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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6 Issue 4 “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
Issues Past Issues MCS 2006 Issue 4 “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
“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
──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
──来自山东省临沭县的历史回声
一、山东省临沭县的土改过程
二、“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三、“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四、“动参、支前”──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与战争
小结
【注释】
二、“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三、“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四、“动参、支前”──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与战争
小结
【注释】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里其实不存在所谓“阶级意识”。因为“中国农村的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1] 不存在“阶级意识”也就无所谓“阶级话语”。“阶级话语”是在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从外部嵌入到乡村社会中的，这一过程始于中共在广大乡村社会推行的“土改”。
一、山东省临沭县的土改过程
临沭县的“减租减息”（简称“双减”）始于1941年。1942年4月刘少奇到中共山东分局检查指导工作，对“双减”作了具体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临沭县是“双减”实施中心县。随后“双减”工作队分赴大兴、蛟龙两区开展工作，推行“二五”减租（将佃农的租额减少25％），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据1943年7月的统计，全县雇工1,871人通过减租得到粮食358万斤。在减租过程中同时对农村的高利贷实行减息，当时规定借贷计息不得高于15％。1946年7月，临沭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组织工作队在岌山区朱村等地搞土改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内发起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运动。是年11月底，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5万余亩，18万贫农分得了土地。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滨海区前夕，土改工作的时间紧，故不够彻底。1947年1月开始在全县进行土改复查，后因国民党军队进犯暂时中断。1947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临沭县委随即在夏庄区小河崖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重新布置土改复查工作。会议指出，土改中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决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政府授权给农会，摧毁封建势力。会后全县土改复查掀起新的高潮。在这次复查中出现了乱打、乱杀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通过土改和复查，全县554个村庄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38万余亩，没收浮财折款186亿余元（北海币）。1948年，临沭县全境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在沂东等新解放区推行土改政策，没收地主、富农耕地15,114亩、非耕地1,805亩；同时在老区结束土改复查工作，并进一步解决土改复查中的“左”的偏差。1951年春，临沭县全县土改及土改复查全部结束。[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在中国的土改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很多研究将土改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如黄宗智曾指出，“最终把革命和造反与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变迁。”[3] 还有人认为，“抗战结束后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及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各种动员和治理技术的发明，都主要在这一运动中完成”。[4]
笔者根据对临沭县“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过程的调查，认为当时这一运动贯穿于建设临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全过程，是中共整合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乃至赢得战争的“总抓手”。中共只有有效地动员农民，使农民参与到土改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支前参战中，才能最终赢得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当时中共所面对的是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乡村社会，如何去动员这些处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小农，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5]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土地。土地作为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关系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统治者的地主的既得利益；不仅关系到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动员民众、解决社会变迁诸问题的关键。但是，不能简单地以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自然地动员起了农民。比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
二、“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中共动员农民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对农民的思想改造。这一改造非但不亚于对乡村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乡村社会结构组织方面的改造，而且比后者有更大的韧性，因此这一改造过程也更艰难，一旦定型下来也更难改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人、改造人的观念的过程；通过改造人、改造人的观念、乃至改造人性的方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其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话语。“很容易找到事实来证明这一论点：舆论万能，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都导源于它。一种信仰最初决没有某种受它支配的力量，产生广泛舆论的最初步骤只能借助于说服”。[6] 要说服农民就必须具备一套符合改造农民需要的话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的乡村社会里，一种全新的话语──“阶级话语”──登场了。
“阶级话语”对广大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讲是一种外来话语，很难直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阶级话语”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中共注意到中国广大农民普遍贫困的现实，并以此为突破口。农民贫困，生活很苦，而地主、富农的生活则相对好得多，这种现实与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的“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理想形成尖锐的对立，必然导致广大贫苦农民对现实的不满。常言道“一家富贵百家怨”，这无疑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潜藏在农民内心的革命动机。要找到一种方式使农民的这种不满释放出来，于是“诉苦”便应运而生。
郭于华、孙立平在“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一文中认为，“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其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与国家、社会话语相联系，通过“归因”建立旧国家的消极形象，通过翻身意识建立新国家的积极形象。笔者以为，“诉苦”这种政治教育手段实际上有两类，一是“土改”中的“诉苦”，另一是“社会主义教育”中的“诉苦”。笔者将前者称为“土改诉苦”，将后者称为“回忆诉苦”。“回忆诉苦”的主要目是要农民“认识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从而建立旧中国的消极形象，树立新中国的积极形象。郭于华、孙立平的观点对“回忆诉苦”是适用的。然而，“土改诉苦”是中共整合农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唤起农民苦感的同时也燃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斗争地主的勇气，然后通过阶级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再通过形势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从而成功地将农民整合到中共的“对敌斗争”中来。后来在“抗美援朝”期间又实行了“诉苦”运动，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将激起的农民仇恨引向“美帝国主义”。
笔者所调查的临沭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战争的空气始终笼罩在该地区，谁赢得了战争，谁就取得了政权。因此，中共发动的土改也与战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本文将土改与动员参军、“支前”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笔者以为，在临沭县的土改中，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更多的时候应被称为“诉愤”，是农民私愤的一种倾诉。因为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往往指向特定的对象，而且很多事件都很零碎，都是农民与地主的私人恩怨。据参加过当时土改的人回忆，那时农民们说，“大肚子（地主）有的时候真不是东西，干了大半年，因为摔了个缸，该给20块（银元）的，才给15块。那也是哑巴吃黄连，老百姓有什么法，只能干瞪眼。但心里是恨的慌”。[7] “大户（地主）仗着家族大，弟兄多，和老百姓闹起仗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那年我们村里李XX和村里的孙大户拌了句嘴，打了起来。被孙大户家一个好打，可打惨了。那他可不（李XX）一辈子记着仇呀！”[8]
这种私人恩怨大体上有两种。其一，地主在与农民的经济交往中实行双重标准。当经济交往对自己有利时就坚持契约精神，如让佃户交地租；当经济交往对自己不利时，就违背契约精神，如找借口苛扣长、短工的工钱。其二，地主在处理与农民的纠纷时经常使用非法暴力，也就是农民们常说的“随便打人”等。农民对第二种矛盾的愤恨最大。而中共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农民起来“诉愤”，也迎合了农民“泄愤”的强烈愿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但是，并非所有农民的“诉苦”都符合中共的要求。“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9] 也就是说，农民的苦处于一种难以被提取出来的弥散状态，而不象那些经过反思的想法那样被储存在记忆的某个固定的位置，可随时被顺利地提取出来。因此，中共必须对农民的“诉苦”进行规训，每次“诉苦”大会召开之前都要召开预备会，筛选“诉苦”的素材，凡不能激起农民对地主仇恨的素材均被筛选下来。
从一些文件及口述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共对“土改诉苦”规训的痕迹：
一个土改工作组的文件记载如下：
一、掌握“诉苦”教育。动员之后，先进行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二、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何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10]
接受访谈的农民的回忆是：“土改时候的诉苦，都是八路军的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象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11]
诉苦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地主的证据，而是在工作队已经掌握的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引导农民去诉苦。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得催人泪下、能煽动起穷人对地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
当地一个党支部当年的工作总结有如下记载：
发动群众：“咱是怎样穷的？有意见咱敢提吗？你对曹庄的地主哪家最恨？”
“人家婆婆妈妈的，怎么好意思斗？她也不是善主，怕斗不好”。
反驳“婆婆妈妈？忘了过去她骂人了吗？不给饭吃，你这是‘抱粗腿’”。
“马柱子、皮鞭子不讲情面，非削弱这老封建不可”。
经动员后，到会群众1,000多人。为影响其他村，通知外派的代表参加。深刻动员教育，集中进行了阶级教育，提出翻身的时候到了。贴出标语，造声势。
党员的活动：鼓动群众情绪，带头发言。徐树芬在天冷大家情绪低落时大喊“咱能撑住领导穷爷们翻身吧？”众人答“能”。
动员妇女发言，识字班妇女吴一新的发言影响了四、五个妇女发言。[12]
