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民主的宣传—

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和努力，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从未停止。从1938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曾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介绍自己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认知。笑蜀主编的《历史的先声》[1]一书即可窥探一斑。该书收集了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大量的社论或评论，其作者多为党的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如毛泽东、周恩来、潘梓年、刘少奇、郭沫若、茅盾、吴晗等。[2]他们的文章充分反映了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民主观念和理想的看法。

一、共产党人的传媒形象：认可与向往西方政治制度

    民主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清末，“主权在民”的观念传入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这并不表示民主观念得到了国人深层次的认可，更不表明民主制度在中国确立。因为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中国，民主很难被模仿或复制。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中国的政党和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的介绍与学习。共产党人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媒体报道显示出对英美等民主国家的认同，也表现出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1、对美英等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和在延安办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谈及美国时，无不流露着对其民主思想与制度的认同与赞美。同时，这两家报纸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如选举制、批评自由、舆论监督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字里行间洋溢着向往之情。

    美国人民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的行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赋权益的范围。他们认为：“政府皆由人民组织而成，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他们的公正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变成破坏了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弃它。”这是钟颖在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的节选。其中介绍了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如何看待选举制，论说了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政府才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

    另外，这两家报纸对美国总统也给予很高的赞誉，强调“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的示范作用”，并提出向林肯、杰斐逊学习，并且主张以美国的民主政治为模板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在许多赞扬美国民主的文章中，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表示了对美国的欢迎与友好态度。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3]尽管谢伟思指出，在美国，把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他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但毛泽东仍坚持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他还进一步说明了欢迎美国士兵的理由，如果美国人在中国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固难。

    在这一时期的中共报纸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民主制度上，而且表现在对美国的友好态度上。媒体的宣传力求用热情洋溢的话语勾勒西方民主的图景，叙述西方国家民主所带给人们的种种利益。不过，对这些西方民主政治的认同并未涉及西方深厚的历史传统，只是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显然是认为，西方社会的民主适应中国社会。

    需要正视的是，西方民主的理论和政治制度有若干历史前提，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改革是关键的一环，宗教改革无意中为后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创造了前提条件。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例如制度化的选举等；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而在中国，民主理论最初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通过报纸依靠理论家、思想家进行宣传和阐述，获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可，一时鼓舞了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士气，但对于千百年来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仅通过对美国社会的图景式的描述和对民主概念式的向往是远远不够的。

    2、对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崇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古希腊雅典城邦民主派著名的政治领袖伯里克利曾经这样解释民主：“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4]今天，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民主制”理解成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主权在这种形式中一方面通过公民多多少少直接地、主要以代表的形式参政而得到保障；另一方面，这种制度通过宪法和法治而得到实施。这就是自由代议制民主。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向人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时，对代议制民主极为推崇。简言之，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包括：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官员，社区自治包括独立政党和独立团体的并存，表达意见和接触多样信息来源的自由等。[5]在共产党人的报纸宣传中，这些都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民主的基本保障，报纸曾向社会大力地呼吁。

    首先，强调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保障。这两家报纸说明，民主的本质在于由人民作出事关全体人民的决定。从理论上说，每个合格的成员都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同等权利。从利益的分配到国家的管理，从国内制度到对外关系，举凡一切国家大事，均由人民作出最后裁决，这是民主的根本要求[6]，而选举是人民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途径。这不仅是西方民主政治强调的根本，也是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宣传的重点。

    《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的社论“论选举权”强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监督和管理仆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了。”共产党人将选举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重要标准。同时，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因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低下而不适于进行普选”的说法，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反驳。《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的社论“民主政治问题”中提出，“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从报纸的这些社论中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不仅认为普选制是民主的基本制度，而且大力宣扬人们要破除陈旧观念，论说当时情形下的中国同样适合普选，同时向全国人民介绍“黑龙江省绥化县农民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政府委员”的选举方式，宣扬共产党人通过在根据地发展民主政治，进而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

