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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5 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次强人与社会稳定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5 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次强人与社会稳定
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次强人与社会稳定
一. 导言
二. 二十世纪中国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
三. 次强人的双重历史功能
四. 结语
【注释】
纵观变动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海内外普遍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即一旦政治强人过世，天下必定大乱。而历史的事实是，当本世纪三大超级强人慈禧太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于1908年、1975年和1976年去世后，中国并未出现全面内战。相反，继强人之后，三大次强人袁世凯（1859─1916）、蒋经国（1908─1988）和邓小平（1904─ ）纷纷和平地取强人而代之，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中国的政治权威与社会稳定。次强人相对于强人而言，政治权威与社会威望仅次于前任的强人，其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固性往往来自于强人，但在强人死后，次强人往往拥有类似强人的基本功能。
一. 导言
二十世纪的三大中国次强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变革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1908年，统治了三十二年的慈禧太后驾崩，一天后形同虚设的光绪皇帝也跟着归天，三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的真命天子。面对政治权力的真空，清王朝并未立即陷于全国范围的动乱。相反，起始于1905年的宪政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进。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中国也未滑出理性的轨道，而是继续朝着变革与延续的两大主题，稳定发展。在此由王朝走向民国的关键历史阶段，作为第一位次强人，袁世凯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权威，促使中国保持了从1912─1916年期间的整体稳定。正象著名的美国中国史专家乔纳森·斯彭斯所指出，“袁在清朝末期政治生活中的成就为中国带来了希望，即作为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他有可能成功地面对危机中国的各种挑战。”[1]
同样，当超级强人蒋介石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后，全世界普遍预测国民党权威将随之崩溃，全台湾将陷入分裂危机。但是，作为本世纪第二位次强人的蒋经国，在确立领导地位以后，有效地平衡了权威与民主、军政与宪政以及传统与变革。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台湾社会顺利地渡过了不稳定的权力虚置阶段，并在短短的十三年内(1975─1988）创造了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奇迹。
更为明显的是，自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国一号强人毛泽东的接班危机开始出现。几乎人人相信与预测，毛死后，中国大陆必定大乱。但是继袁世凯，蒋经国之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次强人机制孕育与催生了第三位次强人──邓小平。自1977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内战，更没有分裂。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在稳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稳定。
虽然，上述三个次强人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但本文旨在强调与比较三者在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相似特点与类同功能，并运用历史的视角探讨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分析次强人所发挥的促进社会稳定的独特功能。笔者希望这一历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对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作出更为精确而又理性的预测与评估。
二. 二十世纪中国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
次强人与强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强人不仅为次强人提供了最初的政治权力的源泉，更为次强人今后发展规定了一定的导向。
第一，强人与次强人普遍存在着密切的个人联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庄训练新兵，运用德国治军方式，革新中国军队。[2] 同时，袁世凯与慈禧合作无间，顺利镇压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又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袁世凯的表现深得慈禧欢心，成功地控制了天津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权力。[3]
世界上最亲密的父子关系之一莫过于蒋介石与蒋经国。尽管两者有一段分离的历史（1925─1937），但一旦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其父即有心培养他为杰出的政治家。经过赣南历练，于1948年蒋介石任命儿子为上海经济督导员，成为币制改革的钦差大臣。[4] 当1949年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父子俩同往奉化老家，几乎天天朝夕相处。迁台以后，两人更是天天相见一次。[5] 蒋介石为其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扫除仕途的障碍，培植儿子的亲信，提高儿子的政治威信，鼓励儿子处理各种政治危机。在1949至1975年期间，蒋经国历任总政战部主任、国防部付部长、部长以及行政院付院长和院长等重要职务。[6]
父子俩的私人感情由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的悲恸欲绝之情可见一斑。当蒋介石于1975年四月四日去世时，蒋经国无法止住自己的嚎啕大哭，以至于宋美龄不得不叫医生给蒋打镇静剂。蒋经国不停地呼喊：“谁能救我的阿爹？”蒋经国从未在重大问题上擅自作过决定，即使在蒋介石昏迷状态时，他也是一定等其父苏醒之后，经请示再行事。[7]
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个人关系，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者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他们在长期的政治风雨中，总是属于同一阵营。早在1930年代，邓小平就卷入“邓毛谢古”事件，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而当时的毛泽东正是反左的主要领袖。从此以后，毛与邓总是站在一起与王明路线作斗争。[8] 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的三巨头之一。邓小平的这次政治冒险获得了毛的政治信任，并获益终生。[9]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邓被毛分别委任为中共中央政治部付主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以及四大区域的政治委员。尤其是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毛允许邓控制对南方中国各大城市市长的提名权。[10]
一九四九年以后，邓从来没有失去毛的信任，直到文革爆发。毛曾任命邓担任西南局书记（1949─1952）、副总理（1952─1954）、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54─1966）。[11] 当毛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时，邓扮演了反右的角色。[12]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尽管邓没有参加会议，但写了一篇反彭文章，指责彭德怀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属于右倾机会主义。[13]