“苦”的本身不是“阶级话语”的权力效果，但“苦”的公开集体表述构成了“阶级话语”权力的支点。临沭县的“土改诉苦”从一开始就是被操纵的。“如果话语的首要目的是传递有关外在指涉物（referent）的信息，那么评定话语的标准就应该是精确的术语和事实价值（提供信息的清晰有效性）；如果话语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情绪状态，或者用以激发听话者的态度，或者引起听话者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检测话语的标准就不能死扣住它的精确性和事实价值，而应该看它的表演力（performative force），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考虑”。[13]
“土改诉苦”中使用的话语显然属于后一种，其目的主要是激发听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被规训的，通过演练，突出那些最能调动人们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又最能激起对地主富农的仇恨的因素，同时不断地删节那些与土改目标无关的因素，从而使“土改诉苦”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当然这种操纵并非完全按照操纵者的意图进行，操纵者也必须顺应被操纵者的某些要求。
例如，当时的文件提到：
刚开展的新地区我们讲话许多名词群众不懂，又加上干部不是当地人，方言不通，群众也不易接受，群众发动效果不理想。我们应当怎样克服？
一、以当地群众话语向群众宣讲：“组织起来”──“扣扣手”；“劳苦群众”──“穷兄弟”、“爷们”；“佃户”──“客户”、“客家子”。
二、以当地事实向群众解释。
三、提出问题由群众自己讨论，经过群众讨论他们接受快，也容易启发。[14]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共要求干部用地方方言、群众性话语发动群众，体现了“国家”（代表中共）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改造；它也在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国家的改造有限地回应。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劣势的。
当这种被规训的“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翻身”。
三、“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在土改过程中农民话语里讲得最多的就是“翻身”。从字面上来分析，翻身的“翻”字与造反的“反”字是谐音，迎合了农民打破旧的乡村统治秩序的潜意识。翻身本身就蕴涵了对立的双方斗争的意思，如果不存在对立也就无所谓“翻”。这种隐含的“对立”、“斗争”，其实就是后来中共在阶级教育中向农民灌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因此，随着翻身的进行以及“翻身”这一词汇在农民话语中的广泛运用，“阶级话语”也就被正式嵌入了乡村社会。
1. “刨穷根”──中共对农民的阶级教育
在“诉苦”中，如何将农民针对具体对象的私愤宣泄引导到阶级意识上去，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关键一环。李康认为：“痛苦的个体如何感知集体的被剥夺？还要把自身痛苦视作集体被剥夺的一部分？如何把这种被剥夺转变为普遍的革命推动力，导向改变处境的集体行动？……而使人们意识到冤情、找到归咎处和改变处境的道路，这正是革命动员的过程。”[15] “诉苦”将农民的情绪激发起来后并不能马上就完成“翻身”，因为农民的固有观念（如天命思想等）和顾虑（如怕“变天”）还未被革除。首先要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阶级教育的方式不能采用宣讲教科书式的说教，必须针对农民的固有观念和顾虑对症下药。
在临沭县的土改过程中，首先是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用以革除农民的天命思想。例如，当时一些农民认为，“地主为啥富？老百姓为啥穷？其实人家地主富是因为会过（节约），有点儿余钱人家地主就治地（买地）了，穷人有点儿余钱不是吃了喝了，就是耍钱输掉了。如果碰上家里人得了病，还得卖地治病。代代这样下来，地主就富了，老百姓就穷了”。[16]
在滨海地委当时的土改工作总结中则有如下记载：
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
穷根：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
经教育认识到：“是叫地主剥削去了”；“穷了几辈子就是不知道怎么穷的，现在明白了”；从“靠着大树没柴烧”到“刨倒大树有柴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
政策策略教育：弄清“谁是弟兄朋友，谁是敌人”；“地怎样才能回家”；“从谁手里回？”
从“庄里的人靠什么吃饭”入手进行讨论，使群众从劳动、不劳动与剥削的关系上划分阶级矛盾，弄清谁是穷爷们、自家人。谁是专靠剥削的人（并结合具体对象）。
结论：“贫农、中农是弟兄，富农是朋友，但还有毛病，好比长了尾巴，地主是敌人。”
并从计算本村各阶级的数量中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到，贫、中农要团结。
“贫农骨头中农肉，富农割了尾巴交朋友”。[17]
由此可见，中共如何用“阶级话语”扭转农民的“天命”及“地主靠劳动和节约致富”的观念，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鼓动农民复仇。
其次是组织“算帐”对比，使农民认清地主的“剥削”，从而激发起农民的“翻身”欲望。上引文件提到：
从老根上弄清“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打开群众阶级觉悟的关键。
座谈讨论：“天下什么东西最值钱？”“靠什么吃饭？”启发群众展开新旧思想斗争。
群众的落后思想：打鱼的说网最值钱；推小车的说两条腿最值钱；种菜的说菜园最值钱；一般都说金子最值钱。
使群众认识到：“力气最值钱”；“穷人没有本，力气便是钱”；“力气就是财，使了还再来”；“天下是劳动创造的，劳动人民应该是主人。”
认清：地也是劳动创造的，穷人开了荒，让地主霸占去了。
过去是“穷人开、穷人种、富人有饭吃”；现在是“穷人开、穷人种、穷人有饭吃”；今天“土地回家、人也高兴、地也高兴”。
经教育后，群众得出了完整的深刻的结论：
“要靠地、靠劳动、靠共产党、毛主席、靠团结斗争”；“地是根、人是本，毛主席领导老百姓，团结斗争是办法”。
“天下什么东西都是下力气创出来的，被地主大肚子剥削去了。”
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认识到了要回耕地的合理正义，激发起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
运用典型诉苦与算细帐的方法，使群众认识到剥削的本质。
临沭各区、村普遍组织了阶级教育，很猛烈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
“算出了地主的骨头、肉都是咱穷人的。”“穷是穷在地主身上。”“地主是藕，穷人是仔泥。藕靠泥养着，养的又白又胖，而且长青枝嫩芽，开花，出头露面。穷人是根本，以前看不见。”[18]
通过对以上“刨穷根”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刨穷根”是向农民进行阶级观念灌输过程的关键。此前，农民普遍地将“穷”的根源归于“命”，直接后果是消极地服从；还有的归于运气不好（如得病、赌博、土匪等），这样就会把“穷”当作偶然的事情而力图逃避。通过“刨穷根”这样的阶级教育，用阶级框架取代了农民固有的“天命”观念。通过“谁养活谁”的讨论，将“穷”的根源归于某个地主乃至整个地主阶级的身上，从而使农民实现了从怨“命”不好的消极状态逐步过渡到怨恨某个地主，再到怨恨整个地主阶级的积极状态。通过“算帐对比”，使被租税关系和其他手段隐藏下的经济剥削具体化、公开化，使“一直蒙在鼓里”的农民知道了，为什么一年到头地劳作还是穷，地主不劳作却享清福的“秘密”；并认识到以前认为合理的租税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平，把地主的经济剥削和道德败坏联系起来，从而激发农民“夺回”被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财产的勇气，“翻身”也就有了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2. “斗地主（富农）”──“阶级话语”的实践
“土改诉苦”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翻身斗争的勇气，又经过“刨穷根”将农民对个别地主的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按照这一逻辑向下推演，“复仇”也就成了自然的事。“复仇”最直接的行动之一便是“斗地主（富农）”。在“翻身”过程中，“斗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乡村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景，隐藏在这一阶级斗争背后的是“阶级话语”的暴力实践。“斗地主（富农）”这一乡村社会暴力倾向的公开展示（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共的原初意图，后来的“禁止乱打、乱杀”证明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阶级）话语权力的实践效果。
当时华东局的“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的自觉自愿、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代替包办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因此，各地必须重新组织农民联合会，此农会要以雇贫农及工人为中心，加上中农，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在农会之下，应将雇贫农工人编成贫农小组，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须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过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须再经任何机关核准.各级政府在土改期间，应授权农会去处理土地问题，不受理任何土地纠纷案件。各级党委土改工作团，则以农会工作团或特派员名义出现。‘农会’，‘贫农小组’，‘工作团’，此三者互相结合，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19]
滨海区在口头传达“七七”指示时增加了如下新内容：
“华东局对这次会议下最大决心要土改在山东来一个大革命”；“封建势力即我们革命对象”；“这次要彻底搞，彻底打乱封建势力，对地主的房屋、土地、浮财所有东西都彻底拿出来，甚至种子、农具，在政治上没发言权，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民在政治上统治他，成为主人翁”。[20] “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21]
由于在“批斗地主（富农）”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打、砸、杀地主（富农）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据当地农民回忆：“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革命不坚决!”[22] “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23] 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人(12,000人余)，冤死多少还不了解”[24]
临沭县出现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与最初采用的纵容政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文件规定：为迅速有力地发动群众，必须贯彻“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的方针。提倡大刀阔斧的精神，反对缩手缩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如怕犯错误、怕违纪、怕违犯政策。要明确认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因此我们既不能只满足于斗争，为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只重视经济上的剥削，而忽视了政治上的摧毁。不然，封建势力会向我们反扑的，群众不会发动起来的，团体是不会巩固的。[25] 在秘密文件中还有如下指示：“群众打人（地主、富农）是群众的革命的报复，我们应当支持，不能压抑。现在开斗地主的会，打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代替。”[26]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中共对临沭县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的纵容倾向。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群众打人杀人”与中共发动土改的目的相符，即激化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从而争取大多数农民，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其次是中共要迎合农民向地主（富农）“复仇”的心理。农民是在中共向他们灌输的“阶级话语”的影响下，遵循着“受压迫、受剥削──诉苦、刨穷根──觉醒、复仇”的逻辑“斗地主（富农）”的。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过激”行为；如果压制，必然挫伤刚刚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斗地主（富农）”的过程中，原本胆小怕事的农民竟然能堂而皇之地砸死、杀死地主（富农），不能不说是“阶级话语”灌输的结果。正是在“诉苦”、“刨穷根”等“阶级话语”的影响下，农民开始超出具体的人和事来感知和思考，第一次通过话语的运用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感知和定位，从而导致农民将“杀人”这一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当作“革命行为”，顺理成章地投身其中。“斗地主（富农）”是一个“阶级话语”实践的过程；农民通过“阶级话语”为自己“斗、杀地主（富农）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当然，一旦乱打乱杀过度蔓延，中共也下达指示加以制止。当时华东局即发出这样的通知：“各区党委转各地委：在暂停进行土改后闻：一、各地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尚未停止。望速通令停止，对不服从者调至上级，给予批评。二、各地应禁止挖坟现象，以免造成不采v响。”[27]
3. “分果实”──用物质手段整合农民
仅仅斗了地主（富农）、满足了农民泄愤的要求是不够的，还必须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这才是广大农民投入“翻身”运动最现实目的之所在。土改就是要实现乡村资源（最主要的是土地）的再分配。
首先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一般是无偿没收。有以下几种方式：献田，即施加压力或做工作使土地较多的户主动献出土地，“对地主成分的党员干部动员他说服家庭起模范作用，实行献田”[28]；清算，以算帐的方式迫使地主（富农）拿出土地来偿还所欠债务，有老人回忆，“我们村的孙鸿儒（地主）被清算后见了我就说，董会计，我的地都被你的笔头子给戳（清算）没了”[29]；没收，即无条件地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无偿拿走；扫地出门，将被斗争对象赶出家门，所有土地、财产都无偿没收，常常伴随着公开的群众斗争。
