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塑造的运作机制与效果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塑造英雄模范人物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普遍而持续地存在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通过英模人物这一闪烁着光芒的群体，掌权者将主流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传递给民众，在号召民众向英模学习的同时，力图将国家期望的价值理念内化到他们的思想中，达到国家与个人思维方式的对接，实现主流政治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递，增强民众对置身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的认同感，提高政治系统内部的凝聚力，从而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一、英模塑造：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政治社会化，作为政治生活中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的有机结合，使人们在接受和掌握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形成符合政治系统要求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角色的同时，广泛传播和维持政治文化并实现其代际传递与发展。政治社会化对维持政治体系、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维护政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成为它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党的决策者认为，社会成员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政治人格和政治信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方向，因此，它通过各种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向人们灌输和宣传符合国家意志的思想观念，确保党和国家的意志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意识。因此，政治社会化自建国起就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由于新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政治社会化的主导力量主要是党及其建立的政府，它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个以各级党政组织机构、企事业单位、厂矿、学校、社区、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社会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原则、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它所要传播和延续的主流政治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那些有利于社会整合、政治稳定的传统道德规范，此外还有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

    政治社会化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其途径与手段的选择相当重要。在中国主要采用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各类政治运动因其残酷性事实上对政治体系的延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少运用；而正面、直接的政治理论灌输则过于单一呆板,容易出现理论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往往采用间接的方式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塑造英雄模范人物。

    英雄模范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党和政府在特定年代选择若干符合当时宣传需要的人物，将其树立为英雄模范，授予荣誉称号或给予其它奖励，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系统，用新闻报道、文艺创作、张贴画像、课本教育、事迹报告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及其事迹，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宣传中所强调的体现主流政治文化的思想和行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教化，但它并不体现为赤裸裸的说教，而是采用了多种生动的形式，易于为人们所接受。而政治教化的对象（通常为全国人民），则在对英模人物大规模的集中宣传中了解这些人物，通过阅读、观看或倾听英模人物的充满煽动力的文字、图像或声音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引起心灵的触动，从而在思想深处烙下英模人物的身影，在心底里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效仿他们的行为，最后在思想、行为上达到党和政府的要求，这就实现了政治文化的个体内化。

二、英模塑造的运作机制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的有机结合，使人们接受和掌握所处社会的政治文化，并使它得到广泛传播和维持，实现代际传递与变迁，塑造出能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人。英模塑造是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文对英模塑造的运作机制之探讨，也就是对政治社会化运作机制的研究。

    英模塑造的运作机制主要有两个基本环节：其一是塑造和宣传英模人物；其二是号召社会成员学习英模，通过模仿学习、主观认同和自我构建实现政治文化的内化，使大批社会成员形成符合政治系统要求的政治人格和政治角色。塑造英模一般来说有两个步骤：确认英模身份，宣传英模事迹。通过领导接见、题词、授予荣誉称号等方式表征某人的英模身份后，英模事迹的宣传工作便随后如火如荼般地展开。当然这两个过程不能完全割裂，英模身份的确认也需要倚重宣传方为人知。宣传的过程总会对英模人物作一定的美化，将欲在全社会推崇的一面尽可能放大，从而便有诸多完美的英模形象展现于社会大众面前。

    1、表征英模身份

     党政领导接见

    党政领导接见是确认英模身份的重要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崇拜权威、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社会里，社会的普通一员受到高层领导的接见和赞扬，与领导合影、握手、共同进餐，被认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是英雄模范人物才能享有的殊荣，在众多对英模的访谈和他们的传记中都能看到他们内心的喜悦。比如，1965年被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的尉凤英，每每看到家中墙上那张与毛主席握手的大照片，便想到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令她夜不能寐，浮想联翩。[1]这样的经历可能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一种激励作用，使他们在羡慕之余也按照党和政府领导人赞颂的方式行事，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享此尊荣，这种心理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政领导题词

