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念慎之兄
由于曾在新华社同食一锅饭，我与慎之兄的相识已逾半个世纪了。尊其为兄，不只是因为他比我年长四岁半，是位实实在在的兄长，更因其学识才华之丰高，我随后紧追猛赶也难望其项背……
一
1957年7月中旬，由“鸣放”而突然转入“反右”已一个多月，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们继续帮助党整风，并且强调说错了也不要紧、决不会与“社会上的右派”相提并论。暂由新华社国际部管理的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学习英、法、西、葡等文的同志遂响应号召，在新华社大院东侧“口”字楼三楼会议室座谈鸣放。时为国际部副主任的慎之兄也临场静听，并十分认真地在小本子上迅疾笔记。在这鸣放会上，我把在外交学院党支委支书联席会议上发表过的主要意见又说了一遍，其中主要论点是：如果不坚决反掉“神化与特权”，我们的党和国家必将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
不日，社长吴冷西在全国新华社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就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我立即身陷大会接着小会、小会连着大会的“揭发批斗”。在这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揭发批斗”中，众多老同志、老朋友都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捍卫”党和毛主席，而对我的鸣放内容曾作过速记的慎之兄却始终未在这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庞大队伍中闪现过身影。万万没想到，在我被确定为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的“右派分子”之后，忽然传闻慎之兄也被扣上了同样的帽子，而且还被说得活灵活现，说他居然也非常赞同戴某人的反对毛主席神化的观点，并“恶狠狠地加了一句‘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当时就怀疑这传闻的准确性。我深信他之所以不会站出来批判我，是因为他本人就一贯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观点固然会有所共鸣，但绝不会在公众场合下发表那种“拉下马”的激烈言论。后来继续听到的比较确切的传闻证明，我的上述分析是比较站得住的。
据说1956年10月接连发生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委派从新华社调到他身边的英文秘书林克，回新华社向负责编辑每天早中晚三大本《资考资料》的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以便他老人家决定自己对苏共20大揭批了斯大林之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应取何种态度。在交谈中，素来口无遮栏的慎之兄就实话实说。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之所以问题频出，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压根儿就是空喊民主而实际上毫无民主可言。他建议我们的党中央应接受这一沉痛教训，应成立宪法法院，应在学校从少年儿童起就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使得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不会被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当权者牵着鼻子走了。同时他还建议，不要一个劲地强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应该像我们当年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的那样“还政于民”，切切实实地真正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大民主，等等。
当时我就认为，即使在那种“反右”黑潮中，新华社也会有一些人内心中对慎之兄的这些见解与建议心许赞同。然而，听说毛老人家对此却十分反感。在1956年11月中旬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老人家在讲话中说到民主问题时就表示：有些司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提倡大民主，不要小民主；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要我们也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搞什么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他们的这些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又特别关照参加二中全会的吴冷西：这些都是好同志，回去后不要批评他们。
听到这样的传说，新华社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徵求慎之等人的意见，他们才有啥说啥的；如果连这也要“秋后算账”，那就连“小民主”也没有了，就更不妙了，所以毛主席才高抬神手。
可是，1957的“反右”黑风还是把慎之兄也狂卷而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听说，慎之兄由于才高识深，在国际部颇有一些很崇敬他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中，也不乏同样崭露才华、意气风发者，慎之兄对他们也抱有美好的希冀。于是有人把慎之兄认为最有才气、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男女们，戏称为慎之兄的“金童玉女”。既是身旁的“金童玉女”，慎之兄也非常信得过，对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但这些“金童玉女”听到了党的“反右”召唤，其中有人就猛然“省悟”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神圣召唤应该高于一切，于是就把慎之兄平时对他们所说的一些知心话全都抖搂出来，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所谓“极其狠毒”的言语。
实际上，这句话来自毛主席自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批评慎之等人的“大民主”建议之后，隔了几个段落又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如此说来，至多慎之兄在听了吴冷西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对“拼得一身剐”等观点私下有所议论，而某些紧跟党的立场的“金童玉女”就把这“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发明权硬加到慎之兄的头上去了。