其次是没收“浮财”。浮财就是除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袁大头”（银元）、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等。韩丁认为，“农民把没收了的财产称作‘斗争果实’，在这些果实上寄托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30] 不同地位、身分的农民对“果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滨海地委在当时的总结中提到：中农“有理齐来讲，大家都沾光”。原来地多的佃户“越分越倒躇，都叫人分去了”。地少的佃户“有身大家翻，有光大家沾”，“自私自利不对，引起大家反对”。妇女对分地不关心，只对浮财感兴趣。[31]
鉴于这种状况，中共便利用“分果实”对农民进行整合：
结合分配果实“天下穷人是一家”、“组织起来有力量”的团结组织教育。
“斗争胜利的果实是怎么来的”，“清算是大家的力量，大家都沾光”，教育群众重视土地“地是骨头，浮财不长久，要地牢靠”，“玩龙玩虎，不如玩土”。
两条路线的时事教育，结合阶级教育。打破“变天”思想，进行共产党的教育，说明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样坏。“我们经过三个朝代（国民党、鬼子汉奸、共产党），谁好谁坏，一清二白”。“老蒋的根扎在‘大肚子’身上，‘大肚子’的根扎在老蒋身上，专门跟穷人作对”。“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靠山”，“救苦救难的八路军，领导穷人来翻身”。
发展建立支部：分配果实后，总结选举翻身模范，召开座谈会，由党代表公开进行党的教育，会后布置个别的发展，速度快，成分纯。共3,000人。[32]
通过对以上话语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共借助分配果实并运用“阶级话语”对农民进行整合的企图。首先是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树立起“穷人救星”的形象，再利用“阶级话语”教育和引导农民，成功地发展壮大组织，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打下群众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实现了“阶级话语”的强大威力。
林·亨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时曾指出：“革命国家权力的延伸并不是因为领导者按照他们的利益操纵民主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的实践，实际上它在每一水平上的延伸都是由于各种位置上的人们创造和学习了新的政治‘微观技术’（mircotechniques）”。[33] 在中共领导、发动的（临沭县）乡村社会的土改中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印证了林·亨特的判断。尤其是在“分果实”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被中共称为干部的“富农倾向”，农民则称之为“多拿、多占”。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共的土改是依靠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乡村干部）推动的，而这些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取利益。临沭县土改期间出现的部分干部的“富农倾向”之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分果实时，不经群众讨论，而是干部自己讨论，互相包庇；二、把拥军田、复员田、学田留得很多，留好地，最后都归干部种；三、开斗争会分果实，分了地就卖地，分了东西就卖东西，分了钱就花了。
有“富农倾向”的临沭县乡村干部的辩解是：“那是群众自愿多分给俺的，说俺整天忙，给大家伙出力。”“分斗争果实时，大家都不要。为了领导大家伙起带头作用，所以多得了些。”“群众不敢要，俺就买了。”“是俺和群众换的。”“反正早晚要公产，早花了早赚便宜。”“咱领着头得罪了人，俺不多分谁多分。”“俺领导大家起来翻身，理应多拿、多占。”[34] 从以上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干部已经学会用“阶级话语”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辩护。这些干部大多是“赤贫”出身，然而其觉悟并不象中共期望的那么高。
干部的“多拿、多占”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翻身不错，没有翻的咱身上，有办法的都翻身了。”“咱们是吃了个鱼头，腥了嘴。”“大孙（赤贫）翻不了，小孙（村干）翻了身。”“人家干部能分果实，人家是吃这一路的，咱还能捞着了吗？咱只能干看着。”“平等、平等，咱就没有见过五个手指头一般齐！还是有力量的撑劲。”“不受大肚子（地主）压迫了，还得给干部拉犁。”“什么积极？什么革命？还不是个人利益？”“权力在人家干部手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咱能吭气吗？”“打国民党是你们翻身户的事，俺有没有分果实，还得出力吗？”[35] 群众的抱怨话语除了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外，还反映了农民话语的变化。“革命”、“翻身”、“平等”、“干部”、“权力”这些规范的“阶级话语”已经很自然地出现在农民的话语中并被熟练地运用，这也充分证明，“阶级话语”已渗透到乡村社会里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既然出现了干部的“多拿、多占”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威胁到中共引导农民参与战争这一发动土改最主要目的之实现，那就必须着手解决。通过当时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到中共临沭县委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丙：干部“富农倾向”的危害：一、妨碍了发动群众的大多数；二、妨碍了基本群众内部的团结；三、增长了一些干部的剥削阶级意识；四、妨碍了革命任务的完成。
丁：如何纠正：一、打通思想，把眼光放长远；二、把多得的果实退回去，好地、近地、好宅子和群众调剂一下。
戊：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介石：纠正干部的“富农倾向”决不是又一次均地。主要是为了怎么加强内部的团结，叫大家都动员起来，打垮蒋介石。既不是“推完了磨杀驴吃”，也不是“坦白反省”。而是让咱们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进行公平团结的宣传教育，来主动团结群众、影响群众。并不是为了罢免哪一个干部，处分哪一个干部──那是在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才处理的。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加团结起来，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介石，建设新中国。[36]
“在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才处理（干部）的”，“纠正干部的‘富农倾向’主要是为了怎么加强内部团结，叫大家动员起来，打垮蒋介石……”。这些话语充分表明，当时纠正干部“富农倾向”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动员群众参与战争。中共利用纠正干部“富农倾向”再次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并继续运用“阶级话语”动员群众参与战争。通过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牢牢控制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也又一次显示了“阶级话语”的威力。
4. “划成分”──村社成员身分的重新定位
群众运动是中共（国家）力量渗透到乡村的基本方式，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之基本内容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资源再分配。胡素珊认为，“在学会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之前，共产党人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山东，黎玉把斗争运动说成是包括党建和征兵在内的其他一切农村工作的起点。”[37] 阶级斗争的前提是以地主─农民的对立为核心的阶级划分。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8] 但是究竟以什么作为划成分的标准？中共中央用以指导基层土改中阶级划分实践的主要是1933年颁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中没有提到关于富农与中农的界限，任弼时于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
在笔者调查的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39] 在该地区“划成分”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革命的标准是在村庄中按照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出两种对立的人，土地因此从单一的经济指标变成了政治指标。而“不论阶级成分（土地）一律平分”则体现了中国农民“追求财富平均，地位平等的政治理念”。[40] 有的地方甚至将工商业者定为剥削者，把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一起定为“化形地主”。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41]
从以上话语中还可以看到，“划成分”实际上是一个人为的改变乡村社会成员身份地位及乡村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政治色彩，是人为地将乡村社会里的部分人“在政治上打入另册或升为优等阶级”。[42] 中共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策预设了阶级剥削、阶级对立无所不在，但这种预设有时是脱离乡村社会客观现实的，结果导致阶级划分实践偏离中共的阶级划分政策的现象。阶级身份一旦确立，便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韩丁曾讲过，“划分阶级成分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纸上谈兵。这是采取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基础，而这些行动是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43]。笔者在当地访谈时老人的回忆是这样的：“划成分那可是大事，如果划成贫农、雇农、是最安全的，最舒服的。中农心里都不牢靠（踏实），一有运动心里就害怕。要是划成地主、富农那就完了，成了敌人了。那还了得？共产党可有法治你！”。[44]
显然，“划成分”实际上是国家（中共）控制农民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从此农民的身份和等级必须按国家（中共）制定的标准来识别，同时乡村社会的资源和农民的个人及家庭之命运都与此息息相关。“中共通过诉苦和阶级划分的话语建构，使得乡村社会的各种矛盾都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在国家主持下得到解决，这为国家对村庄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手段”[45]。中共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灌输不一定成功，但是“阶级话语”的灌输却很见效，并在乡村社会的权力的运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阶级话语”不但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手段，还为乡村社会的新的精英追逐权力和利益提供了工具，这种利用本身又对“阶级话语”起到了强化作用。
四、“动参、支前”──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与战争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中共的土改从一开始就是为战争做准备。从以下两份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倾向。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减租减息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最高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领导和团结他们走上革命的战场，为实现一定时期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这是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实现动员组织群众并推行其为解决当时的革命任务而战斗起来，其道不一，但基本的通常的办法之一，是从其切身经济生活的改善，以提高其政治的觉悟，并进一步的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抗战，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46] 临沭县所在的滨海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语：“结合战争动员，在战争空气中完成土地改革”。[47]
正统的党史资料通常这样解释：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胡素珊认为，“农民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作战，这种想法根深蒂固”[48]，农民也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战。中共要赢得战争，需要人力与物力，这些必从广大农村地区获得。这样一来，国家（中共）意志与广大的最讲求实际、没有远大目光的农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在笔者所调查的临沭县土改后的征兵工作中就出现了诸多的变相强制现象。
一、“人家咬着咱，咱干就是了。”“情管带头去，保证你回来。回不来，开小差也可以。”“雇工急了，模起菜刀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了三个，村干部才不动员了。”“再不回来（逃兵）连土地没收”；“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锅，封你家的门”。
二、“鼓、咬、攀”：“若有一个是自愿的是婊子养的。”“俺都去了，你还不去？这是大夥的意见”（在大会上鼓掌欢迎xxx参军）。
三、“绑、打、押、罚”：“若不去，找铐子给你铐上”（斗了十几个，打耳光、罚款。绑了二十几个）。
四、（费东户子区）搜捕、动枪打。“这个年轻人（卖满头的）年轻力壮，为什么不当兵”，绑走。
五、用“识字班”灌酒，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就行了。
六、“欺骗、利诱”：“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子弟兵不脱离生产，吃给养”；“去吧，在那里住一年半载就回来”；“没有仗可打了、光去享福、不受罪”；“人家烧热了炕头叫咱去、咱不去？”
七、下条子给各村要东西，“每村猪一口（60斤），好烟10盒”。“参军后你家就不受穷了。”“新军家属五亩地、一担谷。”
八、“滥竽充数”，“好人不当兵”：“俺庄没有‘二流子’，没有当兵对象”；“俺庄没有穷的，都是中农以上，没有当兵对象”；“俺庄都怪本分，没有当兵对象”；“动参的比51军（国军）和鬼子还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疯癫等。