    与接见相似，党政领导凭借其地位和威望为英模题词，在塑造英模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建国以来最为典型的是，党和国家前后共有13位中央领导人为雷锋题词[2]，推动了长期的、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领导们在题词中往往会号召全国民众学习英模的某种品质。比如，1983年邓小平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1990年江泽民题词：“学习李双良同志一心为公、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把太钢办成第一流的社会主义企业”等等。各个时代的党政军领导们为杨根思、邱少云、向秀丽、欧阳海、王杰、张海迪、朱伯儒、徐洪刚、孔繁森、李向群、郑培民、周国知、任长霞等英模都有过类似的题词。

     授予荣誉称号

    授予荣誉称号是党和政府确认某人为英雄模范人物的常用方法，将荣誉称号授给某行业有突出贡献或某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后，再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在中国，最基本的荣誉称号当数“全国劳动模范”,在军队中常见的则是各级“英雄”称号（包括特级英雄、一级英雄、二级英雄等）及“爱民模范”称号。此外，还有诸多个性化的荣誉称号。比如，1964年授予龙梅和玉荣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授予尉凤英的“毛主席的好工人”；1968年，门合被追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1982年，张华被追授“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1993年，苏宁被追授“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1998年，高建成被追授“抗洪英雄”；2001年，王伟被追授“海空卫士”；2003年，杨利伟被授予“航天英雄”等等。这些个性化的荣誉称号不仅与英模当时所处情境有密切关系，如高建成因在抗洪抢险中牺牲而冠之“抗洪英雄”美名，而且与各个时代的政治主题耦合。比如，“文革”前后的称号常常加上“毛主席的”等修饰词，凸显最高领导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荣誉称号与英雄模范人物一起被各类媒体反复宣传，深入人心。

    2、宣传英模事迹

    中国在塑造英模的过程中创造并采用了多种各具特色的方式，这些方式与强大的媒体宣传结合后，可能产生多方面的社会效果。

    举行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座谈会等

    针对某一英模人物专门举行的先进事迹报告会或座谈会，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常采取的一种形式。报告会一般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英模所在、所属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英模本人或其家属、同事在报告会上讲述其先进事迹，会后媒体皆赞之为“感人肺腑、令人震撼、催人奋进”。先进事迹报告会一般先在首都举行，然后赴全国各地巡回报告，以便在更广的范围内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英模的先进事迹并受到感染。座谈会则由英模本人或英模的家属、同事或相关人员参加座谈，各人谈学习英模先进事迹的体会和今后自己努力的方向等。

     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国人民向英模学习

    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总理向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常常提到一些英模，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比如，199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大力表彰各条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学习徐洪刚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高尚思想和英雄行为，弘扬新时期的雷锋精神。”[3]199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英模人物更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个领域、各个地区都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在抗洪第一线以身殉职的好干部张鸣岐同志，自学成才、有多项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包起帆同志，被誉为‘好军嫂’的韩素云同志，被誉为‘当代愚公’的老工人李双良同志，人民的好医生赵雪芳同志，扎根山区、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王思明同志，在完成追捕要犯任务中英勇献身的人民警察彭宝林同志，人民解放军爱军习武标兵曾蛟同志，都是学习的榜样。”[4]1997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许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模范人物，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尊敬。孔繁森、马恩华、李国安、徐虎、邱娥国、李素丽、吴金印、田沛发、谭彦、吴天祥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要学习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在全社会形成学先进、讲奉献、树正气的良好风尚。”[5]