尤其是毛失去林彪的效忠之后，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恭请邓小平再度出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邓）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4] 总之，毛对邓的评价是，政治思想强，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棉里藏针。[15] 即使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毛仍能保留邓党籍，以观后效。[16]
上述三对强人与次强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强人之后的次强人提供了掌握政权、控制中国的合法性。在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从来不是建立在选票之上，而是强人的信任与关系。所以上述三大次强人，尤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曾违背强人的基本意愿，因为强人路线与政策的延续性，是维持与强化次强人政治权力的关键，更是维持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根本。
第二，强人时代强人的开放政策对次强人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次强人不断强化与发展这种开明政策，为今后次强人主政建立了政治信誉与群众基础。早在1900年，当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告诫她的朝廷官员们，当今中国已是极其虚弱，我们唯一可资依赖的是民心。如果我们背弃民众，丧失民心，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富国强兵？[17] 基于此，慈禧继续支持出国留学，并于1901年始，实施军事改革，组建新军。这将有助于地方军队的强大，削弱中央集权，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18] 更为重要的是慈禧设计与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引进西方式民主政体。她组织了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与借鉴西方宪政。她还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1906年公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改革行政结构，召开第一届国会。[19] 站在历史的角度，所有这些企图皆创造了历史之最，绝不能低估与抹煞。
遵循慈禧的开明意志，袁世凯在慈禧生前实施了大量的激进改革。他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取消保甲制度，引进西式的警察制度。尤其是他企图引进日本式的自治政府，促进地方自治与代议制度。1906年，袁世凯开始建立受地方管辖的学校，培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未来变革培养人才。1907年，袁世凯历史性地为天津议会举行了一次选举。他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不再有专制的国家。[20] 总体而言，从1898年到1909年，袁世凯为近代军队的建立，民众的教育及地方政府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他的努力既受到慈禧的鼓励，也发展了慈禧的改革。[21]
另一超级强人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励精图治，全面推动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迁台后实施举世闻名的土地改革，划时代地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台湾经济的全面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始于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利用政府的力量强制购买超出一定规模的私人土地，然后低价卖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60年代止，百分之九十的台湾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20年内导致农业产量翻一番。[22] 到1979年，台湾的农业生产总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而工业总产值则占32％。[23] 它表明，1970年代的台湾已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在政治改革方面，尽管蒋介石是个著名的独裁者，他通过临时条款的强制，禁止反对党的组成。但是蒋介石毕竟“允许在某些程度的政治竞争”。实际上，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政坛是“一党制加独立制”（One Party Plus Independent System）。因为政府允许具有独立自主色彩的候选人竞选官职，而且许多人因此而当选。同时，蒋还允许两个小党的存在，尽管它们并未对国民党构成威胁。[24] 到1966年，蒋在各方的压力下，修改宪法的 Emergency Prorisions，允许在万年国大、立法院和监察院中增加新鲜血液。时至1972年，119个新成员加入立法机关。[25] 尤其是1972年的选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允许与鼓励台湾本省人参与国民大会的运作。[26]
作为蒋介石的忠实信徒，蒋经国在其父在世期间不仅完全遵循父亲的意志，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1972年，蒋经国荣任行政院院长。他上台后首先强调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并且强调均富平等，为台湾的未来成长指明了方向。[27] 他于1972年宣布十大工业建设计划，推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全面发展。[28] 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平均收入由1972年的370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29] 并促使贫富鸿沟由15:1缩小到5:1。[30]在政治方面，儿子比父亲走得更远。1975年，蒋经国开始推动本土化运动，并鼓励台湾人出任政府的重要职位。在1973─1986年期间，台湾出生的官员在政府高层成员中的比例由14％增到45％。[31]
另一强人毛泽东尽管本质上热爱独裁专权和阶级斗争，但他晚年开始松动一贯僵化的政策，开展推动弹性外交和自由化经济政策。1972年，他首次接触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总统，推动中美外交正常化。同时，在1973年力排众议，请“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更在1974年10月11日，首次自文革以来提出“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32] 并提出所谓的“三项指示”，其中一项即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3]
在毛泽东自由政策的鼓励之下，早在1962年，邓小平即主张家庭生产责任制，提倡“三自一包”。同时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发表举世瞩目的演说，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及拒绝外援，并主张国际间的经济与技术交流是极为重要的。[34]为以后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调。尤其是邓小平主持下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惊人的成就。1975年，中国大陆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9％，其中工业产值增长15.1％，农业产值提高4.6％。[35] 这是自1966年文革以来的首次经济复苏。所有这些政策与尝试，为日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创造了基础。
总之，一方面强人们的开明作风与政策，刺激与鼓励了次强人的政治野心与雄心，并有助于强化次强人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这些颇得人心的实践为强人死后，次强人的顺利接班建构了政治信用与执政资格，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强人去世前，强人与次强人所共同推动的开明政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动力。
第三，二十世纪三大强人与三大次强人之间皆存在一个过渡人物，由此有效地帮助次强人利用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积蓄力量，审时度势，最终达到渐进而非暴力地继承强人权力的目标。
当慈禧于1908年死后，袁世凯并无资格，更无能耐继承清朝帝位。但三岁儿皇帝溥仪的三年在位，却极有助于袁世凯在1912年主政。如果袁世凯在1908年后即成为中国新独裁，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将很可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终结。所以，某种意义上溥仪皇帝成了中国社会由皇朝走向民国的历史替罪羊，而溥仪的垮台却为袁世凯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清皇朝的崩溃给袁世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为了避免清朝的历史悲剧，新总统必须而且只能励行开明改革，推动历史进步。