九、“八路军不够用的，打不走反对派这些好处能长远吗？”“只要完成任务，违犯点政策也不要紧”；“要政策就没法完成任务”；“按上级说的办法一个也完不成、非硬搞不行”。
十、“摘生瓜”、“强迫革命”，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把新军对象喂辣椒面；将新军对象扒了衣服放下天井冻，说“冻（动）参、冻（动）参，不冻不参”。以致出现了新军对象砍手、砍脚现象。[49]
从以上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土改时期临沭县国家（中共）与乡村社会在参战问题上的尖锐冲突。但冲突归冲突，中共动员农民参与战争的目的必须要达到，于是“阶级话语”又一次显示了威力。中共充分利用土改时期广泛使用的“阶级话语”及动员技术──“诉苦”、“归因”等动员农民。
首先是“阶级话语”在动员参军中的运用：
一、反内战时事教育：组织诉苦，激起群众对蒋介石的仇恨，提高群众觉悟。苦处都是蒋介石给咱的，现在想起来非坚决打垮蒋介石不可。现在翻身了，一定坚决跟了共产党走。由坏分子坦白反省。经教育、激励，群众反内战情绪高涨，即转入深入的阶级教育。
二、深刻的阶级教育：普遍由党内到党外、干部到群众进行回忆诉苦，猛烈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仇恨与觉悟。
巩固提高群众情绪、思想与觉悟
1. 咱受的罪是谁给的？老根是谁？（把鬼子、汉奸、土匪、地主的罪恶都归到老蒋身上）
2. 老蒋为什么打内战？与咱有什么关系？弄清蒋想打碎咱们的饭碗。
3. 蒋介石依着什么打内战？弄清依靠枪杆子、队伍。说明我们也因为有武装才翻的身，使群众重视武装。
群众表态：
1. 积极分子：“非上前线和老蒋拼了不可，有他没有咱，有咱没有他。”“叫他来到咱这里好日子过不成，饭也吃不上。”
2. 恋家派：“咱不离开家，在家打小蒋，给军队送东西，也是反内战。”
3. 小聪明：“咱离不开家”或不表态，怕参军。
进行个别谈话，着重培养第一种态度的人为骨干。
三、公祭大会：更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引向反内战、上前线。打垮反对派给老的报仇。从此提出参军口号，开始行动。
口号：血海深仇，报仇上前线；誓死消灭反动派，报仇雪恨忠孝全；刨断穷根，永远翻身。
游行示威，组织动员小组、反扯腿小组。对态度积极的，主要询问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对拖延时间的，要加强教育。[50]
从以上话语可以看出“动员参军”的步骤，如“诉苦”、“激发阶级仇恨”、“喊口号”等，在本质上与土改的动员步骤没有区别，只不过把农民的苦难根源引向了蒋介石国民党。
成功地动员农民参军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还需要动员农民“支前”。为完成这一任务，同样还要发挥“阶级话语”的作用。
目的：在时事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阶级教育，提高群众觉悟，达到自觉支前参战。
1. 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在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甚至一辈子打光棍，穷断了根。在旧社会，穷人没有出路。自从来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增资、减租、复查、土改后，咱们有了屋住，有了地种，有了饱饭吃，有了衣穿。同时在庄里也有了地位。真是在政治、经济上大翻身。蒋匪不要咱过这种自由、幸福的舒坦日子。向我们进攻、扫荡，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大家要知道，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咱们才能有安稳的幸福日子。
2. 解放军为人民打仗为了保卫咱们的翻身果实，为了咱们大家的利益，因此，咱们支前、出工、抬担架、运粮食，积极热烈地支援前线。这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男人在地里干活，妇女去送饭，不送饭吃，男人在地里就没有劲干活。不出工，战士就不能打胜仗。战士们在前线打仗，不怕大炮、飞机，消灭敌人，难道咱们出工害怕流血、流汗吗？早晚把蒋介石反动政府彻底打倒，支前工作就没有了，就可以很好地生产、建设过安稳日子。
3. 继续全力支前，做好冬季生产，为争取淮海战役彻底胜利，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总起来一句话：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前线的胜利。只有前线的胜利，才有我们的安全。目前要大力支援淮海战役，这个带有决定性的重大战役在胜利进行中，我们要不打折扣地、百分之百地完成分配给我们的任务。
──鲁中南六地委宣传部[51]
经过动员，多数的农民参加了支前。当然从农民的话语上来分析还是带有不情愿的成分：
群众支前运动的思想掌握
1. 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功不功希X松，立功不当饭吃”；“大功大罪，小功小罪”。
2.民工：“立功是上级的手腕”，“上级是要使用咱，又要咱出大力了，所以下来立功动员。”[52]
当然，农民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参加了支前。全县9个区共出动民工5,068人、2千多辆小车、862付担架。据对该县担架团的详细统计，共出动540付担架，民工2,786人、脱产干部22人、不脱产干部239人，出动后逃亡人数为1,062人（其中干部41人、民工1,021人）。[53]
在当时的临沭县乡村，在参与战争问题上中共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一开始中共采取了变相强制的做法，一度造成了“动参支前”工作的极大偏差。后来临沭县发起了“纠正动参支前偏差”运动，处理了部分采用强迫手法来完成动参支前任务的干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然后又运用“阶级话语”将形势教育与阶级教育相结合，再次发动农民参军支前。
小结
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从清末民初到中共取得政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本乡本土，国家和民族观念淡薄。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54] 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似乎消极无为的农民动员起来成为政治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支持。
为了成功地获得农民的政治支持，中共首先抓住了动员农民的关键──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只有当他们实实在在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才能参与到政治中来。但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未必就认同中共的革命，所以还必须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个阶级越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挠地、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利益驾驭一切现象，它的战斗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也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的实际作用”。[55] 意识形态是形成和维持思想垄断最有效的工具。要顺利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还必须必须找到一种说服工具，即“阶级话语”。“中共对乡村社会的统治，与此前历届政权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意识形态渗入其间并发挥重要作用，对村庄话语空间进行了重塑。”[56] 中共成功地借助“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观念中形成了对抽象的“阶级社会”的认同，从而为中共的革命找到了强大的支点。
在临沭县的土改中，经历了“诉苦”到“刨穷根”、“斗地主（富农）”、“分果实”，再到“动参、支前”，农民的阶级意识并未真正形成，但农民毕竟被动员起来参与到革命中来。为了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的整合及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土改后中共号召干部用地方方言动员农民，用农民能理解的话语作政治动员（如把“革命”解释为“改朝换代”等），斗地主过程中放任农民的过激行为，分果实中宽纵干部的“富农倾向”，容忍“划成分”中的标准混乱。可以说，整个过程是在国家（中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进行的。
“阶级对立”是国家（中共）在宏观上发动土改动员的起点。笔者对临沭县的微观考察发现：土改前农民的主要信息来自于传言、逸闻和发生在村庄里的种种变化；土改开始后中共用“阶级话语”取代了这些旧的信息载体，正是“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共成为乡村社会的统治者和最高管辖者，并让它牢牢掌握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从此，乡村的话语空间被重构，全新的“阶级话语”取代了旧的基于习惯上的传统话语，成为弥漫在村庄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这首先表现在乡村的人际称谓上。土改前农民习惯上将村里人分为“老张家”、“老李家”或“富人”─“穷人”，再就是“财主”、“东家”、“大肚子”─“老百姓”、“客家子”、“穷爷们”等；土改后则将村里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次，村民的日常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例如，见面的客套话从“吃了吗？”变成了“你家翻身了吗？”，春节拜年时的吉利话“过年好！”变成了“翻身!翻身！”。
在土改过程中，那些能掌握“阶级话语”的农民成了乡村社会新的权力精英──干部，“阶级话语”作为这些新精英的权力之源，成为包裹他们利益的外衣。另一方面，“阶级话语”的流通成了一种技术，乡村社会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都使用“阶级话语”，其他的话语在“阶级话语”面前黯然失色。既然“阶级话语”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框架，人们在解释自己及他人行为时便会自觉地使用它。“阶级话语”在分配乡村社会的权力和维护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塑造意义和生产真理的功能，并牢牢控制着人们对乡村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知，从而奠定了中共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合法性。
【注释】
[1] 弗里德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 山东省临沭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沭县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3]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
[4] 李里峰，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变动中的国家、精英与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1945－195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4年6月，导言。
[5] 参见何高潮著，《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6] 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至110页。
[7] 对临沭县青云镇黄屯村老人董世林、孙文耀的访谈录音。
[8] 临沭县蛟龙镇东塘子村张自英、李运福访谈录音。
[9] 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4页。
[1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资料，《革命历史档案》1－1－20－6，“蒙山县委土改工作初步总结（1946年9月底-11月3日）”。
[11] 出处同注[7]。
[12]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资料，《革命历史档案》3－1－18－2，“临沭县（岌山区）曹庄反恶霸斗争支部工作总结，1945”。
[13] 出处同注[9]，第17页。
[1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14－13，“关于用‘地方方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通知：怎样宣传才能群众化（1946年）”。
[15] 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年6月，第67页。
[16] 出处同注[8]。
[1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2，“滨海地委关于土改的初步总结，1946.11.20”（秘密，发至县）。
[18] 出处同上。
[19] “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245页。
[2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25，“郑部长传达华东局关于土改复查方面的指示”，第60页。
[2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53，“直属机关干部党员人会刘部长传达地委决定”，第192页。
[22] 临沭县南古镇新街村王少冕老人访谈录音。
[23] 临沭县南古镇新街村王志五老人访谈录音。
[2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55，“工作讨论”，第94一95页。
[25]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15－9，“沂东县委关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1946）”。
[26]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22－20，“关于彻底打垮地主封建势力的指示（1947）”。
[2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22－31，“华东局关于暂停土改后制止乱打、乱杀人的指示（1947.12.6）”。
[28]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3，“滨海地委关于如何具体的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补充指示（1946.8.25）”。
[29] 临沭县青云镇黄屯村董世林老人访谈录音。
[30] 韩丁著，韩等译，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3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2，“滨海地委关于土改的初步总结（1946.11.20）”（秘密、发至县）。
[32] 出处同上。
[33] Hunt. Lynn Avery,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72.