    其次，强调多党并存利于抗战，利于民主。在抗日战争阶段，中共一直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各党各派各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通过这种呼吁求得生存与发展。1939年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扩张越来越恼怒，共产党的扩张与他们自己的损失呈鲜明对比，”[7]开始实施限制中共发展的种种措施[8]。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人通过报纸向社会各界表达自己关于民主、抗战与多党合作的态度。《新华日报》1939年10月5日的文章“团结与民主”提出：“一切的抗日党派应有合法存在活动的权利，共同发展互相帮助的权利。抗日的各党派可以发表他们关于抗战建国的言论，公布他们的政纲，出版他们的报纸杂志，招收他们的党员。一切抗日党派及它的党员同样可以参加抗战工作和政府工作，可以彼此虚心研究别人所信仰的东西，选举自己的代表到各级的民意机关中去。”

    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报纸努力地为各党派争取各种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以抗战的名义，为了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共产党人认为，“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地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多次呼吁多党并存，一方面反映了在“国民党是合法政府”的情况下共产党力求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同时也表明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即多党并存有利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有利于民主决策，有利于做出代表全国人民意愿的决定。

    第三，主张保障人民的权利。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经济基础、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民族特点等相关，所以民主的模式具多样性、丰富性。然而，不同的民主模式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对于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新华日报》1943年9月15日的社论提出：“这样（民主）的政权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使失掉自由权利的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权利；没有失掉自由权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是必须切实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的文章对人民各种权利的强调更为明确：“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

    从它对选举制的认同，对多党并存的呼吁，对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视，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不只是对于抗战而且也是对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顽强、坚韧和灵活的承诺。这一承诺逐渐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信任与期待。

    3、强调言论、新闻自由对于民主的重要作用

    言论、出版、新闻等表达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权利，一个政治民主的国家通常以不同的形式保障这些自由。它不仅确认公民有一般的表达思想和见解的自由，而且特别要维护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9]在这一时期，对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争取一直是共产党努力的重点。

    《新华日报》专门收集了“一些在各种困难下的中国舆论界对于新闻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对民主主义政策的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其中包括成都《新中国日报》、《同报》、昆明《云南日报》、昆明《正义报》、《自由论坛》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将这些材料归纳整理后于1945年3月31日刊登了“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一文，提出“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等掷地有声的观点。

    思想禁锢是专制统治的特征；思想和言论自由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反抗国民党的统制思想和钳制言论的企图是共产党民主构想的一部分。当时国民党实施了桎梏言论出版界的特许制度和新闻检查制度。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题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为纪念第十届‘九一’记者节而作”的社论。社论回顾了抗战初期以来国民党新闻政策的变化，指责国民党“统制舆论、垄断舆论”；同时指出，与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政策是，“除汉奸外的各界人民都有言论出版自由，报章杂志及其宣传品，登载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消息言论”。社论认为，新闻记者有两种，一种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的，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后者“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10]，而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正属于后一种。通过对国民党统治下新闻政策的抨击，以及对国共两党不同新闻政策的对比，共产党人强调，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必须发展自由的言论、自由的新闻政策，唯有如此，方可实行真正的民主，方可实现抗战的胜利。

二、对共产党人宣扬的民主话语之评析

    1、把民主作为手段，为了抗日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一切具有社会影响的思想言论都不得不和抗战联系在一起，民主思想也不例外。共产党人很早就注意到民主与抗战的关系。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共产党人就提出“争取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与准备抗战的关键”[11]。毛泽东还提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12]在共产党人看来，民主是抗战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要抗战就必须实行民主和开展民主运动。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要使之在各种不同力量并存的基础上得到坚持、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实现政治上的民主化，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赋予一切抗日力量以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大力宣传民主政治思想有其政治需要，惟其如此，才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形成举国一致、抗御外敌的合力。

    然而，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民主具有浓厚的手段色彩。共产党人在民主和抗战的关系上，十分强调民主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方面的作用，强调民主是保证抗战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胜利之手段。这些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不过，若长期强调民主作为手段的作用，客观上势必影响到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党内关于民主的政治理念随着某一时期任务的结束就可能或多或少地被忽视，这就削弱了传承民主思想的意义。