同样，作为台湾的“皇帝”蒋介石由衷地希望，他死后，子承父业，延续蒋家王朝的香火。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死后必须安排一个过渡人物，成为儿子继位的缓冲。基于此，蒋介石于1966年任命严家淦为付总统。根据宪法，总统去世后，付总统自动继任总统职位。严家淦的最大特点是“好人，不是好官； 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36] 所有这些特点正是强人与次强人权力过渡时期的最佳人选。在1975到1978年的三年过渡期中，蒋经国有效地平衡了拥蒋与反蒋二派的冲突。同时也使严家淦代替蒋经国承担了社会冲突的责任。如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的“中坜事件”。[37] 所以当1978年总统换届时，蒋经国在最小障碍的优势下，顺利取严家淦而代之，兼任总统与国民党主席，[38] 从容而又和平地再度导致党政合一，重建蒋家王朝。所以，严家淦的最重要功能是帮助蒋经国承担灾祸，减小改朝换代的阻力，并有效地保证政治权威和社会稳定在台湾社会的延续与发展。
更为典型的过渡人物是介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华国锋。毛泽东去世之前，手书一幅“你办事，我放心”，[39] 为“厚忠少文”的周勃式人物──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华国锋开始逐渐身兼政府、政党和军队的三巨头。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权力的光环迫使华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循毛的意志，并由此发明了著名的“两个凡是”。[40] 在华主导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声称：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它旨在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41]
很显然，如此一成不变的守旧作为，使华国锋在渴望求变求新的大陆民众心中，逐渐丧失了威信。但是，华政府对改革的排斥与禁止，正为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的自由化改革提供了可能与必要。一方面，它导致邓小平得到千载难逢的良机，清除华国锋这一政治障碍，建立邓政府。[42] 另一方面，它也逼使邓小平举起改革大旗，以便获得群众支持，强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三大过渡人物（溥仪、严家淦和华国锋）为次强人的崛起提供了关键性的历史条件。他们既成为次强人执政前后被攻击的替罪羊，背负了强人时代所有失误的历史责任（尤其冤枉的是华国锋），但也为次强人的再出发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无论史学家对这些过渡人物的评价如何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帮助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其功绩不可抹煞。
三. 次强人的双重历史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次强人执政以后，实施了一个共同的发展战略：“旧瓶装新酒”，由此突显与发挥了双重的历史功能。一方面，他们从来不愿彻底抛弃强人时代的各种历史遗产，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与鼓励改革与创新，促进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在具体历史进程中， 三大次强人皆在刻意追求稳定与改革，保守与激进，以及政治权威与自由社会之间的平衡。考察与分析三大次强人在历史上的平衡术，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历史作用与贡献。
1. 袁世凯时代（1912─1916年）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更替、新旧冲突以及新旧互动的时代。尽管国门已经洞开，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宪政改革此起彼伏，但多数中国人仍然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希望有选择、单方位地吐故纳新。基于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同生共长，作为中国一号人物的袁世凯，选择了介于其间的中道战略。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深刻地预见到，要想坐稳执政之位，必须为新旧势力共同接受。对清朝皇帝而言，袁是中国唯一能够避免动乱的强人与能人。[43] 因为袁曾经与清皇朝精诚合作，是旧体制的同路人。尤其当1911年12月，革命军攻陷南京以后，更逼使清皇室相信，拯救皇室、维护皇上的重任，非袁莫属。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军领袖的孙中山也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袁的北洋军相匹敌。尽管十六个省议会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孙很清楚，他的力量不足以统一全国，维持稳定。所以，当孙成为大总统之初，即致电袁世凯，无奈而又现实地邀请袁取而代之，接受总统职位。[44]
所以，袁在1911年的处境与力量促使革命军与清王朝互相妥协。1911年11月11日，北京的临时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理。在袁的努力下，清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和平而体面地退位。作为条件，袁被赋予全权，筹建临时民国政府。
主政后的袁世凯开始了艰难而又有意义的踩钢丝。首先，他力主维护旧的传统思想，清洗民主色彩浓厚的国民党人，甚至企图与尝试恢复帝制。尤其当国民党赢得选举，控制了45％的下院议席（即596席中的269席）和上院议席（274席中的123席）。[45] 基于国民党有可能主导总理与内阁人事任命的危机，袁世凯主导了一系列清洗行为，包括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清洗倾向国民党的军事首领、镇压倾向国民党的军队和鼓励张勋攻占南京。最后，在袁的强力导演下，759位国会议员中的507位选袁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于1913年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把438位国民党的上下议员强制赶出国会，导致在1914年1月和2月分别解散国会，临时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民意机构。[46] 很显然，袁从骨子里不信任民主，他曾说：国会根本无法运作。一共有800人，200是好的，200是消极的，400是无用的。他们能做什么？甚至无法在议程上达成一致。[47]
但除了保守的政策与行为以外，在袁世凯任内，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历史之最。首先，自清末而始的宪政改革继续得到推动。1912年1月28日，国会在南京成立，对此袁曾说，共和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永远不让君主制度复活。[48]1912年3月1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部临时宪法，提出保障平等、自由和财产权力，并接受美国国会模式，建立上下议院，参议院的人数由每省平均分配，众议院人数则由人口数量决定。[49] 另外，袁政府还设计了全国选举，给所有21岁以上，并拥有500美元财产或交纳年税2美元以上的男性公民以选举权。更有意义的是规定选民必须小学毕业。这样，四千万中国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0％）有资格参加1912年的选举。[50]
同时，袁世凯还设计了法制、教育和经济改革，旨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任与雇佣外国顾问团的元首，这些外国顾问团包括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专家、日本的铁路专家、法国的军事专家、比利时的法律专家、以及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他们的帮助下，袁世凯企图强化独立的司法体系、抵制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承认西藏自治、改善中国监狱条件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学校系统。而且，他还要求统一货币、降低铁路货运价格、完善水利灌溉系统、调查全国地理资源以及禁止鸦片的生产与流行。[51]
为了取悦于美国政府，袁世凯甚至在1913年4月恭请美国新教徒为新国会祈祷，籍此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外交信号。对此，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感到极为兴奋。时任国务卿的威廉·布赖恩盛赞袁世凯的请求是这一代中国政治家最值得重视的官方文件。[52] 1913年5月，美国迅速与袁世凯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53]