[3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58－12，“开展反蒋公平团结运动纠正干部‘富农倾向’”（1947.4.20，滨海地委宣传部）。
[35] 出处同上。
[36] 出处同注[34]。
[37] 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金光耀校，《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38]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9] 出处同注[31]。
[40] 徐勇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41] 据对临沭县玉山镇营子村李贵德、张金堂、张庆森的访谈。
[42] 武力，“略论土地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中国土地改革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43] 出处同注[30]，第314页。
[44] 临沭县玉山镇营子村薛洪冒老人访谈。
[45] 任道远，“革命形式之下的阶级斗争──从农民行动的角度看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2002年，第14页。
[46] 朱瑞，“滨海区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4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3，“滨海地委关于如何具体的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补充指示（1946.8.25）”。
[48] 出处同注[37]，第340页。
[49]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6－11，“沂蒙地委1945年动员总结（1945年）”。
[5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4－1，“工作通讯：临沭、沂东地区参军工作总结（1946.10.15）”。
[5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58－17，“对群众讲话材料（1948.12）”。
[52]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72－14，“十一月份支前工作月终总结（1948.12）”。
[53] 出处同上。
[54]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6] 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4页。
[57] 出处同注[4]，第193页。
[58] 出处同注[45]，第6页。
一、山东省临沭县的土改过程
临沭县的“减租减息”（简称“双减”）始于1941年。1942年4月刘少奇到中共山东分局检查指导工作，对“双减”作了具体指示。1942年5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临沭县是“双减”实施中心县。随后“双减”工作队分赴大兴、蛟龙两区开展工作，推行“二五”减租（将佃农的租额减少25％），很快在全县形成高潮。据1943年7月的统计，全县雇工1,871人通过减租得到粮食358万斤。在减租过程中同时对农村的高利贷实行减息，当时规定借贷计息不得高于15％。1946年7月，临沭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精神，组织工作队在岌山区朱村等地搞土改试点；然后在全县范围内发起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运动。是年11月底，全县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5万余亩，18万贫农分得了土地。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滨海区前夕，土改工作的时间紧，故不够彻底。1947年1月开始在全县进行土改复查，后因国民党军队进犯暂时中断。1947年7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布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临沭县委随即在夏庄区小河崖召开县、区、乡干部会议，重新布置土改复查工作。会议指出，土改中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决定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以贫雇农为主，团结中农，政府授权给农会，摧毁封建势力。会后全县土改复查掀起新的高潮。在这次复查中出现了乱打、乱杀和侵犯中农利益等问题。通过土改和复查，全县554个村庄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38万余亩，没收浮财折款186亿余元（北海币）。1948年，临沭县全境解放后，县委、县政府在沂东等新解放区推行土改政策，没收地主、富农耕地15,114亩、非耕地1,805亩；同时在老区结束土改复查工作，并进一步解决土改复查中的“左”的偏差。1951年春，临沭县全县土改及土改复查全部结束。[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在中国的土改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很多研究将土改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如黄宗智曾指出，“最终把革命和造反与王朝更迭区分开来的，并不是从一个国家机器向另一个国家机器的过渡，而是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变迁。”[3] 还有人认为，“抗战结束后到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及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塑、各种动员和治理技术的发明，都主要在这一运动中完成”。[4]
笔者根据对临沭县“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过程的调查，认为当时这一运动贯穿于建设临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全过程，是中共整合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乃至赢得战争的“总抓手”。中共只有有效地动员农民，使农民参与到土改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支前参战中，才能最终赢得国内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当时中共所面对的是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乡村社会，如何去动员这些处在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小农，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5]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土地。土地作为农村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仅关系到广大贫苦农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统治者的地主的既得利益；不仅关系到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且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秩序的重构。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动员民众、解决社会变迁诸问题的关键。但是，不能简单地以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自然地动员起了农民。比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
二、“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中共动员农民的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对农民的思想改造。这一改造非但不亚于对乡村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乡村社会结构组织方面的改造，而且比后者有更大的韧性，因此这一改造过程也更艰难，一旦定型下来也更难改变。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改造人、改造人的观念的过程；通过改造人、改造人的观念、乃至改造人性的方式，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其最有力的武器便是话语。“很容易找到事实来证明这一论点：舆论万能，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都导源于它。一种信仰最初决没有某种受它支配的力量，产生广泛舆论的最初步骤只能借助于说服”。[6] 要说服农民就必须具备一套符合改造农民需要的话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中国的乡村社会里，一种全新的话语──“阶级话语”──登场了。
“阶级话语”对广大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讲是一种外来话语，很难直接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阶级话语”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中共注意到中国广大农民普遍贫困的现实，并以此为突破口。农民贫困，生活很苦，而地主、富农的生活则相对好得多，这种现实与农民自古以来就有的“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理想形成尖锐的对立，必然导致广大贫苦农民对现实的不满。常言道“一家富贵百家怨”，这无疑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潜藏在农民内心的革命动机。要找到一种方式使农民的这种不满释放出来，于是“诉苦”便应运而生。
郭于华、孙立平在“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机制”一文中认为，“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其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与国家、社会话语相联系，通过“归因”建立旧国家的消极形象，通过翻身意识建立新国家的积极形象。笔者以为，“诉苦”这种政治教育手段实际上有两类，一是“土改”中的“诉苦”，另一是“社会主义教育”中的“诉苦”。笔者将前者称为“土改诉苦”，将后者称为“回忆诉苦”。“回忆诉苦”的主要目是要农民“认识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从而建立旧中国的消极形象，树立新中国的积极形象。郭于华、孙立平的观点对“回忆诉苦”是适用的。然而，“土改诉苦”是中共整合农民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唤起农民苦感的同时也燃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斗争地主的勇气，然后通过阶级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封建势力，再通过形势教育将这种仇恨引向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从而成功地将农民整合到中共的“对敌斗争”中来。后来在“抗美援朝”期间又实行了“诉苦”运动，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将激起的农民仇恨引向“美帝国主义”。
笔者所调查的临沭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战争的空气始终笼罩在该地区，谁赢得了战争，谁就取得了政权。因此，中共发动的土改也与战争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是本文将土改与动员参军、“支前”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笔者以为，在临沭县的土改中，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更多的时候应被称为“诉愤”，是农民私愤的一种倾诉。因为原初形态的农民“土改诉苦”往往指向特定的对象，而且很多事件都很零碎，都是农民与地主的私人恩怨。据参加过当时土改的人回忆，那时农民们说，“大肚子（地主）有的时候真不是东西，干了大半年，因为摔了个缸，该给20块（银元）的，才给15块。那也是哑巴吃黄连，老百姓有什么法，只能干瞪眼。但心里是恨的慌”。[7] “大户（地主）仗着家族大，弟兄多，和老百姓闹起仗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那年我们村里李XX和村里的孙大户拌了句嘴，打了起来。被孙大户家一个好打，可打惨了。那他可不（李XX）一辈子记着仇呀！”[8]
这种私人恩怨大体上有两种。其一，地主在与农民的经济交往中实行双重标准。当经济交往对自己有利时就坚持契约精神，如让佃户交地租；当经济交往对自己不利时，就违背契约精神，如找借口苛扣长、短工的工钱。其二，地主在处理与农民的纠纷时经常使用非法暴力，也就是农民们常说的“随便打人”等。农民对第二种矛盾的愤恨最大。而中共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让农民起来“诉愤”，也迎合了农民“泄愤”的强烈愿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但是，并非所有农民的“诉苦”都符合中共的要求。“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9] 也就是说，农民的苦处于一种难以被提取出来的弥散状态，而不象那些经过反思的想法那样被储存在记忆的某个固定的位置，可随时被顺利地提取出来。因此，中共必须对农民的“诉苦”进行规训，每次“诉苦”大会召开之前都要召开预备会，筛选“诉苦”的素材，凡不能激起农民对地主仇恨的素材均被筛选下来。
从一些文件及口述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共对“土改诉苦”规训的痕迹：
一个土改工作组的文件记载如下：
一、掌握“诉苦”教育。动员之后，先进行小组诉苦，培养典型，再转入大会诉苦。主要是叫群众明确了解地主封建势力是穷人的死对头，只有打倒地主，穷人才能翻身。二、诉苦后，雇贫小组回去讨论如何出苦、报仇。主要是搞些对象，明确阶级敌人。“大人是地主，小孩也是地主，是吃咱的饭长大的。”[10]
接受访谈的农民的回忆是：“土改时候的诉苦，都是八路军的工作队安排好的”；“事先要开会，让大家先演练一遍，有的诉的实在不象个样（不符合激发对地主仇恨的标准），就直接给弄下去了，不让他（她）诉了。不合格。”[11]
诉苦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地主的证据，而是在工作队已经掌握的事实依据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引导农民去诉苦。在诉苦斗争会上，诉苦的作用是表演性的。工作队不仅要发掘村庄里的“苦主”，而且还要寻找善于把“苦”说得催人泪下、能煽动起穷人对地主仇恨的人才，并在诉苦过程中培养他们的叙事技巧。在诉苦的现场，诉苦结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喊口号”，以煽动现场的氛围。
当地一个党支部当年的工作总结有如下记载：
发动群众：“咱是怎样穷的？有意见咱敢提吗？你对曹庄的地主哪家最恨？”
“人家婆婆妈妈的，怎么好意思斗？她也不是善主，怕斗不好”。
反驳“婆婆妈妈？忘了过去她骂人了吗？不给饭吃，你这是‘抱粗腿’”。
“马柱子、皮鞭子不讲情面，非削弱这老封建不可”。
经动员后，到会群众1,000多人。为影响其他村，通知外派的代表参加。深刻动员教育，集中进行了阶级教育，提出翻身的时候到了。贴出标语，造声势。
党员的活动：鼓动群众情绪，带头发言。徐树芬在天冷大家情绪低落时大喊“咱能撑住领导穷爷们翻身吧？”众人答“能”。
动员妇女发言，识字班妇女吴一新的发言影响了四、五个妇女发言。[12]