所幸的是，由于吴冷西等人与慎之兄的关系一直相当好，他们也相当赞赏慎之兄的才华与人品，所以新华社给慎之兄所做的“右派”结论的第一条只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结论中并未收入“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语言。据说，在正式宣布结论之前，吴冷西恰巧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说几句好话，恳求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当他到达中南海的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这些话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大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
二
苍天有眼，比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封建帝王“史无前例”地享受了狂热无数倍的“万寿无疆”的呼喊朝拜之后，与“百岁大寿”还差着一大截，那位“无疆”老人就撒手人寰了。紧接着，依他为靠山的向全党全国张牙舞爪了好多年的“四人帮”也被打倒了。虽然有人还要高奏那“圣魂永在”的“凡是”曲，但东方已出现了一扫笼罩新中国近三十载阴霾的曙光。
果然，1978年春夏之间，胡耀邦大力促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广泛深入开展时，又盛传胡耀邦正指导参加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研究“右派”问题会议的中组部同志，必须力争为几十万无辜苦受了21年磨难的同志，求个合乎天道人性的圆满结局。
这时，我的苦命妻潘雪媛因坚忍苦等我14年，而被其所在工厂的“卫道者”们迫害得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本人在山西劳改场所猛推烧砖用的黄土，又一次被小车把手打断了肋骨，连轻轻地吸气都疼痛难忍，只得回京边照料雪媛边养伤，同时挤出空上访中组部、公安部和全国政协，询问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这些中了“阳谋”诡计的受害者的冤难。
其间，我也曾去军事博物馆路南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拜望多年未见的慎之兄与他的老伴张贻大姐，相互简述了这许多年来的苦难情。不日，慎之兄手提一布包，来到了新华社在西单参政胡同七号的小杂院，找到了我那间面向北的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这斗室不但整年照不进一丝阳光，背墙上还满布着墙后第二实验小学厨房和水房渗过来的水印。室内除了砖头支撑着木板的所谓的“床”和吊在砖墙上的木板条儿上的些许马列书籍和毛氏“红宝书”而外，几乎一无所有，他只能落座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砖头支撑的小木板床的床沿上。慎之兄的目光透过他那宽边近视镜环顾了一遍，不禁深而又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大口气。这位素来快言快语、说话从不打弯的学者，此刻却几乎在强忍着带有伤痛腔的颤音向我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新华社的一些人把你和你的一家人坑害得这么苦……”他边说边摘下他的眼镜，用小手绢疾速地擦了擦眼泪……这才使我第一次极其真实地感受到，慎之兄是一位外表刚强而内心实为柔善之人。是的，只有真正心地纯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接着，慎之兄解开手中的蓝布包，原来是一套略微褪了色的灰蓝布中山服和一顶配套的单帽儿。他向我们全家说，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但只降了几级工资，每月好赖还能拿到90来块钱，加上张贻大姐的每月百来块钱，虽然比不上过去但将就着也还过得去，比我们这个几乎被整得一无所有的家总算强一些。然后他对我说：“你以后再上访或上大街，就不要再穿这一身紧紧巴巴又打着补钉的工作服了，这简直就像个叫花子或拣破烂的。”
是的，经过21年的磨难，不但我过去在朝鲜战场的单棉军服都已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就是去越南采访特制的并曾在1955年春节应邀与胡志明主席一起野餐时所穿的那套深蓝呢的中山服，也都破得大补钉摞小补钉，已完全看不出它曾是一套比较高级的呢料服了。而劳改场所发放的劳动布工作服都比较瘦小，就是碰到了心地尚比较和善的管理员让我挑选出似乎是特大号的，但穿在我这光着脚丫儿也有1.78米的大块头身上，仍显得紧紧巴巴，何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磨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每隔两年才发一套，还得“以旧换新”，所以只能补钉加补钉了。慎之兄的身材几乎与我一般高，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我们全家都深为感动，十分感谢他在同样饱尝了世态炎凉之痛中对我们的雪中送炭。
隔了一会儿，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当年我是新华社“反右”风潮中被折腾得影响最大的，不但矛头直指毛老人家的“神化”，而且国内外媒体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报导；如果我现在能给吴冷西写封信，请他帮把力“通融通融”，把我戴某人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等于在这四面密封的墙上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其他人也就可以从这大窟窿飞出去了。”说到这儿，慎之兄“哈哈哈”地大笑了好一阵儿。
待他笑定，我说，如果那样当然好，我也不怕把脑瓜儿撞破。但是对吴冷西这人，我却不想去“麻烦”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大社长，又当过中央委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而是因为我瞧不起他的为人。单就我的遭遇而言，只因为我与他之间闹了些意见，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为“右派”。对这样的所谓领导者，我信不过……。慎之兄想了想说：“也是。那我们就静候五大部会议的佳音吧！”
不久，佳音果然传来。当年一过了国庆节，我就穿着慎之兄送给我的那套中山服，重新迈进了新华社大门。他也在这前后被借调到社科院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帮忙。过了2个多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本人和被称为以我与李耐因同志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在新华社的96名“右派”中首先获得“改正”，全都恢复了党籍、军籍与记者职务。但不知何人作祟，慎之兄的问题却一直被挂着。这是不是因为新华社的有关人认为当初慎之的问题是邓小平定的，而不敢“擅自行动”？直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紧接着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却要慎之兄担任他的访美顾问，新华社的那些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这才连夜开会，为慎之兄的“老右”问题改了正。这反而成了最最现代化的“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解铃还得系铃人”的奇闻了。