     发表英模日记、大力宣扬其经典话语

    在党政部门不遗余力地宣传英模事迹时，总有一本本英模日记被公之于众，其中著名的有《雷锋日记》、《欧阳海日记》、《王杰日记》、《麦贤得日记》、《金训华日记》、《张海迪日记》、《张华日记》、《蒋筑英日记》、《孔繁森日记》等。读过这些日记的人会发现，日记中记述的虽然都是个人的平凡生活，但始终有一个主题高置其上，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即便没有成本的日记，英模们往往也会留下一些经典至极的话语。比如，吴运铎所说的，“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吧”[6]；王进喜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文革”时期李文忠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李向群的“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平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关键时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奋斗和牺牲！”等等。不管这些日记和经典话语的真实性如何，它们的作用是使英模的形象更高大，那些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极具煽动力的文字在特定时代给人们造成了心灵上的震撼，似乎能赋予他们无穷的力量，也确实使许多人坚定了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创作各类宣传英模的文艺作品

    在宣传英模的过程中，关于英模人物的文艺作品创作也非常重要。自从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方针，党和政府先后又提出了“三突出”[7]、“二为”[8]、“双百”[9]、“三贴近”[10]文艺创作方针和原则，强调典型宣传、正面宣传，号召创作体现政治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以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这使文艺在一定程度上披上了政治外衣，成为教化和宣传工具。在塑造英模时，这些方针、原则的贯彻使文艺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影视作品（电影、电视剧等）、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连环画等）、美术作品（绘画、书法、雕刻等）、艺术作品（音乐、戏剧、曲艺、舞蹈等）以及摄影作品等，纷纷为英模们树碑立传。通过这些文艺作品，党政机构向人们灌输着英模人物承载的特定理念，使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过程中，在视觉、听觉、感觉的冲击中接受了政治教化。

    将英模事迹编入中小学课本

    教育的根本使命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公民。但1949年以来，教育未能独立于党和政府，中小学教育的基本载体——课本（教科书）成为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大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篇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歌，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的故事来表达。……要这样，才能够完成通过语文教学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才能够使学生得到深切的感染，对学生发生切实的作用。”[11]这段话鲜明地把开设语文课的第一任务严格定位于政治思想宣传，而将英模人物的事迹编入课本就是一种重要形式。

    在笔者经历的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思想品德、政治、历史课本中经常见到英模的先进事迹，如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时传祥、向秀丽、王进喜、李素丽、徐虎、孔繁森等。事实上，课本已然成为宣传英模、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阵地，通过教学使作为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青少年学生在独立思考能力尚未健全的情况下接受和认同隐含在英模人物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让他们从小就认识到，什么样的行为是被称颂的，从而以英雄为榜样来锻造自己。然而，这一做法在21世纪受到了挑战。比如，2005年3月，上海的语文新课本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新课本都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一文，这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悬挂英雄模范人物的照片或事迹画像

    在宣传英模时，党和政府还充分发挥公共场所墙壁的宣传功能。在1994年8月23日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提倡在大中小学的教室、图书馆、礼堂等场所，悬挂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领袖、先烈和名人的画像、诗词、格言。企事业单位和街道、乡村的文化站、俱乐部等公共活动场所也可以张贴一些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著名劳动模范的画像、照片”。[12]自1996年起，解放军连以上单位先后悬挂了由总政治部统一制作的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等英模的画像。[13]通过在学校、军营、社区、农村等公共场所悬挂英模画像，试图使英模的高大形象深入人心，让人们熟悉他们、敬仰他们，进而以他们为榜样来鞭策和警示自己。

    邮政部门发行与英模有关的各种邮品

    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每个国家发行邮票，无不尽选本国最优秀、最美好、最具代表性或纪念性的东西，经过精心设计，展现在邮票上。在中国发行的内容丰富的邮票中，有一种特殊的邮票，它以国家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内容，比如“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等。这些邮票连同邮政部门发行的类似明信片、纪念封等邮品，在被人们收藏、使用和传递的过程中，承担着宣传英模人物的使命。