“苦”的本身不是“阶级话语”的权力效果，但“苦”的公开集体表述构成了“阶级话语”权力的支点。临沭县的“土改诉苦”从一开始就是被操纵的。“如果话语的首要目的是传递有关外在指涉物（referent）的信息，那么评定话语的标准就应该是精确的术语和事实价值（提供信息的清晰有效性）；如果话语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情绪状态，或者用以激发听话者的态度，或者引起听话者某种特定的行为，那么检测话语的标准就不能死扣住它的精确性和事实价值，而应该看它的表演力（performative force），这是一种纯粹的实用考虑”。[13]
“土改诉苦”中使用的话语显然属于后一种，其目的主要是激发听众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是被规训的，通过演练，突出那些最能调动人们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又最能激起对地主富农的仇恨的因素，同时不断地删节那些与土改目标无关的因素，从而使“土改诉苦”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当然这种操纵并非完全按照操纵者的意图进行，操纵者也必须顺应被操纵者的某些要求。
例如，当时的文件提到：
刚开展的新地区我们讲话许多名词群众不懂，又加上干部不是当地人，方言不通，群众也不易接受，群众发动效果不理想。我们应当怎样克服？
一、以当地群众话语向群众宣讲：“组织起来”──“扣扣手”；“劳苦群众”──“穷兄弟”、“爷们”；“佃户”──“客户”、“客家子”。
二、以当地事实向群众解释。
三、提出问题由群众自己讨论，经过群众讨论他们接受快，也容易启发。[14]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共要求干部用地方方言、群众性话语发动群众，体现了“国家”（代表中共）与“乡村社会”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乡村社会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改造；它也在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对国家的改造有限地回应。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乡村社会还是处于劣势的。
当这种被规训的“诉苦”达到预期效果后，就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翻身”。
三、“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在土改过程中农民话语里讲得最多的就是“翻身”。从字面上来分析，翻身的“翻”字与造反的“反”字是谐音，迎合了农民打破旧的乡村统治秩序的潜意识。翻身本身就蕴涵了对立的双方斗争的意思，如果不存在对立也就无所谓“翻”。这种隐含的“对立”、“斗争”，其实就是后来中共在阶级教育中向农民灌输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因此，随着翻身的进行以及“翻身”这一词汇在农民话语中的广泛运用，“阶级话语”也就被正式嵌入了乡村社会。
1. “刨穷根”──中共对农民的阶级教育
在“诉苦”中，如何将农民针对具体对象的私愤宣泄引导到阶级意识上去，是中共动员民众的关键一环。李康认为：“痛苦的个体如何感知集体的被剥夺？还要把自身痛苦视作集体被剥夺的一部分？如何把这种被剥夺转变为普遍的革命推动力，导向改变处境的集体行动？……而使人们意识到冤情、找到归咎处和改变处境的道路，这正是革命动员的过程。”[15] “诉苦”将农民的情绪激发起来后并不能马上就完成“翻身”，因为农民的固有观念（如天命思想等）和顾虑（如怕“变天”）还未被革除。首先要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阶级教育的方式不能采用宣讲教科书式的说教，必须针对农民的固有观念和顾虑对症下药。
在临沭县的土改过程中，首先是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用以革除农民的天命思想。例如，当时一些农民认为，“地主为啥富？老百姓为啥穷？其实人家地主富是因为会过（节约），有点儿余钱人家地主就治地（买地）了，穷人有点儿余钱不是吃了喝了，就是耍钱输掉了。如果碰上家里人得了病，还得卖地治病。代代这样下来，地主就富了，老百姓就穷了”。[16]
在滨海地委当时的土改工作总结中则有如下记载：
群众的落后思想：“穷是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家里人多，吃穷了”；“分家分穷了”；“给土匪抢穷了”；“赌博赌穷了”；“死人送殡送穷了”；“嫁闺女嫁穷了”。
穷根：一、命；二、自己；三、鬼子汉奸、土匪。
经教育认识到：“是叫地主剥削去了”；“穷了几辈子就是不知道怎么穷的，现在明白了”；从“靠着大树没柴烧”到“刨倒大树有柴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
政策策略教育：弄清“谁是弟兄朋友，谁是敌人”；“地怎样才能回家”；“从谁手里回？”
从“庄里的人靠什么吃饭”入手进行讨论，使群众从劳动、不劳动与剥削的关系上划分阶级矛盾，弄清谁是穷爷们、自家人。谁是专靠剥削的人（并结合具体对象）。
结论：“贫农、中农是弟兄，富农是朋友，但还有毛病，好比长了尾巴，地主是敌人。”
并从计算本村各阶级的数量中教育群众，使群众认识到，贫、中农要团结。
“贫农骨头中农肉，富农割了尾巴交朋友”。[17]
由此可见，中共如何用“阶级话语”扭转农民的“天命”及“地主靠劳动和节约致富”的观念，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鼓动农民复仇。
其次是组织“算帐”对比，使农民认清地主的“剥削”，从而激发起农民的“翻身”欲望。上引文件提到：
从老根上弄清“劳动创造世界”，这是打开群众阶级觉悟的关键。
座谈讨论：“天下什么东西最值钱？”“靠什么吃饭？”启发群众展开新旧思想斗争。
群众的落后思想：打鱼的说网最值钱；推小车的说两条腿最值钱；种菜的说菜园最值钱；一般都说金子最值钱。
使群众认识到：“力气最值钱”；“穷人没有本，力气便是钱”；“力气就是财，使了还再来”；“天下是劳动创造的，劳动人民应该是主人。”
认清：地也是劳动创造的，穷人开了荒，让地主霸占去了。
过去是“穷人开、穷人种、富人有饭吃”；现在是“穷人开、穷人种、穷人有饭吃”；今天“土地回家、人也高兴、地也高兴”。
经教育后，群众得出了完整的深刻的结论：
“要靠地、靠劳动、靠共产党、毛主席、靠团结斗争”；“地是根、人是本，毛主席领导老百姓，团结斗争是办法”。
“天下什么东西都是下力气创出来的，被地主大肚子剥削去了。”
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认识到了要回耕地的合理正义，激发起了对地主的阶级仇恨。
运用典型诉苦与算细帐的方法，使群众认识到剥削的本质。
临沭各区、村普遍组织了阶级教育，很猛烈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
“算出了地主的骨头、肉都是咱穷人的。”“穷是穷在地主身上。”“地主是藕，穷人是仔泥。藕靠泥养着，养的又白又胖，而且长青枝嫩芽，开花，出头露面。穷人是根本，以前看不见。”[18]
通过对以上“刨穷根”话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刨穷根”是向农民进行阶级观念灌输过程的关键。此前，农民普遍地将“穷”的根源归于“命”，直接后果是消极地服从；还有的归于运气不好（如得病、赌博、土匪等），这样就会把“穷”当作偶然的事情而力图逃避。通过“刨穷根”这样的阶级教育，用阶级框架取代了农民固有的“天命”观念。通过“谁养活谁”的讨论，将“穷”的根源归于某个地主乃至整个地主阶级的身上，从而使农民实现了从怨“命”不好的消极状态逐步过渡到怨恨某个地主，再到怨恨整个地主阶级的积极状态。通过“算帐对比”，使被租税关系和其他手段隐藏下的经济剥削具体化、公开化，使“一直蒙在鼓里”的农民知道了，为什么一年到头地劳作还是穷，地主不劳作却享清福的“秘密”；并认识到以前认为合理的租税对自己是多么的不公平，把地主的经济剥削和道德败坏联系起来，从而激发农民“夺回”被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财产的勇气，“翻身”也就有了广泛的合法性基础。
2. “斗地主（富农）”──“阶级话语”的实践
“土改诉苦”激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翻身斗争的勇气，又经过“刨穷根”将农民对个别地主的仇恨引向整个地主阶级；按照这一逻辑向下推演，“复仇”也就成了自然的事。“复仇”最直接的行动之一便是“斗地主（富农）”。在“翻身”过程中，“斗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乡村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场景，隐藏在这一阶级斗争背后的是“阶级话语”的暴力实践。“斗地主（富农）”这一乡村社会暴力倾向的公开展示（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共的原初意图，后来的“禁止乱打、乱杀”证明了这一点）充分体现了（阶级）话语权力的实践效果。
当时华东局的“七七”指示指出：“各地在土改复查时，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一切事情，依靠他们自己去办，依靠他们的自觉自愿、自己动手，而不是少数人代替包办强迫命令的干部路线。因此，各地必须重新组织农民联合会，此农会要以雇贫农及工人为中心，加上中农，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在农会之下，应将雇贫农工人编成贫农小组，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须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过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须再经任何机关核准.各级政府在土改期间，应授权农会去处理土地问题，不受理任何土地纠纷案件。各级党委土改工作团，则以农会工作团或特派员名义出现。‘农会’，‘贫农小组’，‘工作团’，此三者互相结合，即成为土改中群众路线的具体形态。”[19]
滨海区在口头传达“七七”指示时增加了如下新内容：
“华东局对这次会议下最大决心要土改在山东来一个大革命”；“封建势力即我们革命对象”；“这次要彻底搞，彻底打乱封建势力，对地主的房屋、土地、浮财所有东西都彻底拿出来，甚至种子、农具，在政治上没发言权，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民在政治上统治他，成为主人翁”。[20] “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贫雇农小组成立与整理了农会，就要真正当起家来，不能把当家成了空话，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21]
由于在“批斗地主（富农）”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打、砸、杀地主（富农）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据当地农民回忆：“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革命不坚决!”[22] “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23] 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人(12,000人余)，冤死多少还不了解”[24]
临沭县出现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与最初采用的纵容政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文件规定：为迅速有力地发动群众，必须贯彻“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的方针。提倡大刀阔斧的精神，反对缩手缩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如怕犯错误、怕违纪、怕违犯政策。要明确认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因此我们既不能只满足于斗争，为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只重视经济上的剥削，而忽视了政治上的摧毁。不然，封建势力会向我们反扑的，群众不会发动起来的，团体是不会巩固的。[25] 在秘密文件中还有如下指示：“群众打人（地主、富农）是群众的革命的报复，我们应当支持，不能压抑。现在开斗地主的会，打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代替。”[26]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中共对临沭县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的纵容倾向。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群众打人杀人”与中共发动土改的目的相符，即激化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从而争取大多数农民，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其次是中共要迎合农民向地主（富农）“复仇”的心理。农民是在中共向他们灌输的“阶级话语”的影响下，遵循着“受压迫、受剥削──诉苦、刨穷根──觉醒、复仇”的逻辑“斗地主（富农）”的。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过激”行为；如果压制，必然挫伤刚刚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在“斗地主（富农）”的过程中，原本胆小怕事的农民竟然能堂而皇之地砸死、杀死地主（富农），不能不说是“阶级话语”灌输的结果。正是在“诉苦”、“刨穷根”等“阶级话语”的影响下，农民开始超出具体的人和事来感知和思考，第一次通过话语的运用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感知和定位，从而导致农民将“杀人”这一过去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当作“革命行为”，顺理成章地投身其中。“斗地主（富农）”是一个“阶级话语”实践的过程；农民通过“阶级话语”为自己“斗、杀地主（富农）的行为找到了合法性。当然，一旦乱打乱杀过度蔓延，中共也下达指示加以制止。当时华东局即发出这样的通知：“各区党委转各地委：在暂停进行土改后闻：一、各地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现象尚未停止。望速通令停止，对不服从者调至上级，给予批评。二、各地应禁止挖坟现象，以免造成不采v响。”[27]
3. “分果实”──用物质手段整合农民
仅仅斗了地主（富农）、满足了农民泄愤的要求是不够的，还必须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这才是广大农民投入“翻身”运动最现实目的之所在。土改就是要实现乡村资源（最主要的是土地）的再分配。
首先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一般是无偿没收。有以下几种方式：献田，即施加压力或做工作使土地较多的户主动献出土地，“对地主成分的党员干部动员他说服家庭起模范作用，实行献田”[28]；清算，以算帐的方式迫使地主（富农）拿出土地来偿还所欠债务，有老人回忆，“我们村的孙鸿儒（地主）被清算后见了我就说，董会计，我的地都被你的笔头子给戳（清算）没了”[29]；没收，即无条件地将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无偿拿走；扫地出门，将被斗争对象赶出家门，所有土地、财产都无偿没收，常常伴随着公开的群众斗争。
其次是没收“浮财”。浮财就是除房产田地以外的财物，像“袁大头”（银元）、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等。韩丁认为，“农民把没收了的财产称作‘斗争果实’，在这些果实上寄托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30] 不同地位、身分的农民对“果实”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滨海地委在当时的总结中提到：中农“有理齐来讲，大家都沾光”。原来地多的佃户“越分越倒躇，都叫人分去了”。地少的佃户“有身大家翻，有光大家沾”，“自私自利不对，引起大家反对”。妇女对分地不关心，只对浮财感兴趣。[31]
鉴于这种状况，中共便利用“分果实”对农民进行整合：
结合分配果实“天下穷人是一家”、“组织起来有力量”的团结组织教育。
“斗争胜利的果实是怎么来的”，“清算是大家的力量，大家都沾光”，教育群众重视土地“地是骨头，浮财不长久，要地牢靠”，“玩龙玩虎，不如玩土”。