三
慎之兄随邓小平访美归来，就被正式调离他工作与磨难了30多年的新华社，到社科院先后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工作十分繁忙。对于1989年“六四”对手无寸铁的要求民主与反腐败的青年与市民的血腥大屠杀，他极为悲壮地表示“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就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他有时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所涉话题的广度与深度相当可观。其重心是我们青少年时代都曾极为崇拜并崇拜到荒唐的迷信高度的毛老人家，及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日渐锋芒毕露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我们一致认为，其毒根，还是封建王朝的千古流毒。大“革”文化“命”中登峰造极地让所有在极权高压统治下的男女老少像过去封建王朝时代对封建帝王那般对毛老人家齐声颂呼“万寿无疆”和“万岁万万岁”，这还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虽然毛老人家自称他这是“马克思＋秦始皇”，实际上没有了“马克思”，而只有“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地背道而驰。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还与我谈到了毛老人家的人品。他说，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12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呢？这‘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老头儿又如何？这就无须一一细说了。”
慎之兄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就毛泽东而言，即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罪己诏’么？”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慎之兄说：“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读书破万卷又记忆力特强的慎之兄引用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隆时，给与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3]
马克思还说：“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4]“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5]
慎之兄说，虽然这封信比《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差不多早了5年，而且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又只是普鲁士帝国，但对于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权欲野心家们也完全适用。你看看毛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他老人家归天之后，在血腥的“六四”前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的所谓“反自由化”、所谓“平定暴乱”的血腥大屠杀，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仍不许媒体充份揭露，反而加倍强调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确是一句老实话。
慎之兄还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的宣誓，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在所有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交谈中，慎之兄的那种明显而强烈的爱憎之情──对人民和民主的爱与对专制独裁者们的憎，完全可以用他自己一篇作品中的文字来表述。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特别带着慎之兄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慎之兄署名为“观察者”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全文论点鲜明，文字优美生动而富有豪气，笔法上颇有创意与独到之处，立即轰动了全国新闻界与广大读者，成为我国国际新闻写作中的名篇。这篇文章的开篇与结束语充份表达了他的爱憎之情：
“人们看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一切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不同，那样分明。人们因此更加懂得了，什么叫做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
“最重要的是，人们更加懂得了爱与憎：爱戴和平的斗士，憎恨和平的敌人。”
这近约7千字的文章的结语说：“有人说，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记录在历史上，铁案如山，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它。因为它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上。”
的确，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给中国各民族人民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史，这是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的。
四
总之，慎之兄与我的历次交谈，尤其对毛泽东及其专横独裁统治的讨论，大有助于我对这类课题的探索。而对于我们党的如此现实，尤其是建国后前30年的史实，大凡不愿违背自己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慎之兄又提醒我认真琢磨马克思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6]
