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前中国“民本主义”的扩张

“民本主义”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为先贤学理上的经典概括；郑燮（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士大夫民本情怀的代表佳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则是民众对仁政廉吏的渴求。凡此种种，表明中国“民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均十分丰厚。

大行其道的“民本主义”

    自清末以来，“民本主义”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冲刷，“民本”的话语体系逐步为“民主”的话语体系所取代。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人似乎从未明确拒斥过“民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发出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提出的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倡导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等记录了“民本主义”传承的历史，尤其是去年以来，在阐述和宣传“三个代表”的过程中，“民本主义”明显呈现出扩张之势，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尽管共产党人从未拒斥“民本主义”，但在不同的时期言说的频率不尽相同。中共领袖在延安时期很少讲民本，建国以后多讲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自“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以来，政界、学界在宣传这一理论时，放言民本成为官场时尚，尤其是政治领袖吟诵古诗表达亲民重民之情之后，各级官员纷纷“效颦”，吟诵古诗表达亲民爱民重民成了官场流行景观。

    媒体上公开报导的官员“就职演说”，几乎全是官员们的亲民秀：

    2002年3月28日，山东省长张高丽宣布自己从此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定要保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当一把雨伞，为老百姓挡风遮雨；做一头老黄牛，为老百姓耕地种田；当一块石头，为老百姓修桥铺路。

    2002年4月7日，杭州市人大主任王国平就职时发表的演说与张高丽颇为相似：其中为老百姓“当一把雨伞，当一头黄牛，当一块石头”之说，显然是模拟张高丽的演讲。

    2003年4月3日，海口市新任市长陈成发表就职演说时，吟诵乾隆年间清官郑板桥的“无题”诗中之名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表示将“勤政廉政，一心为民”。

    一些口号如“群众利益我发展、群众需要我上前、群众满意我满意”，更是让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快板诗。

    “理论界”的解说也不甘人后。2002年10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干部汪孔周发表了“‘三个代表’七字歌”，除了引述郑板桥“衙斋卧听”诗，还编了几句“休戚与共鱼水情，党与人民心相通”，受到官方舆论的好评。

    不难发现，近年来在“三个代表”的政治宣传中，“民本主义”渐成思潮，与民本相关的话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民本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皇权主义或“君本”主义有何关联？与当今民主主义的大潮是否涛声相应？

“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和谐乎？紧张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民之有口，尤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尤其原隰之与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也。”[1]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对于“民本主义”，自古以来言者多，行者少。但历朝历代总会树立一些旗帜型人物，如远古的子产、中世的范仲淹、明朝的海瑞等。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一直为后世传为美谈。范仲淹更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古代实践民本思想的典范，他在“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传诵。这些民本思想的践行者既为维系本朝之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更被后人奉为清官廉吏。在他们身上，“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和谐统一，对子产，太史公司马迁有权威的结论：子产“为人仁爱，事君忠厚”。[3]

    但“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也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鼎革之际。在历代王朝的末期，试图取而代之者总是打着“民本主义”的旗号，“顺乎天而应乎民”，发动汤武式的“革命”，以“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相号召。如隋之代陈发布声讨，说陈朝君主“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4] 唐之代隋则声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5] 一旦大功告成，新的君主便照旧“奉天承运”。随着新王朝统治秩序的巩固，君本主义与“民本主义”间的紧张关系遂得到化解。其实，“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紧张关系，也只表现为对暴君个人的否定，从不表现为对君本主义及皇权制度的否定。究其故，“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内在关系是和谐的。

“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和谐乎？紧张乎？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学界见仁见智，纷争由来已久。

    在“西学东渐”时代，“西学中源论”者异口同声地将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比附为西方的民权思想。孙中山也未脱此窠臼，他晚年在宣讲民权主义时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6]

    当下民本主义的乐道者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内在的关联性。李铁映主编的《论民主》一书就把民本思想称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荆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许锡珠提出，民本思想对人大制度建设具有借鉴作用，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全新意义上、更高层次上的“以民为本”。[7]