至少在短时期内，袁世凯的两面政策有助于维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稳定。如果袁世凯上任后毫无新的作为，只图守成，这将促使各革命军力量的联盟，推翻袁世凯； 如果袁世凯的改革政策过于激进，改革步伐过于快速，那么多数老百姓将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失序与政局动荡，感到极不适应。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人所能接受及称道的只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遗憾的是，后来的袁世凯在复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公然于1916年1月建立新皇朝。应该说正是这一新皇朝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也就是说，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与1916年1月新皇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的运作大体上并未严重脱离理性的轨道，在袁世凯四年的领导下，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的分裂及军阀的大规模混战。但在袁世凯继任新皇帝以后，多数中国民众、尤其是他手下的自由军人（如蔡锷）已无法容忍。尽管三月以后袁迅速地取消了帝制，但分裂的野火和内战的烽火已无法扑灭。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2. 蒋经国时代（1975─1988）
当蒋经国于1975年继任国民党总裁和于1978年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他也不能免俗地开始了在继承与发展二大取向之间的踩钢丝。
首先，蒋经国忠实执行蒋介石的遗志，一切以稳定为优先。为此他作出了三大努力。其一，维护传统体制，强化三民主义正统。他从来不曾尝试改革孙中山设计的五院体制，厘清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本质区别。而且，尽管他留苏十年，在七、八十年代仍坚定地固守反共立场。[54] 蒋经国多次表示，台湾只能在现有的宪政架构下去实施民主。[55] 其二，钳制言论，大搞文字狱。蒋政府对“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台湾政论》杂志实行全面封杀，并对总编黄华判刑十年。同时还全面围剿产生于1977年8月的乡土文学，指责它“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56] 其三，全面打压反对党派人士。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台湾军警残酷镇压三万人的集会游行，并逮捕152人，而且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判黄信介十四年，判张俊宏、姚嘉文等十二年。[57]
但更具意义的是，自1980年代始，蒋经国开始全面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如果说袁世凯和以后的邓小平是交替使用左右手的话，那么蒋经国是注重前后使用不同手法。首先，他在去世前设计与推动了类似震荡疗法的民主改革，包括缓和海峡两岸关系，开放党禁，促使1986年9月民进党合法成立，推动首次全台范围的自由选举，导致民进党赢得12席立法委员和11席国民大会代表议席。[58] 时至1987年7月15日，首次取消实施了38年的戒严法，并在1988年开放报禁。[59] 另外，蒋经国还进一步鼓励与实施台湾本土化政策，选择本省人李登辉作为继承人，瓦解类似“河北帮”和“二水系”等政治帮派，并刻意在政府内建构一个技术行政结构体。[60]
蒋经国的治国方略可以归结为三大走向。其一，实施逻辑思维规范下的优先顺序，即经济为先，社会文化次之，政治民主殿后。其二，实施自下而上的民主，即先在各县市推动，再在全台发展。其三，整体改革的基调是谨慎而又渐进。[61] 所有这些方略的最大功能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能够不断进步而不动乱，不断繁荣而不失序。
3. 邓小平时代（1977─1994）
1977年以来邓小平政策的双轨制更典型地反映了此强人的双重功能。由于邓小平的自由经济与保守政治之错位已为众人所知，本节旨在强调邓小平政治本身所发挥的双重功能，以及在继承与否定强人毛泽东问题上的艰难平衡。
首先，邓小平政治的保守面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他对信仰、权威和稳定这三大主题的所作所为。其一，邓小平发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创立了与毛思想一脉相承的政治信仰。[62] 为了维护毛的权威惯性，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遗体至今仍雄卧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尽管种种主义与象征性的摆设已日益失去实质意义，但仍然是人们不能触动的禁区，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不仅社会成本低，而且政治效益高。
其二，邓小平的权威思想与毛的权威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978─1979年之间发生的“民主墙”事件表明，邓有时可能容忍甚至欢迎人们对毛的权威的公开批判，但他难以接受民众由毛而延伸到邓，向邓本人挑战。1989年3月6日，赵紫阳告诉邓有个新权威理论，旨在强调强人政治对现代化的作用。邓回答说：“我就是这个主张。”[63] 另外，尽管邓本身也深受文革是造神运动之苦，但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塑造新的权威。1984年10月1日，邓在天安门独自检阅三军，比当年毛泽东之威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64]
其三，稳定往往是邓小平政治决策的优先。他并不排斥发展，但一旦二者发生冲突，稳定往往占了上风。他不仅在1979年反对“民主墙”，1983年开展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1987年推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更在1989年支持平息“六·四事件”。同时在1980年12月25日要求限止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禁止串联，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65] 尽管毛与邓在处理动荡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两者为了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作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政治权威与社会稳定这个目标，一切皆成了无足轻重的工具与手段。
但是，尽管邓小平拒绝全面否定毛泽东，他自己也承认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和“一个实验”。[66] 由此表明，邓小平政治也有其本身的创造与新意。
第一，实用政治是邓小平政治设计的主题。1978年，邓设计与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主张应全面而又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67] 由此为邓小平的未来政策提供了一把双面宝剑。一方面，它赋予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充份解释权，有助于借此在毛思想中注入邓的“新酒”。所以，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功能之一是为邓小平实用政治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从此成了改革的一种工具，可删可增，更可弃可用。
第二，适度民主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重要支柱与表现。为了邓政权的合法性，帮助邓迅速控制权力，华国锋被设计成保守政治的替罪羊和改革势力的垫脚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适度民主即成为必要。例如，邓小平极力支持平反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鼓励民众运用大字报的方式，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与不满。邓在1978年11月曾说，贴大字报是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正常现象与表现，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或批评民众通过大字报来发展民主，我们应允许民众表达他们的意见。[68] 到1978年底，在邓的默许与鼓励下，民主墙开始兴起。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摧毁了华国锋执政的合法性，成为邓小平主导中国未来政局的历史界点。[69]