慎之兄说，当年马克思的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当然是转入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做共产党人已做了大半辈子了，而且现在已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之后了，当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与那些仍残留着独裁专制者之阴魂的人进行政治意识上的斗争。但由于这种唯我独尊并大权在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我们在公开发表文字时应慎言稳立，只能在如何走向真正的民主等方面进行某些理论上的启蒙阐论，而不必作太多、太深、太广、太猛的揭露与抨击。他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再呐喊一百年。这也许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我的理解是：对于他与我之间最最知心的交谈，尤其对毛泽东的品性及其独裁专制的谈论，切不可轻对他人言。这许多年来，他正是这样实践的。从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而写的“迎接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以及对顾准、陈寅恪等先知们的学术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几乎无不强烈地呼唤着科学与民主，呼唤国人奋力赶上全世界滚滚向前猛进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专制统治的余孽，使全国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否则，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号角吹得再响，也不过是白吹吹而已。
慎之兄这一系列强烈的呼唤，震撼着海内外一切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心灵而群起响应。像我们这些与他原本就交谊深厚又近在咫尺的挚友，更乐意经常与他相聚探讨。单是今年春节前后，我们就与他相聚了3次：1月17日北三环中段圆山大酒店的迎春大聚会，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本址的新春欢聚会，3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文采阁为研究一位老同志作品的小聚会。在这些聚会中，他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流畅，这是大家都非常欣慰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尤其这次在文采阁的小聚中，我看他从沙发上起身时虽然双手撑着拐杖，但仍显得双腿软颤难以稳立，连起好几次才立起身来。在我的记忆中，慎之兄的这种状态远非一次两次了。去年《炎黄春秋》在三环路西“万寿宫”举行新春聚会时，他到我所坐的桌边与我说了许多悄悄话之后，我与他一起去洗手间，就连扶带拉地上下了会场与洗手间之间的那几级台阶。老熟人都知道，这是1997年4月他应邀去德国讲学中突患脑中风而留下的后遗症。那次他回国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同住一层病房的还有温济泽兄，我曾去探望过他们。
由于慎之兄一贯超强度地苦读苦写，与日月赛跑，似乎舍不得挤出一些分分秒秒漫步健身，从而体况日益衰弱。万万没料到，3月27日与老友们的小聚之后仅5天（即4月2日），他就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这次只是一般性肺炎，但由于他的体质太虚弱，经过协和医院多位著名医护人员接连20个日夜的奋力医护，也未能救回这对国家对人民十分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出，所有真正熟知他的人和读过他一些文章的人，无不哀痛万分。慎之兄给我送那套中山装时我的女儿戴为伟才14岁，25年过去了，她还清晰地记得她的慎之伯伯那天上午在我们的“破寒窑”中的一言一举。她说，那天李伯伯每谈一个问题都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充份显示出是位满腹经纶、非常健谈的大学问家。为伟十分伤痛地说：“以后再也见不到李伯伯了，太让人痛惜了！”
是的，太令人痛惜了！痛惜的不只是再也见不到这位“力抨专制，民主洪钟”（曾彦修哀挽句）之挚友，更痛惜他未能亲目一睹他那广受海内外美赞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表述的宿愿的实现，这一宿愿于他成了无限憾痛的遗愿。这就是“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30年的极权专制……脱胎换骨，弃旧图新……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7]
看来，实现这遗愿的重任，就必然地担落在与慎之兄同代而如今尚健在的人，特别是许多敢于为国为民鼎力呐喊的中青年们的肩头了。虽然慎之兄生前与这些志同道合者呐喊了好多年，但这愿望的实现仍然“八字未见一撇”，但在召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一些不多但可喜的新气象表明，如今似乎已闪现出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端倪，可能不再是那种“独怆然泪下”的悠悠岁月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撤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会逐步实现的。
安息吧，慎之兄：您虽已驾鹤西去，但您的抗暴政、争自由的崇高神魄，必将永驻人间，激励后来者。
安息吧，慎之兄：正像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所唱：“千古帝王，悠悠万世，功过自有百姓言”。即便现今的这种人自我涂粉厚如城墙，也经不住天水之冲刷，总会像您的名篇所言，“原形毕露”于世人面前。《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念劲风，定会吹遍神州，变“神州”为“民州”、“人州”。即便在这漫长的时空中，仍然有人惯于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金字招牌，而朝朝暮暮没完没了地为填满其权欲的千沟万壑而横行霸道，他们也必会被民主大潮怒卷得踪影俱无。
安息吧，慎之兄，我将永远以您为榜样，无鞭奋蹄至瞑仆！
（2003年5月10日至24日于戴氏蜗牛居哀笔）
【注释】
[1]见《毛选》五卷，第324页。
[2]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14页。
[3]出处同上，第411页。
[4]出处同上，第412页。
[5]出处同上，第413至414页。
[6]出处同上，第414至415页。
[7]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1期，第80页。
一
1957年7月中旬，由“鸣放”而突然转入“反右”已一个多月，党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们继续帮助党整风，并且强调说错了也不要紧、决不会与“社会上的右派”相提并论。暂由新华社国际部管理的新华社在外交学院学习英、法、西、葡等文的同志遂响应号召，在新华社大院东侧“口”字楼三楼会议室座谈鸣放。时为国际部副主任的慎之兄也临场静听，并十分认真地在小本子上迅疾笔记。在这鸣放会上，我把在外交学院党支委支书联席会议上发表过的主要意见又说了一遍，其中主要论点是：如果不坚决反掉“神化与特权”，我们的党和国家必将遭受极其深重的灾难……