    建造各种纪念建筑物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为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而牺牲或殉职的英雄模范人物，党与政府经常用建造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和事迹展览馆等方式纪念他们。这些纪念建筑物及其内部陈列的英模生前遗物、介绍英模的文字、图片等纪念设施，向人们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英模的事迹，被国家划定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基地”，提供了了解和缅怀英模先进事迹的场所，承担着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思想道德教育的任务，以使人们在感动与钦佩中树立起国家要求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纪念建筑物逐渐由实物建造向虚拟的网络空间转变，国家权威机构积极介入了这一转变。比如，2001年6月，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共同开通了“血铸中华”和“民族魂”网站[14]，筑就了“网上革命历史纪念馆”和“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克服实地纪念建筑物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建立了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开放式、永久性网上阵地。

    以英模名字命名

    在中国，以英模的名字来命名其他事物的现象俯拾即是，工厂中的班组、车间，军队中的连、队、班，农村的乡、镇、村名，学校及班级，少先队的大、中、小队，共青团支部，乃至医院、图书馆、公园、街道、楼房、大桥、水库、公交线路、车辆、储蓄所，甚至太空中的行星[15]，都有以英模名字命名的。这种以英模名字命名的做法，主要是为了彰显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精神，让同代人记住他们，使后来者认识他们，鼓励人们以他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他们身上被赞颂的精神和品质，为国家政权的任务贡献力量。

    各种媒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的综合运用

    在所有宣传英模事迹的方式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介应该说是最有效力的途径和载体。一方面，这些媒体本身的宣传报道使英模人物得以家喻户晓；另一方面，媒体的作用与上述各种方式相结合，使对英模的宣传效果事半功倍。1949年后，媒体领域被报纸、杂志、广播所占领。20世纪80年代，电视开始进入百姓家庭，以其图像和声音的完美结合、及时性、广泛性而在受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互联网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并因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用户的互动性、图文声像并茂、成本低廉而在媒体领域攻城略地。英雄模范人物的媒体报道也相应地随着媒体的拓宽而更加广泛深入。

    如果离开媒体的配合，上述各种宣传英模方式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无法起到作用。比如，领导接见、题词、授予荣誉称号等行动，若未经媒体宣传，其作用范围只限于英模本人及其周围的人；参观烈士墓、瞻仰英模塑像时，只有参观者才产生对英模的追思和缅怀；参加先进事迹报告会并受到震撼的听众人数也是有限的。这些英模宣传手法一旦与媒体的宣传报道相结合，大众传播媒介所具有的放大和扩散功能会使英模事迹为更多人知晓。

三、英模塑造的政治社会化旨趣及效果分析

    英模塑造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塑造、宣传手段来实现政治教化的，但这只是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使教化对象，即全体社会成员能将英模身上体现出来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内化为自身的认知，即通过个体化环节，最终成为符合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人，而个体化的结果又充分体现在英模塑造的政治社会化效果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塑造、宣传英模可谓不遗余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时甚至难以计算成本，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维护与传递主流政治文化，进而从民众中获取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更好地推行政策、目标、主题任务，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权的永固。社会教化与个体内化机制的互相结合，可使英模塑造行为发挥这种功能。

    维护特定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功能，当主流政治文化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被接受时，政治体系才能稳定和存续。党和政府的英模塑造行为，从一开始就承担着维护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稳定社会秩序的重任。在各个时期塑造的英模身上，总是被赋予当时党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建国初的英模们基本上都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奋不顾身，在社会冲突中往往克制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消灭个人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人们具有标新立异、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此时塑造的英模们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一种顽强拼搏抗争、奋勇开拓前进的精神，这种改变就是为了维护演变了的政治文化而做的必要调整。