为了继续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1980年允许首次实施县级民主选举，并出现了候选人之间的竞选，差额选举和选民自选候选人的现象。[70] 同时，他提出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1]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邓小平始终认为，所有民主或分权的改革措施，必须有利于党的领导与社会稳定。例如当他提到党不能干预太多时，首先强调这“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72]
第三，与适度民主相配合，适度法制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另一支撑。为了区别于毛时代的家长制与人治，邓小平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反对“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指出应集中力量制定专门法律，旨在“做到功过份明，赏罚分明。”[73]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邓式民主代表了反对毛式民主的延续，他接受了一个古典的假设，即国家的强大建立在对民众能量的吸取之上。[74] 不过，对邓小平而言，法制实行与否，以及法制实行的限度皆要服从社会稳定的前提。邓的法制思想其实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理念的延续，即发展民主，必须实行专政，不对敌人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75]法制或专政再次成为邓小平执政的工具。
很显然，邓小平的“猫论”并不只局限于他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理解他的政治思想的钥匙。对邓而言，民主与法制也只是两只不同颜色的“猫”，只要有利于权威与稳定，他随时可以舍此取彼，或者两者皆取和两者皆弃。1978─1989年的中国政治正是在这种黑猫（专制）与白猫（民主）选择之间，曲折地移动。例如，逢双年（1978，1980，1982，1984，1986和1988年往往较为宽松； 而逢单年（1979，1981，1983，1985，1987和1989年）则常常走向反面。[76] 所以，当人们谴责或者批评邓政策的摇摆性、两面性和不彻底性之时，我以为这种双轨政策正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必然与必需，这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无能无知，倒不如说是邓政策的重大特点与优势。其最大的历史功能在于，毛后的中国避免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维持了相当时期的社会稳定。
总之，上述三大次强人的时代所显示的双重历史功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正面意义。一方面，他们的保守政策有助于强人之后的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他们的开明作为则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就是说，稳定需要对强人遗产的继承； 而发展又要求对强人政策的否定。所以，三大次强人的双轨政策不是自相矛盾或机会主义，而是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与必要条件。
四. 结语
上述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次强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功能与机制，为我们理解变迁中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三点启示。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即速稳慢变和易稳难变。孔孟的中庸之道、听天命以及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皆有助于守成求稳，更有助于社会传统与结构的代代延续，尤其是四千年的中华文明更为缓慢变动、小步前行的中国提供了动力与依据。
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局限，二十世纪中国的多数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求稳不求变，一动不如一静，并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单一而又不可分解的政治权威。正象Edwin Winckler所指出，台湾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徵之一乃是“公众的耐心”。[77] 这种耐心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以及台湾海峡两岸。正因为这种耐心，使人们发现在思想言论自由等方面，今日中国有时还不如“五·四”时期。也正因为这种耐心的制约，导致三大次强人时代竟然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包括封建意识、革命思想、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稳定的社会以及政治与军队的紧密结合。
第二，历史的客观条件往往制约了中国二十世纪强人与次强人的决策选择，迫使他们以政治权威为施政的最高目标。尽管一些次强人多次试图冲破这种历史的局限，但皆以高昂的社会成本和不甚理想的政绩而告终。
例如，邓小平曾多次尝试解决中央集权和领导终身制等问题，并希望将权力和平转移给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年轻一代，但却由此遭受重重阻力。1980年以王震为首的忠臣有意无意地希望维持邓的绝对权威，强烈要求邓同时身兼党政军首领。[78] 同时，当邓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之时，一些忠臣又鼓动改变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取消中央主席，改为总书记，架空胡耀邦，旨在确立邓小平的实际权威。这是有人“适应邓小平不愿担任最高职务却必须制造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的政治需要的一个杰作”。[79] 同样，蒋经国曾对美国在台协会主任David Dean指出，他希望早一点，甚至更早一点实施自由化的改革，但种种内外因素却阻止了他的计划。[80]
由此表明，当我们在指责三位次强人的保守作为之时，不能忽视历史的局限对他们主观努力的制约；更不能漠视强大的历史惯性与沉重的文化包袱，逼使他们沿着中国式的历史轨道，缓缓前行。
第三，次强人所共同遵循的稳定优先原则，尽管具有保守色彩，但不一定是负面的历史动力。对此我们应该提倡运用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研究视角，客观评价各种历史现象。稳定并不意味着专制，也不绝对排斥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反，健康而积极的稳定正是社会与延续的平衡与综合。尤其是自由化的改革与渐进式的变动，为长期而又积极的稳定提供了根本动力。而专制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
同样，我们也应运用价值中立的观点评价民主。总体而言，民主作为一个原则是正面大于负面。但是，民主的不同形式，民主实施的不同地点，民主实施的不同时间，以及民主实施的不同速度，都将在根本上影响民主的质量。正象Peter Van Ness所指出，任何人不能期望中国民众简单地从国外，尤其是主要西方国家照搬政治制度和意识。 所以，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作一个全面的反思，尤其是三大次强人所提供的独特的稳定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正负面作用。
【注释】
1.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278
2.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10
3. Spence 前引书 p. 255
4. Li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8
5.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C. K. Chiang：Man of the People（Taipei：China Art Printing Works, 1979）, p. 41
6. 李达, 《蒋经国与台湾》,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98─207页
7. 《世界日报》, 台湾新闻专栏, 1994年2月24日
8.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第308─317页
9. 毛毛, 前引书, 第347─349页
10. 毛毛, 前引书, 第617页
11. 毛毛, 前引书, 第648─649页
12. Spence, 前引书, p. 664
13. 李健编着, 《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 中国大陆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3页
14. 毛毛, 前引书, 第318页
15. 李健, 前引书, 第251, 259页
16. 李健, 前引书, 第298页
17.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89