两条路线的时事教育，结合阶级教育。打破“变天”思想，进行共产党的教育，说明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样坏。“我们经过三个朝代（国民党、鬼子汉奸、共产党），谁好谁坏，一清二白”。“老蒋的根扎在‘大肚子’身上，‘大肚子’的根扎在老蒋身上，专门跟穷人作对”。“共产党、八路军是穷人的靠山”，“救苦救难的八路军，领导穷人来翻身”。
发展建立支部：分配果实后，总结选举翻身模范，召开座谈会，由党代表公开进行党的教育，会后布置个别的发展，速度快，成分纯。共3,000人。[32]
通过对以上话语的分析不难看出中共借助分配果实并运用“阶级话语”对农民进行整合的企图。首先是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树立起“穷人救星”的形象，再利用“阶级话语”教育和引导农民，成功地发展壮大组织，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打下群众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实现了“阶级话语”的强大威力。
林·亨特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时曾指出：“革命国家权力的延伸并不是因为领导者按照他们的利益操纵民主意识形态和官僚政治的实践，实际上它在每一水平上的延伸都是由于各种位置上的人们创造和学习了新的政治‘微观技术’（mircotechniques）”。[33] 在中共领导、发动的（临沭县）乡村社会的土改中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印证了林·亨特的判断。尤其是在“分果实”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被中共称为干部的“富农倾向”，农民则称之为“多拿、多占”。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共的土改是依靠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乡村干部）推动的，而这些新的基层政治精英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必然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取利益。临沭县土改期间出现的部分干部的“富农倾向”之主要表现形式是：一、分果实时，不经群众讨论，而是干部自己讨论，互相包庇；二、把拥军田、复员田、学田留得很多，留好地，最后都归干部种；三、开斗争会分果实，分了地就卖地，分了东西就卖东西，分了钱就花了。
有“富农倾向”的临沭县乡村干部的辩解是：“那是群众自愿多分给俺的，说俺整天忙，给大家伙出力。”“分斗争果实时，大家都不要。为了领导大家伙起带头作用，所以多得了些。”“群众不敢要，俺就买了。”“是俺和群众换的。”“反正早晚要公产，早花了早赚便宜。”“咱领着头得罪了人，俺不多分谁多分。”“俺领导大家起来翻身，理应多拿、多占。”[34] 从以上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些干部已经学会用“阶级话语”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辩护。这些干部大多是“赤贫”出身，然而其觉悟并不象中共期望的那么高。
干部的“多拿、多占”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翻身不错，没有翻的咱身上，有办法的都翻身了。”“咱们是吃了个鱼头，腥了嘴。”“大孙（赤贫）翻不了，小孙（村干）翻了身。”“人家干部能分果实，人家是吃这一路的，咱还能捞着了吗？咱只能干看着。”“平等、平等，咱就没有见过五个手指头一般齐！还是有力量的撑劲。”“不受大肚子（地主）压迫了，还得给干部拉犁。”“什么积极？什么革命？还不是个人利益？”“权力在人家干部手里，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咱能吭气吗？”“打国民党是你们翻身户的事，俺有没有分果实，还得出力吗？”[35] 群众的抱怨话语除了表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外，还反映了农民话语的变化。“革命”、“翻身”、“平等”、“干部”、“权力”这些规范的“阶级话语”已经很自然地出现在农民的话语中并被熟练地运用，这也充分证明，“阶级话语”已渗透到乡村社会里为广大农民所接受。
既然出现了干部的“多拿、多占”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并威胁到中共引导农民参与战争这一发动土改最主要目的之实现，那就必须着手解决。通过当时中共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到中共临沭县委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
丙：干部“富农倾向”的危害：一、妨碍了发动群众的大多数；二、妨碍了基本群众内部的团结；三、增长了一些干部的剥削阶级意识；四、妨碍了革命任务的完成。
丁：如何纠正：一、打通思想，把眼光放长远；二、把多得的果实退回去，好地、近地、好宅子和群众调剂一下。
戊：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介石：纠正干部的“富农倾向”决不是又一次均地。主要是为了怎么加强内部的团结，叫大家都动员起来，打垮蒋介石。既不是“推完了磨杀驴吃”，也不是“坦白反省”。而是让咱们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进行公平团结的宣传教育，来主动团结群众、影响群众。并不是为了罢免哪一个干部，处分哪一个干部──那是在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才处理的。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加团结起来，加紧支前，坚持斗争，打垮蒋介石，建设新中国。[36]
“在实在没有法子的时候才处理（干部）的”，“纠正干部的‘富农倾向’主要是为了怎么加强内部团结，叫大家动员起来，打垮蒋介石……”。这些话语充分表明，当时纠正干部“富农倾向”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动员群众参与战争。中共利用纠正干部“富农倾向”再次获得了群众的信任，并继续运用“阶级话语”动员群众参与战争。通过这一事件也可以看出，中共已牢牢控制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也又一次显示了“阶级话语”的威力。
4. “划成分”──村社成员身分的重新定位
群众运动是中共（国家）力量渗透到乡村的基本方式，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之基本内容是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资源再分配。胡素珊认为，“在学会通过阶级斗争这一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之前，共产党人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山东，黎玉把斗争运动说成是包括党建和征兵在内的其他一切农村工作的起点。”[37] 阶级斗争的前提是以地主─农民的对立为核心的阶级划分。毛泽东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8] 但是究竟以什么作为划成分的标准？中共中央用以指导基层土改中阶级划分实践的主要是1933年颁布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中没有提到关于富农与中农的界限，任弼时于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
在笔者调查的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39] 在该地区“划成分”的过程中，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革命的标准是在村庄中按照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出两种对立的人，土地因此从单一的经济指标变成了政治指标。而“不论阶级成分（土地）一律平分”则体现了中国农民“追求财富平均，地位平等的政治理念”。[40] 有的地方甚至将工商业者定为剥削者，把能写会算的文化人一起定为“化形地主”。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41]
从以上话语中还可以看到，“划成分”实际上是一个人为的改变乡村社会成员身份地位及乡村社会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政治色彩，是人为地将乡村社会里的部分人“在政治上打入另册或升为优等阶级”。[42] 中共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策预设了阶级剥削、阶级对立无所不在，但这种预设有时是脱离乡村社会客观现实的，结果导致阶级划分实践偏离中共的阶级划分政策的现象。阶级身份一旦确立，便对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韩丁曾讲过，“划分阶级成分这件事，决不是什么纸上谈兵。这是采取经济和社会行动的基础，而这些行动是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43]。笔者在当地访谈时老人的回忆是这样的：“划成分那可是大事，如果划成贫农、雇农、是最安全的，最舒服的。中农心里都不牢靠（踏实），一有运动心里就害怕。要是划成地主、富农那就完了，成了敌人了。那还了得？共产党可有法治你！”。[44]
显然，“划成分”实际上是国家（中共）控制农民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从此农民的身份和等级必须按国家（中共）制定的标准来识别，同时乡村社会的资源和农民的个人及家庭之命运都与此息息相关。“中共通过诉苦和阶级划分的话语建构，使得乡村社会的各种矛盾都以阶级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在国家主持下得到解决，这为国家对村庄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手段”[45]。中共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的灌输不一定成功，但是“阶级话语”的灌输却很见效，并在乡村社会的权力的运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阶级话语”不但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手段，还为乡村社会的新的精英追逐权力和利益提供了工具，这种利用本身又对“阶级话语”起到了强化作用。
四、“动参、支前”──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参与战争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中共的土改从一开始就是为战争做准备。从以下两份文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倾向。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减租减息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最高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群众，领导和团结他们走上革命的战场，为实现一定时期革命的任务而斗争。这是共产党的战略任务。实现动员组织群众并推行其为解决当时的革命任务而战斗起来，其道不一，但基本的通常的办法之一，是从其切身经济生活的改善，以提高其政治的觉悟，并进一步的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抗战，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46] 临沭县所在的滨海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语：“结合战争动员，在战争空气中完成土地改革”。[47]
正统的党史资料通常这样解释：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自然就有了参军支前的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胡素珊认为，“农民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作战，这种想法根深蒂固”[48]，农民也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战。中共要赢得战争，需要人力与物力，这些必从广大农村地区获得。这样一来，国家（中共）意志与广大的最讲求实际、没有远大目光的农民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在笔者所调查的临沭县土改后的征兵工作中就出现了诸多的变相强制现象。
一、“人家咬着咱，咱干就是了。”“情管带头去，保证你回来。回不来，开小差也可以。”“雇工急了，模起菜刀把自己的手指砍去了三个，村干部才不动员了。”“再不回来（逃兵）连土地没收”；“你不去就揭你家的锅，封你家的门”。
二、“鼓、咬、攀”：“若有一个是自愿的是婊子养的。”“俺都去了，你还不去？这是大夥的意见”（在大会上鼓掌欢迎xxx参军）。
三、“绑、打、押、罚”：“若不去，找铐子给你铐上”（斗了十几个，打耳光、罚款。绑了二十几个）。
四、（费东户子区）搜捕、动枪打。“这个年轻人（卖满头的）年轻力壮，为什么不当兵”，绑走。
五、用“识字班”灌酒，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就行了。
六、“欺骗、利诱”：“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子弟兵不脱离生产，吃给养”；“去吧，在那里住一年半载就回来”；“没有仗可打了、光去享福、不受罪”；“人家烧热了炕头叫咱去、咱不去？”
七、下条子给各村要东西，“每村猪一口（60斤），好烟10盒”。“参军后你家就不受穷了。”“新军家属五亩地、一担谷。”
八、“滥竽充数”，“好人不当兵”：“俺庄没有‘二流子’，没有当兵对象”；“俺庄没有穷的，都是中农以上，没有当兵对象”；“俺庄都怪本分，没有当兵对象”；“动参的比51军（国军）和鬼子还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疯癫等。
九、“八路军不够用的，打不走反对派这些好处能长远吗？”“只要完成任务，违犯点政策也不要紧”；“要政策就没法完成任务”；“按上级说的办法一个也完不成、非硬搞不行”。
十、“摘生瓜”、“强迫革命”，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把新军对象喂辣椒面；将新军对象扒了衣服放下天井冻，说“冻（动）参、冻（动）参，不冻不参”。以致出现了新军对象砍手、砍脚现象。[49]
从以上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土改时期临沭县国家（中共）与乡村社会在参战问题上的尖锐冲突。但冲突归冲突，中共动员农民参与战争的目的必须要达到，于是“阶级话语”又一次显示了威力。中共充分利用土改时期广泛使用的“阶级话语”及动员技术──“诉苦”、“归因”等动员农民。
首先是“阶级话语”在动员参军中的运用：
一、反内战时事教育：组织诉苦，激起群众对蒋介石的仇恨，提高群众觉悟。苦处都是蒋介石给咱的，现在想起来非坚决打垮蒋介石不可。现在翻身了，一定坚决跟了共产党走。由坏分子坦白反省。经教育、激励，群众反内战情绪高涨，即转入深入的阶级教育。
二、深刻的阶级教育：普遍由党内到党外、干部到群众进行回忆诉苦，猛烈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仇恨与觉悟。
巩固提高群众情绪、思想与觉悟
1. 咱受的罪是谁给的？老根是谁？（把鬼子、汉奸、土匪、地主的罪恶都归到老蒋身上）
2. 老蒋为什么打内战？与咱有什么关系？弄清蒋想打碎咱们的饭碗。
3. 蒋介石依着什么打内战？弄清依靠枪杆子、队伍。说明我们也因为有武装才翻的身，使群众重视武装。
群众表态：
1. 积极分子：“非上前线和老蒋拼了不可，有他没有咱，有咱没有他。”“叫他来到咱这里好日子过不成，饭也吃不上。”
2. 恋家派：“咱不离开家，在家打小蒋，给军队送东西，也是反内战。”
3. 小聪明：“咱离不开家”或不表态，怕参军。
进行个别谈话，着重培养第一种态度的人为骨干。
三、公祭大会：更进一步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引向反内战、上前线。打垮反对派给老的报仇。从此提出参军口号，开始行动。
口号：血海深仇，报仇上前线；誓死消灭反动派，报仇雪恨忠孝全；刨断穷根，永远翻身。
游行示威，组织动员小组、反扯腿小组。对态度积极的，主要询问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对拖延时间的，要加强教育。[50]
从以上话语可以看出“动员参军”的步骤，如“诉苦”、“激发阶级仇恨”、“喊口号”等，在本质上与土改的动员步骤没有区别，只不过把农民的苦难根源引向了蒋介石国民党。