    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另一重要功能，政治系统通过各种途径使政治文化得到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包括人际传递和代际传递，英模塑造行为即具备这样的功能。比如，物质奖励、授予荣誉称号、领导接见和题词、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等形式不仅提高了英模们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党的主导意识、行为规范的传播，或多或少地激发周围人们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忠诚、热爱等情感，使他们效法英模、践行政府主张的政治规范；而建造各种纪念建筑物、发行邮票、在各种文艺作品中歌颂英模事迹等形式则不仅影响当世，而且能穿越时空限制，昭示后人，实现政治文化的传递。在代际传递方面，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媒介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对新一代社会成员进行有关英模的教育和宣传功能，使孩子们从幼时起就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孩子们在家庭中听祖父母或父母讲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在学校里学习有关英模的课文，参加学校组织的参观英模纪念馆或烈士墓的活动，在老师的号召下以实际行动来学习英模的道德品格并在一种奖励和压力下强化要学习英模的认知；通过看书、读报、看电视电影、上网浏览等方式获取更多有关英模的信息等。如此，一代复一代，国家的政治文化就在英模人物的故事中得到了延续，并随着具体英模精神的改变而变迁。

    当然，上面提到的只是教化者设想中的最理想状态下的情形。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与个体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随时代发生变化，英模塑造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之发挥及其实际效果在各个不同时期有显著差别。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对英雄模范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当处于一种同一的宣传体制下时，民众的思想可能趋同，但也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的想法，只是因为没有表达的空间而暂时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一旦控制严密的政治体系有所松动，思维的火花就会立刻迸发出来，这从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塑造的英模在各时期表现出的明显不同的态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建国后直到“文革”前期，英模塑造的政治社会化功效之大，令人吃惊。英模人物如孟泰、王崇伦、王进喜、李顺达、陈永贵、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焦裕禄等，都是家喻户晓、令人刻骨铭心的，人们对待英模的总体态度是崇拜与歌颂，然后简单、狂热地学习和模仿。从向工农战线先进典型学习，热情响应全国劳模们发出的工农生产竞赛号召，埋头苦干，提前、保质、超额完成任务，到众多知青以邢燕子、董加耕、候隽等为榜样，走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从掀起一次次全国性的向雷锋学习、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继而涌现出诸多因学习英模而成为英模的人物，到络绎不绝的人到大寨参观访问（据说最高峰时每天有两万人到访），学习陈永贵带领下的大寨“战天斗地”的精神并盲目照搬其模式，无不鉴证了这一点。当时的《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经常会有“全国掀起了向×××学习的热潮”的报道，虽然建国以来“正面报道”的倾向以及媒体意识形态化的客观事实使人们对其可信度存有疑问，其报道确实也有夸张的成分，但总体上来说，人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热情学习英模的精神状态。这从后来一些并非由官方控制的回忆性言论中多少能够体会到。比如，海南省政协委员代红回忆起当年学雷锋的情景时说，“那时饭可以不吃，但雷锋不可不学，每天琢磨的事就是怎么学雷锋做好事。坐到公共汽车上眼睛不停地找老弱残的乘客，一旦发现马上让座。走路时非常认真，盯着地上看，什么鞋钉子、镙丝帽捡到后立即都交给老师。但向雷锋叔叔学习，要做无名英雄，做好事不留名，乘老师不在偷偷溜进办公室将拾到的东西放到办公桌上。”[16]这种非常朴实的语言流露出的是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状态，这种敏感可以理解为无形的社会压力加诸于个人身上的自然反应。一位英雄模范人物树立起来之后，舆论的鼓动会形成要求人们向其学习的特殊气氛，使置身其中的人们或出于自觉或迫于某种压力而做出向他（她）学习的举动，从而形成学习热潮。

    “文革”后期，人们逐渐从政治狂热中苏醒，开始做一些理性思考，对当局塑造的英模人物也有了质疑，当然这种怀疑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威部门的打压。比如，1973年“四人帮”将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树为“破师道尊严”的反潮流小英雄，并在全国掀起“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1974年2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三人，以“王亚卓”为笔名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惊动全国。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编者按”予以反击。此后一个多月里，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发表了近百篇批判文章，对“王亚卓”大加讨伐，诬其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与此同时，“四人帮”加紧对“王亚卓”进行政治迫害，经过20多次大小会议批判后，1974年4月5日，王文尧、恩亚立、邢卓被分别送到3个条件最差的地方“劳动改造”，其家属也受到株连。 [17]那时，类似的不同声音越来越多。