    学术界对此则一直存在歧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金耀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对比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时，均认为两者有部分相通之处：《吕氏春秋·贵公》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是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礼记·大学》中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但中国缺少了“民治”(by the people)的观念。

    2000年8月在山东青岛召开的“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清华大学的李存山教授认为，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尊君和重民。民本与君主专制相联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所以，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而台湾学者尹天根则认为，在以民本为基础结构的儒学中没有民主。如果有，也只是勉强在孟子那里找到根据。因为民主本身是国民主权，而民本是以君主主权为前提的概念。[8]

    笔者认为，“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主义是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制度安排下产生和形成的，君主专制与民主政体、人治与法治分别是各自的价值归属。

    “民本主义”之“民”，固然与“重民”、“爱民”、“利民”、“恤民”、“保民”、“惠民”、“济民”、“亲民”、“裕民”等相联，与“贱民”、“残民”、“害民”、“虐民”等相悖，但却与“用民”、“使民”、“畜民”、“驭民”、“牧民”、“弱民”、“愚民”等相关。秦相李斯的老师荀子被后人视为富有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荀子在《王制篇》中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此处荀子是站在君的立场上，他主张“惠民”的目的是为了“驭民”，求的是“君子安位”。清季谭嗣同在评荀子时也许偏激或失之笼统，但道出了所谓“仁政”、“民本”的本质：“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9]

    而民主主义之“民”，同样与“重民”、“爱民”、“利民”、“恤民”等关联，但其核心与“使民”、“畜民”、“驭民”、“牧民”、“弱民”等无疑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民本主义”构建的一个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其施政以人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君子安位”；而民主主义构建的则是一个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法理社会，其施政以法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自由与平等。在“民本主义”社会里，“主”只能由皇帝来作、官来作，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之民呼“官”曰“父母官”；在民主主义社会，“主”由民作，或由民意代表作，故而西方民主国家之民呼“官”曰“公仆”。

    传统中国的“以民为本”不仅是为了一朝的长治久安，而且还为王朝的更迭提供所谓的合法性，呈现出的是暴民政治，即汤武革命，结出的是君主专制之果。在民主主义社会，民意、民主始终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呈现出的是有序的民主参与及政党竞争，结出的是民主政治之果。在“民本主义”占主流的社会，独裁、一言堂、家长制、为所欲为等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官官相护等现象。在民主主义占主流的社会，独裁、一言堂等不可能大行其道，因此，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官官相护等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很难蔓延成风。

    其实，被后人奉为民本思想之巨擘的孟子，早已将民本与君本的关系演绎得十分清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0]

当代中国“民本主义”的两个相关面向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民本主义”的相关面向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有别于孙中山时代。只有剖析当代中国“民本主义”的相关面向，才能更进一步认识到“民本主义”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当下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诉求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进和完善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克服官僚主义、廉政勤政；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等。如果说前者是“革故”，那么后者就是“鼎新”。“民本主义”与这两个面向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会收到预期的正效应吗？

    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来，有关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理念的讨论颇多，“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当下时髦的话语。在有些人看来，中共弘扬古代的民本思想，为宣传这一主旨找到了强有力的论据。问题是，“民本主义”能否切实有助于转变执政方式？中国古代统治者津津乐道的“民本主义”并未导致吏治的清廉和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而近年来借“民本主义”来宣传“执政为民”同样未收吏治好转之效，权钱交易、高官落马、贪官携巨资外逃等现象未见收敛，相反愈演愈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出现在媒体或公众面前时，竟然毫无例外地都将“勤政为民”挂在嘴边，每个人念起郑板桥的诗来也抑扬顿挫，充满感情。

    林语堂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高别人道德水准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个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今天中国的官吏在这方面比他们的前辈毫不逊色。在此仅举两例：湖北天门的“五毒书记”（指吹牛、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张二江有“荆楚一帅才”之称，在任期间，大会小会上他都强调要做一名清官，并大力推荐一本题为《清官策》的书，要求丹江口市大小干部人人必读。1998年底张二江调到天门市任市委书记后，仍然不遗余力地表演“清官秀”，直到落马为止。[11] 中央电视台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片中成克杰面对镜头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12] 从张二江到成克杰等人的表演来看，他们一个个如古代恤民爱民之廉吏的转世。然而，表演归表演，说上几句廉政爱民的话，并不影响这些人攫取人民血汗，大肆贪污腐败。他们只不过是以“民本主义”相标榜，而行官本主义之实。由此可见，斗转星移，但以“民本主义”之方治腐败之症历来难以收效。