不日，社长吴冷西在全国新华社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就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我立即身陷大会接着小会、小会连着大会的“揭发批斗”。在这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揭发批斗”中，众多老同志、老朋友都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捍卫”党和毛主席，而对我的鸣放内容曾作过速记的慎之兄却始终未在这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庞大队伍中闪现过身影。万万没想到，在我被确定为所谓“亲者痛、仇者快”的“右派分子”之后，忽然传闻慎之兄也被扣上了同样的帽子，而且还被说得活灵活现，说他居然也非常赞同戴某人的反对毛主席神化的观点，并“恶狠狠地加了一句‘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当时就怀疑这传闻的准确性。我深信他之所以不会站出来批判我，是因为他本人就一贯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思想，对我的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观点固然会有所共鸣，但绝不会在公众场合下发表那种“拉下马”的激烈言论。后来继续听到的比较确切的传闻证明，我的上述分析是比较站得住的。
据说1956年10月接连发生波匈事件时，毛主席曾委派从新华社调到他身边的英文秘书林克，回新华社向负责编辑每天早中晚三大本《资考资料》的国际部主任王飞和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更多的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以便他老人家决定自己对苏共20大揭批了斯大林之后国际共运中发生的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应取何种态度。在交谈中，素来口无遮栏的慎之兄就实话实说。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之所以问题频出，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建立了革命政权之后，压根儿就是空喊民主而实际上毫无民主可言。他建议我们的党中央应接受这一沉痛教训，应成立宪法法院，应在学校从少年儿童起就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使得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基本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不会被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当权者牵着鼻子走了。同时他还建议，不要一个劲地强调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而应该像我们当年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的那样“还政于民”，切切实实地真正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民主、大民主，等等。
当时我就认为，即使在那种“反右”黑潮中，新华社也会有一些人内心中对慎之兄的这些见解与建议心许赞同。然而，听说毛老人家对此却十分反感。在1956年11月中旬举行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老人家在讲话中说到民主问题时就表示：有些司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提倡大民主，不要小民主；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要我们也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搞什么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他们的这些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又特别关照参加二中全会的吴冷西：这些都是好同志，回去后不要批评他们。
听到这样的传说，新华社不少同志认为：这是因为徵求慎之等人的意见，他们才有啥说啥的；如果连这也要“秋后算账”，那就连“小民主”也没有了，就更不妙了，所以毛主席才高抬神手。
可是，1957的“反右”黑风还是把慎之兄也狂卷而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听说，慎之兄由于才高识深，在国际部颇有一些很崇敬他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中，也不乏同样崭露才华、意气风发者，慎之兄对他们也抱有美好的希冀。于是有人把慎之兄认为最有才气、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男女们，戏称为慎之兄的“金童玉女”。既是身旁的“金童玉女”，慎之兄也非常信得过，对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但这些“金童玉女”听到了党的“反右”召唤，其中有人就猛然“省悟”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神圣召唤应该高于一切，于是就把慎之兄平时对他们所说的一些知心话全都抖搂出来，其中就包括上面提到的“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所谓“极其狠毒”的言语。
实际上，这句话来自毛主席自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批评慎之等人的“大民主”建议之后，隔了几个段落又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如此说来，至多慎之兄在听了吴冷西传达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对“拼得一身剐”等观点私下有所议论，而某些紧跟党的立场的“金童玉女”就把这“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发明权硬加到慎之兄的头上去了。
所幸的是，由于吴冷西等人与慎之兄的关系一直相当好，他们也相当赞赏慎之兄的才华与人品，所以新华社给慎之兄所做的“右派”结论的第一条只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结论中并未收入“敢把皇帝拉下马”那样的语言。据说，在正式宣布结论之前，吴冷西恰巧奉召参加“中央整风五人领导小组”讨论某些“右派”定性问题的座谈会。他原来很想在这个会上为慎之兄说几句好话，恳求中央不要把慎之兄也定为“右派分子”；但当他到达中南海的会议室刚坐定，拿到一份打印好的文字材料，邓小平就率先讲话了。邓小平扬扬手中的材料说：请大家看看有关李慎之的这份材料。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说说，李慎之究竟该不该被定为极右分子？这些话给吴冷西当头泼了一大盆冰水，吓得他只好尊口免开为上策了。就这样，慎之兄也被扣进了“右派”大囚笼，经受了21年磨难。
二
苍天有眼，比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封建帝王“史无前例”地享受了狂热无数倍的“万寿无疆”的呼喊朝拜之后，与“百岁大寿”还差着一大截，那位“无疆”老人就撒手人寰了。紧接着，依他为靠山的向全党全国张牙舞爪了好多年的“四人帮”也被打倒了。虽然有人还要高奏那“圣魂永在”的“凡是”曲，但东方已出现了一扫笼罩新中国近三十载阴霾的曙光。