18. Spence, 前引书, p. 254
19. Spence, 前引书, p. 246
20. 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24
21. Ssu─yu Teng, 前引书, p. 211
22. Hollington K. Tong,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An Abridged Biography”in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edited b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China Art Printing Works, 1972）, p. 169
23.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p. 67
24. John Copper, “Domestic Politics”in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1）, pp. 343─44
25. Hollington Tong, 前引文, 第170─171页
26.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 380
27. 引自江南, 《蒋经国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年版, 第430─431页
28. 江南, 前引书, 第11页
29. 江南, 前引书, 第432页
30. 江南, 前引书, 第11页
31. 李达, 前引书, 第33页, 表格2
32. 李健, 前引书, 第253页
33. 李健, 前引书, 第275页
34. 引自“Quarterly Documentation”, China Quarterly 59（July 1974）. p. 644
35. 李健, 前引书, 第262页
36. 江南, 前引书, 第401─402页
37. 有关中坜事件的详情, 参见江南, 前引书, 第454─458页
38. 江南, 前引书, 第5页
39. 文, 《中国“左祸”》, 北京朝华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16页
40. “两个凡是”最先出现在《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 载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
41. 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 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通过
42. 阮铭, 《邓小平帝国》,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第122页
43. Teng, 前引书, 第211页
44. Li Chien─nu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trans. Teng Ssu─yu & Jeremy Ingal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60
45. Prence, 前引书, P. 280
46. Cyril Pearl, Morrison of Peking（Sydney, Australia, 1967）, pp. 288─289； Spence, 前引书, PP. 281, 283─284
47. Cyril Pearl, 前引书, p. 289
48. Li Chien─nung, 前引书, p. 267
49. Spence, 前引书, p. 278─279
50. Spence, 前引书, p. 280
51. Spence, 前引书, pp. 283─285
52.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6─37
53. Spence, 前引书, p. 283
54. John F. Copp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edited by James Hsiung,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1）, p. 360
55. Harvey Feldm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 163
56. 江南, 前引书, 第449─454页
57. 江南, 前引书, 第470─474页
58. John F. Copper, A Quie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Ethics & Public Policy Center, 1988）, pp. 39─41
59. John Copper, 前引书, P. ix
60. 狄扬, “蒋经国时代权力结构探析”, 见《蒋经国浮雕》, 台湾风云论坛社, 1985年, 第200页
61. John Copper, 前引书, p. x.
62. 有关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思想, 参见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44─170页
63. 阮铭, 前引书, 第221页
64. 阮铭, 前引书, 第161─162页
65. 邓小平, “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330页
66. 邓小平,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 第174页
67. 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参见《光明日报》, 1978年5月11日
68. 见《人民日报》, 1978年11月28日
69. 阮铭, 前引书, 第52─53页
70. 阮铭, 前引书, 第102页
71. 邓小平,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 第164页
72. 同上
73. 邓小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136─137页
74.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New York: Alfred.A.Knopg, 1985）, p.83
75. 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154─155页
76. 阮铭, 前引书, 第168─171页
77. Edwin Winckler, “The Constitutional Conundrum & the Need for Reform,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Harvey Feldman （New York: M.E. Sharp, Inc., 1991）, p.17
78. 阮铭, 前引书, 第121─122页
79. 阮铭, 前引书, 第127─128页
80. David Dean, “U.S. Policy in a Time of Rapid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4881. Peter Van Ness, “China & the World: The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Autumn, 1992）, p.141
一. 导言
二十世纪的三大中国次强人，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变革产生了重大的正面影响。1908年，统治了三十二年的慈禧太后驾崩，一天后形同虚设的光绪皇帝也跟着归天，三岁的溥仪成为新一任的真命天子。面对政治权力的真空，清王朝并未立即陷于全国范围的动乱。相反，起始于1905年的宪政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推进。即使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中国也未滑出理性的轨道，而是继续朝着变革与延续的两大主题，稳定发展。在此由王朝走向民国的关键历史阶段，作为第一位次强人，袁世凯有效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权威，促使中国保持了从1912─1916年期间的整体稳定。正象著名的美国中国史专家乔纳森·斯彭斯所指出，“袁在清朝末期政治生活中的成就为中国带来了希望，即作为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他有可能成功地面对危机中国的各种挑战。”[1]
同样，当超级强人蒋介石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后，全世界普遍预测国民党权威将随之崩溃，全台湾将陷入分裂危机。但是，作为本世纪第二位次强人的蒋经国，在确立领导地位以后，有效地平衡了权威与民主、军政与宪政以及传统与变革。在他的卓越领导下，台湾社会顺利地渡过了不稳定的权力虚置阶段，并在短短的十三年内(1975─1988）创造了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奇迹。
更为明显的是，自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中国一号强人毛泽东的接班危机开始出现。几乎人人相信与预测，毛死后，中国大陆必定大乱。但是继袁世凯，蒋经国之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次强人机制孕育与催生了第三位次强人──邓小平。自1977年以来，中国大陆没有内战，更没有分裂。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在稳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稳定。