成功地动员农民参军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还需要动员农民“支前”。为完成这一任务，同样还要发挥“阶级话语”的作用。
目的：在时事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阶级教育，提高群众觉悟，达到自觉支前参战。
1. 在共产党到来之前，在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非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甚至一辈子打光棍，穷断了根。在旧社会，穷人没有出路。自从来了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增资、减租、复查、土改后，咱们有了屋住，有了地种，有了饱饭吃，有了衣穿。同时在庄里也有了地位。真是在政治、经济上大翻身。蒋匪不要咱过这种自由、幸福的舒坦日子。向我们进攻、扫荡，杀人放火，奸淫抢掠。大家要知道，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咱们才能有安稳的幸福日子。
2. 解放军为人民打仗为了保卫咱们的翻身果实，为了咱们大家的利益，因此，咱们支前、出工、抬担架、运粮食，积极热烈地支援前线。这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男人在地里干活，妇女去送饭，不送饭吃，男人在地里就没有劲干活。不出工，战士就不能打胜仗。战士们在前线打仗，不怕大炮、飞机，消灭敌人，难道咱们出工害怕流血、流汗吗？早晚把蒋介石反动政府彻底打倒，支前工作就没有了，就可以很好地生产、建设过安稳日子。
3. 继续全力支前，做好冬季生产，为争取淮海战役彻底胜利，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总起来一句话：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前线的胜利。只有前线的胜利，才有我们的安全。目前要大力支援淮海战役，这个带有决定性的重大战役在胜利进行中，我们要不打折扣地、百分之百地完成分配给我们的任务。
──鲁中南六地委宣传部[51]
经过动员，多数的农民参加了支前。当然从农民的话语上来分析还是带有不情愿的成分：
群众支前运动的思想掌握
1. 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功不功希X松，立功不当饭吃”；“大功大罪，小功小罪”。
2.民工：“立功是上级的手腕”，“上级是要使用咱，又要咱出大力了，所以下来立功动员。”[52]
当然，农民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参加了支前。全县9个区共出动民工5,068人、2千多辆小车、862付担架。据对该县担架团的详细统计，共出动540付担架，民工2,786人、脱产干部22人、不脱产干部239人，出动后逃亡人数为1,062人（其中干部41人、民工1,021人）。[53]
在当时的临沭县乡村，在参与战争问题上中共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着尖锐冲突。一开始中共采取了变相强制的做法，一度造成了“动参支前”工作的极大偏差。后来临沭县发起了“纠正动参支前偏差”运动，处理了部分采用强迫手法来完成动参支前任务的干部，赢得了农民的信任；然后又运用“阶级话语”将形势教育与阶级教育相结合，再次发动农民参军支前。
小结
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从清末民初到中共取得政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长期以来生活在本乡本土，国家和民族观念淡薄。费正清曾这样概括：“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54] 一个外来的政治力量如何把似乎消极无为的农民动员起来成为政治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所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支持。
为了成功地获得农民的政治支持，中共首先抓住了动员农民的关键──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只有当他们实实在在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后才能参与到政治中来。但拥有了土地的农民未必就认同中共的革命，所以还必须对农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个阶级越是能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越是能百折不挠地、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利益驾驭一切现象，它的战斗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而且也并没有过高估计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的实际作用”。[55] 意识形态是形成和维持思想垄断最有效的工具。要顺利地推行意识形态灌输，还必须必须找到一种说服工具，即“阶级话语”。“中共对乡村社会的统治，与此前历届政权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意识形态渗入其间并发挥重要作用，对村庄话语空间进行了重塑。”[56] 中共成功地借助“阶级话语”，使农民在观念中形成了对抽象的“阶级社会”的认同，从而为中共的革命找到了强大的支点。
在临沭县的土改中，经历了“诉苦”到“刨穷根”、“斗地主（富农）”、“分果实”，再到“动参、支前”，农民的阶级意识并未真正形成，但农民毕竟被动员起来参与到革命中来。为了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的整合及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土改后中共号召干部用地方方言动员农民，用农民能理解的话语作政治动员（如把“革命”解释为“改朝换代”等），斗地主过程中放任农民的过激行为，分果实中宽纵干部的“富农倾向”，容忍“划成分”中的标准混乱。可以说，整个过程是在国家（中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进行的。
“阶级对立”是国家（中共）在宏观上发动土改动员的起点。笔者对临沭县的微观考察发现：土改前农民的主要信息来自于传言、逸闻和发生在村庄里的种种变化；土改开始后中共用“阶级话语”取代了这些旧的信息载体，正是“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共成为乡村社会的统治者和最高管辖者，并让它牢牢掌握了乡村社会的话语权。从此，乡村的话语空间被重构，全新的“阶级话语”取代了旧的基于习惯上的传统话语，成为弥漫在村庄社会生活中的主流话语。这首先表现在乡村的人际称谓上。土改前农民习惯上将村里人分为“老张家”、“老李家”或“富人”─“穷人”，再就是“财主”、“东家”、“大肚子”─“老百姓”、“客家子”、“穷爷们”等；土改后则将村里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其次，村民的日常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例如，见面的客套话从“吃了吗？”变成了“你家翻身了吗？”，春节拜年时的吉利话“过年好！”变成了“翻身!翻身！”。
在土改过程中，那些能掌握“阶级话语”的农民成了乡村社会新的权力精英──干部，“阶级话语”作为这些新精英的权力之源，成为包裹他们利益的外衣。另一方面，“阶级话语”的流通成了一种技术，乡村社会里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都使用“阶级话语”，其他的话语在“阶级话语”面前黯然失色。既然“阶级话语”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框架，人们在解释自己及他人行为时便会自觉地使用它。“阶级话语”在分配乡村社会的权力和维护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塑造意义和生产真理的功能，并牢牢控制着人们对乡村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知，从而奠定了中共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合法性。
【注释】
[1] 弗里德曼、毕克伟、赛尔登著，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 山东省临沭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沭县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3]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载《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
[4] 李里峰，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变动中的国家、精英与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1945－1953）”，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4年6月，导言。
[5] 参见何高潮著，《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6] 伯特兰·罗素著，靳建国译，《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至110页。
[7] 对临沭县青云镇黄屯村老人董世林、孙文耀的访谈录音。
[8] 临沭县蛟龙镇东塘子村张自英、李运福访谈录音。
[9] 程秀英，“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4页。
[1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资料，《革命历史档案》1－1－20－6，“蒙山县委土改工作初步总结（1946年9月底-11月3日）”。
[11] 出处同注[7]。
[12]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资料，《革命历史档案》3－1－18－2，“临沭县（岌山区）曹庄反恶霸斗争支部工作总结，1945”。
[13] 出处同注[9]，第17页。
[1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14－13，“关于用‘地方方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通知：怎样宣传才能群众化（1946年）”。
[15] 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1999年6月，第67页。
[16] 出处同注[8]。
[1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2，“滨海地委关于土改的初步总结，1946.11.20”（秘密，发至县）。
[18] 出处同上。
[19] “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245页。
[2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25，“郑部长传达华东局关于土改复查方面的指示”，第60页。
[2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53，“直属机关干部党员人会刘部长传达地委决定”，第192页。
[22] 临沭县南古镇新街村王少冕老人访谈录音。
[23] 临沭县南古镇新街村王志五老人访谈录音。
[2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一1一55，“工作讨论”，第94一95页。
[25]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15－9，“沂东县委关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1946）”。
[26]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22－20，“关于彻底打垮地主封建势力的指示（1947）”。
[2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22－31，“华东局关于暂停土改后制止乱打、乱杀人的指示（1947.12.6）”。
[28]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3，“滨海地委关于如何具体的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补充指示（1946.8.25）”。
[29] 临沭县青云镇黄屯村董世林老人访谈录音。
[30] 韩丁著，韩等译，邱应觉校，《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3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2，“滨海地委关于土改的初步总结（1946.11.20）”（秘密、发至县）。
[32] 出处同上。
[33] Hunt. Lynn Avery,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72.
[34]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58－12，“开展反蒋公平团结运动纠正干部‘富农倾向’”（1947.4.20，滨海地委宣传部）。
[35] 出处同上。
[36] 出处同注[34]。
[37] 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金光耀校，《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38]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9] 出处同注[31]。
[40] 徐勇著，《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41] 据对临沭县玉山镇营子村李贵德、张金堂、张庆森的访谈。
[42] 武力，“略论土地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中国土地改革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43] 出处同注[30]，第314页。
[44] 临沭县玉山镇营子村薛洪冒老人访谈。
[45] 任道远，“革命形式之下的阶级斗争──从农民行动的角度看土改时期的阶级斗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论文，2002年，第14页。
[46] 朱瑞，“滨海区一个月减租减息增资运动的检讨”，见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47]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0－3，“滨海地委关于如何具体的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补充指示（1946.8.25）”。
[48] 出处同注[37]，第340页。
[49]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1－6－11，“沂蒙地委1945年动员总结（1945年）”。
[50]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24－1，“工作通讯：临沭、沂东地区参军工作总结（1946.10.15）”。
[51]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58－17，“对群众讲话材料（1948.12）”。
[52]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革命历史档案》3－1－72－14，“十一月份支前工作月终总结（1948.12）”。
[53] 出处同上。
[54] 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56] 卢卡奇著，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4页。
[57] 出处同注[4]，第193页。
[58] 出处同注[45]，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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