果然，1978年春夏之间，胡耀邦大力促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广泛深入开展时，又盛传胡耀邦正指导参加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公安部、民政部研究“右派”问题会议的中组部同志，必须力争为几十万无辜苦受了21年磨难的同志，求个合乎天道人性的圆满结局。
这时，我的苦命妻潘雪媛因坚忍苦等我14年，而被其所在工厂的“卫道者”们迫害得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本人在山西劳改场所猛推烧砖用的黄土，又一次被小车把手打断了肋骨，连轻轻地吸气都疼痛难忍，只得回京边照料雪媛边养伤，同时挤出空上访中组部、公安部和全国政协，询问何时才能结束我们这些中了“阳谋”诡计的受害者的冤难。
其间，我也曾去军事博物馆路南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拜望多年未见的慎之兄与他的老伴张贻大姐，相互简述了这许多年来的苦难情。不日，慎之兄手提一布包，来到了新华社在西单参政胡同七号的小杂院，找到了我那间面向北的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这斗室不但整年照不进一丝阳光，背墙上还满布着墙后第二实验小学厨房和水房渗过来的水印。室内除了砖头支撑着木板的所谓的“床”和吊在砖墙上的木板条儿上的些许马列书籍和毛氏“红宝书”而外，几乎一无所有，他只能落座在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砖头支撑的小木板床的床沿上。慎之兄的目光透过他那宽边近视镜环顾了一遍，不禁深而又深地长长地叹了一大口气。这位素来快言快语、说话从不打弯的学者，此刻却几乎在强忍着带有伤痛腔的颤音向我说：“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新华社的一些人把你和你的一家人坑害得这么苦……”他边说边摘下他的眼镜，用小手绢疾速地擦了擦眼泪……这才使我第一次极其真实地感受到，慎之兄是一位外表刚强而内心实为柔善之人。是的，只有真正心地纯善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接着，慎之兄解开手中的蓝布包，原来是一套略微褪了色的灰蓝布中山服和一顶配套的单帽儿。他向我们全家说，他虽然也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但只降了几级工资，每月好赖还能拿到90来块钱，加上张贻大姐的每月百来块钱，虽然比不上过去但将就着也还过得去，比我们这个几乎被整得一无所有的家总算强一些。然后他对我说：“你以后再上访或上大街，就不要再穿这一身紧紧巴巴又打着补钉的工作服了，这简直就像个叫花子或拣破烂的。”
是的，经过21年的磨难，不但我过去在朝鲜战场的单棉军服都已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就是去越南采访特制的并曾在1955年春节应邀与胡志明主席一起野餐时所穿的那套深蓝呢的中山服，也都破得大补钉摞小补钉，已完全看不出它曾是一套比较高级的呢料服了。而劳改场所发放的劳动布工作服都比较瘦小，就是碰到了心地尚比较和善的管理员让我挑选出似乎是特大号的，但穿在我这光着脚丫儿也有1.78米的大块头身上，仍显得紧紧巴巴，何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磨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每隔两年才发一套，还得“以旧换新”，所以只能补钉加补钉了。慎之兄的身材几乎与我一般高，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我们全家都深为感动，十分感谢他在同样饱尝了世态炎凉之痛中对我们的雪中送炭。
隔了一会儿，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当年我是新华社“反右”风潮中被折腾得影响最大的，不但矛头直指毛老人家的“神化”，而且国内外媒体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报导；如果我现在能给吴冷西写封信，请他帮把力“通融通融”，把我戴某人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等于在这四面密封的墙上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其他人也就可以从这大窟窿飞出去了。”说到这儿，慎之兄“哈哈哈”地大笑了好一阵儿。
待他笑定，我说，如果那样当然好，我也不怕把脑瓜儿撞破。但是对吴冷西这人，我却不想去“麻烦”他。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大社长，又当过中央委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而是因为我瞧不起他的为人。单就我的遭遇而言，只因为我与他之间闹了些意见，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为“右派”。对这样的所谓领导者，我信不过……。慎之兄想了想说：“也是。那我们就静候五大部会议的佳音吧！”
不久，佳音果然传来。当年一过了国庆节，我就穿着慎之兄送给我的那套中山服，重新迈进了新华社大门。他也在这前后被借调到社科院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帮忙。过了2个多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本人和被称为以我与李耐因同志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在新华社的96名“右派”中首先获得“改正”，全都恢复了党籍、军籍与记者职务。但不知何人作祟，慎之兄的问题却一直被挂着。这是不是因为新华社的有关人认为当初慎之的问题是邓小平定的，而不敢“擅自行动”？直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紧接着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却要慎之兄担任他的访美顾问，新华社的那些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这才连夜开会，为慎之兄的“老右”问题改了正。这反而成了最最现代化的“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解铃还得系铃人”的奇闻了。
三
