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中共在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军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的经济与文化权力，提倡依法治军，提高军队专业化的程度（禁止军队经商），这些措施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军队组织对其成员的吸引力，减少军内腐败，提高军队战斗力，为党政军体系提供支持与政治合法性。这是在军队组织内部实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微调，其目标是维护军队的稳定，重视军人的权利仅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工具。

另外，党对军队政治文化也作出了积极调整。这并不意味着党放松了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相反，对军队政治文化作出的积极调整只是巩固对军队的政治控制的补充，前者服务于后者。这二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契合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例如，在军队的人治体制下提倡法治，其实只能是人治下的法治；而军内民主观念的增强，也可能不利于作为暴力垄断组织的军队战斗力的保持。这可能是所有军事组织都面临的两难困境，美国军队也面临军内文化与民主社会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协调问题。[20]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会继续目前对军队政治文化所作出的微调，同时仍会加强对军队的政治控制。军内法治及民主意识的增长与军事组织体制的冲突不会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只能通过现有的人治体制以扭曲的方式得到表达，这既不利于正常的民主法治意识的进一步成长，也不利于军队体制的良性运行。

4. 大批大学生入伍的结果

近几年来，为了提高基层军官素质，中国军队从地方院校大批吸收大学生入伍。与军内其他成员相比，这些大学生趋向于独立自主、民主意识较，可能与军队的政治文化发生某些冲突。大陆青年作家余杰在大学参加军训时就曾质疑：“剪去头发，就能剪去个性与思想吗？”从目前来看，这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不可能长期与强大的军队政治文化传统对峙，结果往往是被权力高度集中的军队政治科层制控制、同化，或被迫出局。尽管如此，从长期来看，他们的入伍虽然不可能使军队政治文化发生质的变迁，但却可能在操作层面上起到改良作用。整体上讲，这只能看作是主导性政治文化中两种亚政治文化间的摩擦。

5. 大众文化对军队的影响

以市场化、商品化、追求消费性快感为基本特徵的大众文化已渗入军队内部。它一方面可能会填补因对军队政治文化的厌恶感与质疑所造成的空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主导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整的军队政治文化造成冲击，阻滞政治社会化过程，削弱其效果。

【注释】
[1]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
[2] 之所以称之为“准派系”，是因为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基本组织原则下，它只是通过同学、老乡、上下级关系、同事等非正式人际关系的方式存在。但这种准派系不可能成为军内的异己力量，而仅仅是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一旦其活动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关系可能迅速解体，军中的流行语“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就很能说明这种准派系的特徵。
[3] (法)拉法耶着，安延译，《组织社会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 丹尼斯.K.姆贝着，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5] 参见笑蜀编，《历史的先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这里涉及到一个革命的转换机制及其带来的普遍性问题，不过这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故不予讨论。
[7] Pye, Lucien, "Political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Co. and the Free Prees, 1961, Vol.12, p.218.}
[8] “政治社会化的间接渠道是指个体在政治社会过程中获得的有关政治文化内容是通过非政治化的途径获得的。这种非政治化的途径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指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了许多并非直接标志为政治化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对日后政治文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或重要的影响。第二，是指人们接受的这些内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日后人们政治生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或有助于形成个体的政治文化。”见王卓君的《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9] 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70页。
[10] 出处同上。
[11] (美)赛佛林.坦卡德着，郭镇之、 孟颖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版，第216－217页。
[12] 出处同注[4]，第12页。
[13] 参见吴国光，《揭示人生悲剧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读〈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14]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与发展委员会，《中国将走向何方？》，《当代中国研究》，1995年第5期。
[15] 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6] 出处同注[4]，第31页。
[17] “文化变形是指一个组织的文化受到系统歪曲以使符号实践保持和再现某些依从和支配关系。组织成员不加批判地接受居支配他们的旨趣所表达的理解和意义形成过程。文化变形的概念概括了意识形态与组织符号体系的关系：组织符号不仅形成了一个已经修改的现实，它们还能使组织中现存的政治环境具体化和‘自然化’，同时推动有利于统治旨趣的社会现实的发展而限制其他的意义体系的概念。”出处同注4，第116页。
[18] 李景鹏，“论社会主义民主的运行机制和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3期。
[19] 康晓光，《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20] Lowndes F.Stephen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Soldier: the Mass Media as Agent",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9, No.4, Summer 1983, P.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