    “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守持“典型引路”的模式，不时向全国推出诸如陈景润、张海迪、孔繁森、李素丽、徐虎、许振超、任长霞、张云泉等富有新时期特征的英模。然而，虽然塑造者们用足了新思路、新方法，让英模们看起来更显得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宣传更加精致化，更加真实可信，但宣传效果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当年宣传雷锋、焦裕禄的效果同日而语。虽然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声称，“×××的先进事迹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反响”，“各地掀起向×××学习的热潮”，然而从多方面、多渠道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人们对待英模的态度是复杂的，其中有崇敬、感动，有理智，有冷漠，甚至有不屑和嘲讽。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难理解，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异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是吻合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利益分化，“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路”的局面被打破了，价值观念趋向多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扩大，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观念渐趋淡薄；加上社会舆论氛围逐渐宽松，使人们的真实情绪和态度得以张扬，对英模的反面判断与评价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当下的实情是，“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18]”，正是这种冲突使得人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对英模持单一的崇拜态度了。由感情崇拜到理性回归，这未尝不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四、结语

    英模塑造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历史悠远，影响广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实达到了主导者所期望的效果。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由度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人们越来越具有自主精神和独立判断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模塑造活动所能发挥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必然减退。我们对此应当理性地看待，并重新审视英模塑造作为政治社会化手段的正当性及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注释】
[1] 胡继斌，“老劳模尉凤英”，《沈阳晚报》，http://bf3.syd.com.cn/gb/sywb/2003-04/26/content_461641.htm。
[2]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题词。刘少奇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朱德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陈云的题词是“雷锋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大家向他学习”；邓小平的题词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1977年3月3日，叶剑英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90年2月，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姚依林、杨尚昆、宋平等领导人为雷锋题词。江泽民的题词是“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李鹏的题词是“在新形式下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活雷锋在中国涌现”；乔石的题词是“学雷锋精神，做人民公仆，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李瑞环的题词是“雷锋精神，永放光芒”；姚依林的题词是“发扬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杨尚昆的题词是“全国人民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宋平的题词是“向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
[3] 详见1994年3月10日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http://www.szjrw.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25）。
[4] 详见1995年3月5日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id=3321&;lmfl=%B1%A8%B8% E6&label=WXZLK&pdmc=010616〕。
[5] 详见1997年3月1日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http://www.fmcoprc.gov.hk/chn/topic/zggk/qgbg/t55736.htm〕。
[6]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21世纪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7] 1968年，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于会泳提出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后来，姚文元将此改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
[8] “二为”指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9] “双百”方针是党和国家关于发展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0] 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1] 温立三，“中学语文视野中的鲁迅作品”〔http://www.pep.com.cn/200503/ca638702.htm〕。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六卷），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7305页。
[13] 《三军英雄榜》，中国军网 http://www.chinamil.com.cn/3jymb/3jymb.htm。
[14] 详见“‘血铸中华’和‘民族魂’网站开通”（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10628/499714.html）。
[15] 比如，“钱学森星”和“袁隆平星”。
[16] “雷锋，几代人的榜样”，《南国都市报》，2005年3月5日（http://www.ngdsb.com.cn/new/php/20050306/56303.php）。
[17] 详见“王亚卓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0页。
[18] 李良荣，“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中国新闻研究中心，http://www.cddc.net/shownews.asp?newsid=4050。

【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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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颂西，《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实证》，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赵渭荣，《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马振清，《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张信业，《戏剧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
吴海刚，“雷锋的媒体宣传与时代变革”，《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第64期。
程映虹，“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号。
周平，“政治社会化涵义类型、实现方式和作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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