慎之兄随邓小平访美归来，就被正式调离他工作与磨难了30多年的新华社，到社科院先后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工作十分繁忙。对于1989年“六四”对手无寸铁的要求民主与反腐败的青年与市民的血腥大屠杀，他极为悲壮地表示“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就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他有时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所涉话题的广度与深度相当可观。其重心是我们青少年时代都曾极为崇拜并崇拜到荒唐的迷信高度的毛老人家，及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日渐锋芒毕露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我们一致认为，其毒根，还是封建王朝的千古流毒。大“革”文化“命”中登峰造极地让所有在极权高压统治下的男女老少像过去封建王朝时代对封建帝王那般对毛老人家齐声颂呼“万寿无疆”和“万岁万万岁”，这还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虽然毛老人家自称他这是“马克思＋秦始皇”，实际上没有了“马克思”，而只有“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还秦始皇，这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地背道而驰。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还与我谈到了毛老人家的人品。他说，这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12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呢？这‘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比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对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亲密并且是开国元勋的战友，毛老头儿又如何？这就无须一一细说了。”
慎之兄的结论是：古今中外几千年，除了最无耻、最残忍、最不讲信誉的特大暴君，谁能够这样干？就毛泽东而言，即便他过去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与众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时，如何地功盖千军万马，但在夺得江山后如此作为，还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着“其乐无穷”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毫无仁善之心，这只有从“土匪─军阀─暴君”这个梯阶爬上来的人才会这么干！这种人，不管对国家对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们也决不下“罪己诏”。
慎之兄问我：“你听说过毛主席下过‘罪己诏’么？”我冥想了好一会，只得摇摇头。慎之兄说：“是的，他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检讨过自己。”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马克思这几句话是：“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读书破万卷又记忆力特强的慎之兄引用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2]，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隆时，给与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
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3]
马克思还说：“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4]“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5]
慎之兄说，虽然这封信比《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差不多早了5年，而且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又只是普鲁士帝国，但对于身披共产主义外衣的权欲野心家们也完全适用。你看看毛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就是他老人家归天之后，在血腥的“六四”前后某种程度地继承了他的衣钵的人的所谓“反自由化”、所谓“平定暴乱”的血腥大屠杀，继之贪官如毛，腐败透顶，仍不许媒体充份揭露，反而加倍强调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是不是同样也带有某种兽性？所以，毛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分别了三十年的斯诺说，“我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倒确是一句老实话。
慎之兄还说，尽管许多加入共产党的人都作过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的宣誓，但到头来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牺牲”个人的权欲野心；他们宁可制造无穷无尽的花言巧语，去蒙骗渴求翻身解放安居乐业的工农大众去为他们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为他们夺取皇冠。这样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兽性？！
在所有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交谈中，慎之兄的那种明显而强烈的爱憎之情──对人民和民主的爱与对专制独裁者们的憎，完全可以用他自己一篇作品中的文字来表述。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特别带着慎之兄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慎之兄署名为“观察者”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全文论点鲜明，文字优美生动而富有豪气，笔法上颇有创意与独到之处，立即轰动了全国新闻界与广大读者，成为我国国际新闻写作中的名篇。这篇文章的开篇与结束语充份表达了他的爱憎之情：
“人们看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一切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不同，那样分明。人们因此更加懂得了，什么叫做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
“最重要的是，人们更加懂得了爱与憎：爱戴和平的斗士，憎恨和平的敌人。”
这近约7千字的文章的结语说：“有人说，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记录在历史上，铁案如山，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它。因为它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上。”
的确，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给中国各民族人民所造成的深重苦难史，这是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的。
四
总之，慎之兄与我的历次交谈，尤其对毛泽东及其专横独裁统治的讨论，大有助于我对这类课题的探索。而对于我们党的如此现实，尤其是建国后前30年的史实，大凡不愿违背自己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慎之兄又提醒我认真琢磨马克思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6]