    2、以民主的名义抨击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

    “各种政治力量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追随者和实践者，其反对者是非民主的，反民主的，甚至是专制的、独裁的。”共产党人宣布自己是民主的政府，是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权力的，从而把自己的政治体制、政治主张与民主挂上了钩；与此同时，将国民政府定位于“专制独裁”的统治。比如，毛泽东指出，《中华民国宪法》不过是“挂着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罢了。[13]他认为，依照这个宪法所建立的不过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一人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发表了署名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分析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将其定位于“民主的代用品”。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21世纪初发表的“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也提到，抗战时期已经参加革命的他曾问过当时的同学和战友，“什么是民主？”，回答是“民主就是反独裁”。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大部分人的认识。[14]一方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屡遭败北，却不思改进，贪腐日甚，导致群情愤慨；另一方面，在共产党“民主承诺”的召唤下，在反蒋、反国民党、反独裁的过程中，大批知识分子则向往民主，走向革命。当时，大多数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往往把民主政治看成是“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有效工具，在此认识基础上形成的“革命”情怀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然而，如此地认识民主，就不可避免地把民主当作功利性的手段，而忽略了民主的价值理性的内涵。

    3、口号式的宣扬、概念化的政治呼唤

    “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我们所要的是民主的强大，和那不民主的强大是必须严格地区别开来的。这就因为：不民主是会把抗战弄垮，把国家弄糟的，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采用不民主的制度，根本没法强大。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这是《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刊登的“强大而民主”一文对“民主”的充满激情的认识。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或短评中，随处可见这种具有鼓动性的文字。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传播过程中的感染，这种民主的政治思想一经语言的渲染，便具有了极大的诱惑性，诱发人们的想象并为之追求奋斗。“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统治合法性发出了挑战，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一时举国响应，声势浩大。”

    20世纪30、40年代共产党人所宣扬的民主，与其说是一种让政府或人民采纳和实行的现实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系列概念化、理论化的政治呼唤。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宣扬民主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民主的观念与实践，相信民主可以存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以联合各界抗日并对抗国民党当局的统治。然而，究竟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民主形式、理性的而非激情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的，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媒体上并未清晰地向人民大众传达。当然，在这两家报纸的宣传中，可以看到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治制度的介绍，如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三三制”原则、法律法规的出台等，但对于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宏大的民主主题来讲，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在共产党人的报刊上，“民主”始终是一种口号，一种手段，为的是抗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求生存，为了抗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这一时期的报刊宣扬之后，民主远未成为一种国家文化、政治文化而深入渗透在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之中。

    共产党人对民主主题的宏大宣扬与实践操作层面的相对贫乏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共产党人还未掌握全国政权，根据地的政治制度建设具有地域性，又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这一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具有为战时服务的过渡性。尽管共产党当时的民主承诺与构想更多意义上是作为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而非价值目的，然而，通过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对人民权利的重视、对独裁专制的抨击，共产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很早便对“民主”怀着期待与向往，进而热情支持，共产党人正是依托这种支持，建立了新中国。

     在共产党提出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对半个世纪前的民主论说加以回顾，深刻地认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5]，大力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建立一个和谐、团结、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注释】
[1] 本文中所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评论，均转引自笑蜀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2]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香港版），《当代中国研究》[美]，2001年第4期。
[3]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20-21期。
[4] 文红玉，“多重视野下的中国民主政治”，《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12期。
[5] [美]罗伯特·达尔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94页。
[6] 王浦劬、谢庆奎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7] 费正清，崔瑞德，《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5页。
[8] 这些是(a)《防制异党活动办法》，(b)《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和(c)《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97页。
[9] 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页。
[10] 陆定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创刊8周年纪念文章。
[11]《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1页。
[12]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14]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香港版），），《当代中国研究》[美]，2001年第4期。
[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