    靠“民本主义”来“革”现实政治之“故”，收效无多；那么，宣传“民本主义”能否收到“鼎新”之效呢？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此后也不断高扬“依法治国”的旗帜，倡导“发展民主”，但民本主义之高扬却让人困惑，因为民主强调的是人民参政，而“民本主义”之要义是“仁政”，与人治有着十分紧密的亲缘关系，对法治有本能的排他性。即便是历史上那少数清官廉吏也只不过在替民作主，遑论数量无穷的假廉吏了。“民本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现行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相左。

民主之“道”与民主之“器”──国体抑或程序？

    “道器”或“体用”之辨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将中西文化的演绎成“中道西器”。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的一段话即体现此种思维模式：“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13]

    “道器兼备”是一种理想目标，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早期的改革家不仅习其器，并兼及其道。但顽固派却尚己之“道”而贬“夷”之“器”，形而上的“道”始终被视为中国的长处、优势，而形而下的“器”则不足取。今天，此种思维定式与价值判断并无大的改变。当我们回到民主这一领域时，同样隐然呈现出这一“道”长“器”短、扬“道”抑“器”的特征。

    当我们讲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众路线”、“党和政府的工作要让人民来评判”等，这通常被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充分、更优越，好似民主之“道”。当下宣传“民本主义”正是在民主之“道”上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合点。但回到程序民主及制度安排时，如讲到分权制衡、竞选制（差额选举、直选等）、多党制、依法治党等时，则被视为民主之“器”，并将其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资产阶级民主，斥之为“虚伪”，称其为“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种手段”，竟而或加以排斥。两相比较，总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事实上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在民主问题上，重“道”轻“器”，甚至卫“道”拒“器”，正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对待民主的基本态度。

    其实，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正是以“民本主义”来误读民主的精义，与西方学术界讲的“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并不相同。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指“统治”，合在一起构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统治”、“主权在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的外延与时而张，到了近代即涵盖全体国民。统治的概念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一整套间接的民主方式发展起来，并且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当人们一提到民主政治，就会想到代表制、议会制、普选制、参与制、投票制，对于西方国家的公民来说，还会想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等。当代政治学家们把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学界通常把强调“人民”的理论称为“实质民主论”（substantive democracy theory），而把强调“统治”的理论称为“程序民主论”（procedural democracy theory）。[14]

    “实质民主”论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中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充分的保证。他们倡导代议民主或宪政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宪政民主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程序民主”论者则强调参与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参与过程，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实质民主”还是“程序民主”，“主权在民”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在西方，民主并无中国式的“道”“器”之分。

    “民本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或许能找到契合点，但与“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均无法沟通。倘若没有程序的民主，所谓的“实质民主”要么导致暴民政治（如“文革”时期）或官本主义，要么使“民主”沦为“皇帝的新衣”。

【注释】
[1] 引自《国语·周语上》。
[2] 引自《周书·泰誓》。
[3] 引自《史记·世家第十二》。
[4] 引自《隋书》卷五十五，高劢传。
[5] 引自《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6] 引自《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
[7] （许锡珠：“试论民本思想对人大制度建设的借鉴价值”，http://www.people.com.cn/zgrdxw/news/200003/02/103.html。
[8] 参见中国儒学网http://www.ruxue.org/gnhy.htm。
[9] 引自《仁学·二十九》。
[10] 引自《孟子·滕文公》。
[11] 黄广明：“‘五毒书记’张二江和他的官场逻辑”，《南方周末》，2002年3月22日。
[12] 叶大春：“成克杰曾上‘东方之子’，警惕表演型贪官”，《法制日报》2001年05月07日。
[13] 薛福成代书，见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卷二。
[14] 俞可平：“程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二”，《方法》，199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