虽然，上述三个次强人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但本文旨在强调与比较三者在社会制度转型时期的相似特点与类同功能，并运用历史的视角探讨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分析次强人所发挥的促进社会稳定的独特功能。笔者希望这一历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对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作出更为精确而又理性的预测与评估。
二. 二十世纪中国强人与次强人的关系
次强人与强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强人不仅为次强人提供了最初的政治权力的源泉，更为次强人今后发展规定了一定的导向。
第一，强人与次强人普遍存在着密切的个人联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慈禧太后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庄训练新兵，运用德国治军方式，革新中国军队。[2] 同时，袁世凯与慈禧合作无间，顺利镇压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和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之后，慈禧又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训练北洋军。袁世凯的表现深得慈禧欢心，成功地控制了天津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权力。[3]
世界上最亲密的父子关系之一莫过于蒋介石与蒋经国。尽管两者有一段分离的历史（1925─1937），但一旦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其父即有心培养他为杰出的政治家。经过赣南历练，于1948年蒋介石任命儿子为上海经济督导员，成为币制改革的钦差大臣。[4] 当1949年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父子俩同往奉化老家，几乎天天朝夕相处。迁台以后，两人更是天天相见一次。[5] 蒋介石为其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扫除仕途的障碍，培植儿子的亲信，提高儿子的政治威信，鼓励儿子处理各种政治危机。在1949至1975年期间，蒋经国历任总政战部主任、国防部付部长、部长以及行政院付院长和院长等重要职务。[6]
父子俩的私人感情由蒋介石去世时，蒋经国的悲恸欲绝之情可见一斑。当蒋介石于1975年四月四日去世时，蒋经国无法止住自己的嚎啕大哭，以至于宋美龄不得不叫医生给蒋打镇静剂。蒋经国不停地呼喊：“谁能救我的阿爹？”蒋经国从未在重大问题上擅自作过决定，即使在蒋介石昏迷状态时，他也是一定等其父苏醒之后，经请示再行事。[7]
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个人关系，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者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他们在长期的政治风雨中，总是属于同一阵营。早在1930年代，邓小平就卷入“邓毛谢古”事件，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而当时的毛泽东正是反左的主要领袖。从此以后，毛与邓总是站在一起与王明路线作斗争。[8] 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的三巨头之一。邓小平的这次政治冒险获得了毛的政治信任，并获益终生。[9]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邓被毛分别委任为中共中央政治部付主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以及四大区域的政治委员。尤其是在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前，毛允许邓控制对南方中国各大城市市长的提名权。[10]
一九四九年以后，邓从来没有失去毛的信任，直到文革爆发。毛曾任命邓担任西南局书记（1949─1952）、副总理（1952─1954）、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54─1966）。[11] 当毛在1957年发起反右运动时，邓扮演了反右的角色。[12]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尽管邓没有参加会议，但写了一篇反彭文章，指责彭德怀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属于右倾机会主义。[13]
尤其是毛失去林彪的效忠之后，毛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恭请邓小平再度出山，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批示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邓）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14] 总之，毛对邓的评价是，政治思想强，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棉里藏针。[15] 即使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以后，毛仍能保留邓党籍，以观后效。[16]
上述三对强人与次强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强人之后的次强人提供了掌握政权、控制中国的合法性。在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的合法性从来不是建立在选票之上，而是强人的信任与关系。所以上述三大次强人，尤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曾违背强人的基本意愿，因为强人路线与政策的延续性，是维持与强化次强人政治权力的关键，更是维持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根本。
第二，强人时代强人的开放政策对次强人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次强人不断强化与发展这种开明政策，为今后次强人主政建立了政治信誉与群众基础。早在1900年，当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之时，慈禧太后告诫她的朝廷官员们，当今中国已是极其虚弱，我们唯一可资依赖的是民心。如果我们背弃民众，丧失民心，那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富国强兵？[17] 基于此，慈禧继续支持出国留学，并于1901年始，实施军事改革，组建新军。这将有助于地方军队的强大，削弱中央集权，最终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18] 更为重要的是慈禧设计与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引进西方式民主政体。她组织了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与借鉴西方宪政。她还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1906年公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改革行政结构，召开第一届国会。[19] 站在历史的角度，所有这些企图皆创造了历史之最，绝不能低估与抹煞。
遵循慈禧的开明意志，袁世凯在慈禧生前实施了大量的激进改革。他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取消保甲制度，引进西式的警察制度。尤其是他企图引进日本式的自治政府，促进地方自治与代议制度。1906年，袁世凯开始建立受地方管辖的学校，培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未来变革培养人才。1907年，袁世凯历史性地为天津议会举行了一次选举。他的目标是在未来几年不再有专制的国家。[20] 总体而言，从1898年到1909年，袁世凯为近代军队的建立，民众的教育及地方政府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他的努力既受到慈禧的鼓励，也发展了慈禧的改革。[21]