慎之兄说，当年马克思的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当然是转入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做共产党人已做了大半辈子了，而且现在已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之后了，当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与那些仍残留着独裁专制者之阴魂的人进行政治意识上的斗争。但由于这种唯我独尊并大权在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我们在公开发表文字时应慎言稳立，只能在如何走向真正的民主等方面进行某些理论上的启蒙阐论，而不必作太多、太深、太广、太猛的揭露与抨击。他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再呐喊一百年。这也许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我的理解是：对于他与我之间最最知心的交谈，尤其对毛泽东的品性及其独裁专制的谈论，切不可轻对他人言。这许多年来，他正是这样实践的。从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而写的“迎接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以及对顾准、陈寅恪等先知们的学术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几乎无不强烈地呼唤着科学与民主，呼唤国人奋力赶上全世界滚滚向前猛进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专制统治的余孽，使全国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否则，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号角吹得再响，也不过是白吹吹而已。
慎之兄这一系列强烈的呼唤，震撼着海内外一切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心灵而群起响应。像我们这些与他原本就交谊深厚又近在咫尺的挚友，更乐意经常与他相聚探讨。单是今年春节前后，我们就与他相聚了3次：1月17日北三环中段圆山大酒店的迎春大聚会，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本址的新春欢聚会，3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文采阁为研究一位老同志作品的小聚会。在这些聚会中，他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流畅，这是大家都非常欣慰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尤其这次在文采阁的小聚中，我看他从沙发上起身时虽然双手撑着拐杖，但仍显得双腿软颤难以稳立，连起好几次才立起身来。在我的记忆中，慎之兄的这种状态远非一次两次了。去年《炎黄春秋》在三环路西“万寿宫”举行新春聚会时，他到我所坐的桌边与我说了许多悄悄话之后，我与他一起去洗手间，就连扶带拉地上下了会场与洗手间之间的那几级台阶。老熟人都知道，这是1997年4月他应邀去德国讲学中突患脑中风而留下的后遗症。那次他回国后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同住一层病房的还有温济泽兄，我曾去探望过他们。
由于慎之兄一贯超强度地苦读苦写，与日月赛跑，似乎舍不得挤出一些分分秒秒漫步健身，从而体况日益衰弱。万万没料到，3月27日与老友们的小聚之后仅5天（即4月2日），他就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这次只是一般性肺炎，但由于他的体质太虚弱，经过协和医院多位著名医护人员接连20个日夜的奋力医护，也未能救回这对国家对人民十分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出，所有真正熟知他的人和读过他一些文章的人，无不哀痛万分。慎之兄给我送那套中山装时我的女儿戴为伟才14岁，25年过去了，她还清晰地记得她的慎之伯伯那天上午在我们的“破寒窑”中的一言一举。她说，那天李伯伯每谈一个问题都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充份显示出是位满腹经纶、非常健谈的大学问家。为伟十分伤痛地说：“以后再也见不到李伯伯了，太让人痛惜了！”
是的，太令人痛惜了！痛惜的不只是再也见不到这位“力抨专制，民主洪钟”（曾彦修哀挽句）之挚友，更痛惜他未能亲目一睹他那广受海内外美赞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表述的宿愿的实现，这一宿愿于他成了无限憾痛的遗愿。这就是“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前30年的极权专制……脱胎换骨，弃旧图新……掌权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7]
看来，实现这遗愿的重任，就必然地担落在与慎之兄同代而如今尚健在的人，特别是许多敢于为国为民鼎力呐喊的中青年们的肩头了。虽然慎之兄生前与这些志同道合者呐喊了好多年，但这愿望的实现仍然“八字未见一撇”，但在召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一些不多但可喜的新气象表明，如今似乎已闪现出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端倪，可能不再是那种“独怆然泪下”的悠悠岁月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撤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会逐步实现的。
安息吧，慎之兄：您虽已驾鹤西去，但您的抗暴政、争自由的崇高神魄，必将永驻人间，激励后来者。
安息吧，慎之兄：正像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所唱：“千古帝王，悠悠万世，功过自有百姓言”。即便现今的这种人自我涂粉厚如城墙，也经不住天水之冲刷，总会像您的名篇所言，“原形毕露”于世人面前。《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念劲风，定会吹遍神州，变“神州”为“民州”、“人州”。即便在这漫长的时空中，仍然有人惯于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金字招牌，而朝朝暮暮没完没了地为填满其权欲的千沟万壑而横行霸道，他们也必会被民主大潮怒卷得踪影俱无。
安息吧，慎之兄，我将永远以您为榜样，无鞭奋蹄至瞑仆！
（2003年5月10日至24日于戴氏蜗牛居哀笔）
【注释】
[1]见《毛选》五卷，第324页。
[2]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14页。
[3]出处同上，第411页。
[4]出处同上，第412页。
[5]出处同上，第413至414页。
[6]出处同上，第414至415页。
[7]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1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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