另一超级强人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励精图治，全面推动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发展。尤其是迁台后实施举世闻名的土地改革，划时代地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为台湾经济的全面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始于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理想，利用政府的力量强制购买超出一定规模的私人土地，然后低价卖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到1960年代止，百分之九十的台湾农民拥有了土地所有权，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20年内导致农业产量翻一番。[22] 到1979年，台湾的农业生产总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而工业总产值则占32％。[23] 它表明，1970年代的台湾已基本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在政治改革方面，尽管蒋介石是个著名的独裁者，他通过临时条款的强制，禁止反对党的组成。但是蒋介石毕竟“允许在某些程度的政治竞争”。实际上，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政坛是“一党制加独立制”（One Party Plus Independent System）。因为政府允许具有独立自主色彩的候选人竞选官职，而且许多人因此而当选。同时，蒋还允许两个小党的存在，尽管它们并未对国民党构成威胁。[24] 到1966年，蒋在各方的压力下，修改宪法的 Emergency Prorisions，允许在万年国大、立法院和监察院中增加新鲜血液。时至1972年，119个新成员加入立法机关。[25] 尤其是1972年的选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首次允许与鼓励台湾本省人参与国民大会的运作。[26]
作为蒋介石的忠实信徒，蒋经国在其父在世期间不仅完全遵循父亲的意志，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1972年，蒋经国荣任行政院院长。他上台后首先强调自由经济制度的建立。他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是架构在自由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上。我们尊重人民意愿，保障合法权益，维护自由贸易，......政府与民间，同为主体，同作贡献。”并且强调均富平等，为台湾的未来成长指明了方向。[27] 他于1972年宣布十大工业建设计划，推动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全面发展。[28] 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平均收入由1972年的370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29] 并促使贫富鸿沟由15:1缩小到5:1。[30]在政治方面，儿子比父亲走得更远。1975年，蒋经国开始推动本土化运动，并鼓励台湾人出任政府的重要职位。在1973─1986年期间，台湾出生的官员在政府高层成员中的比例由14％增到45％。[31]
另一强人毛泽东尽管本质上热爱独裁专权和阶级斗争，但他晚年开始松动一贯僵化的政策，开展推动弹性外交和自由化经济政策。1972年，他首次接触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总统，推动中美外交正常化。同时，在1973年力排众议，请“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更在1974年10月11日，首次自文革以来提出“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32] 并提出所谓的“三项指示”，其中一项即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3]
在毛泽东自由政策的鼓励之下，早在1962年，邓小平即主张家庭生产责任制，提倡“三自一包”。同时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发表举世瞩目的演说，指出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及拒绝外援，并主张国际间的经济与技术交流是极为重要的。[34]为以后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调。尤其是邓小平主持下的经济改革获得了惊人的成就。1975年，中国大陆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9％，其中工业产值增长15.1％，农业产值提高4.6％。[35] 这是自1966年文革以来的首次经济复苏。所有这些政策与尝试，为日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创造了基础。
总之，一方面强人们的开明作风与政策，刺激与鼓励了次强人的政治野心与雄心，并有助于强化次强人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这些颇得人心的实践为强人死后，次强人的顺利接班建构了政治信用与执政资格，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在强人去世前，强人与次强人所共同推动的开明政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动力。
第三，二十世纪三大强人与三大次强人之间皆存在一个过渡人物，由此有效地帮助次强人利用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积蓄力量，审时度势，最终达到渐进而非暴力地继承强人权力的目标。
当慈禧于1908年死后，袁世凯并无资格，更无能耐继承清朝帝位。但三岁儿皇帝溥仪的三年在位，却极有助于袁世凯在1912年主政。如果袁世凯在1908年后即成为中国新独裁，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将很可能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终结。所以，某种意义上溥仪皇帝成了中国社会由皇朝走向民国的历史替罪羊，而溥仪的垮台却为袁世凯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同时，清皇朝的崩溃给袁世凯一个积极的信号，即为了避免清朝的历史悲剧，新总统必须而且只能励行开明改革，推动历史进步。
同样，作为台湾的“皇帝”蒋介石由衷地希望，他死后，子承父业，延续蒋家王朝的香火。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死后必须安排一个过渡人物，成为儿子继位的缓冲。基于此，蒋介石于1966年任命严家淦为付总统。根据宪法，总统去世后，付总统自动继任总统职位。严家淦的最大特点是“好人，不是好官； 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庸庸碌碌，是汉献帝型，也是林森型。”[36] 所有这些特点正是强人与次强人权力过渡时期的最佳人选。在1975到1978年的三年过渡期中，蒋经国有效地平衡了拥蒋与反蒋二派的冲突。同时也使严家淦代替蒋经国承担了社会冲突的责任。如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的“中坜事件”。[37] 所以当1978年总统换届时，蒋经国在最小障碍的优势下，顺利取严家淦而代之，兼任总统与国民党主席，[38] 从容而又和平地再度导致党政合一，重建蒋家王朝。所以，严家淦的最重要功能是帮助蒋经国承担灾祸，减小改朝换代的阻力，并有效地保证政治权威和社会稳定在台湾社会的延续与发展。
更为典型的过渡人物是介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华国锋。毛泽东去世之前，手书一幅“你办事，我放心”，[39] 为“厚忠少文”的周勃式人物──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华国锋开始逐渐身兼政府、政党和军队的三巨头。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权力的光环迫使华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循毛的意志，并由此发明了著名的“两个凡是”。[40] 在华主导下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声称：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它旨在帮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41]
很显然，如此一成不变的守旧作为，使华国锋在渴望求变求新的大陆民众心中，逐渐丧失了威信。但是，华政府对改革的排斥与禁止，正为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的自由化改革提供了可能与必要。一方面，它导致邓小平得到千载难逢的良机，清除华国锋这一政治障碍，建立邓政府。[42] 另一方面，它也逼使邓小平举起改革大旗，以便获得群众支持，强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基础。
总之，三大过渡人物（溥仪、严家淦和华国锋）为次强人的崛起提供了关键性的历史条件。他们既成为次强人执政前后被攻击的替罪羊，背负了强人时代所有失误的历史责任（尤其冤枉的是华国锋），但也为次强人的再出发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无论史学家对这些过渡人物的评价如何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具有独特的历史功能，帮助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其功绩不可抹煞。
三. 次强人的双重历史功能
二十世纪中国次强人执政以后，实施了一个共同的发展战略：“旧瓶装新酒”，由此突显与发挥了双重的历史功能。一方面，他们从来不愿彻底抛弃强人时代的各种历史遗产，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与鼓励改革与创新，促进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在具体历史进程中， 三大次强人皆在刻意追求稳定与改革，保守与激进，以及政治权威与自由社会之间的平衡。考察与分析三大次强人在历史上的平衡术，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历史作用与贡献。
1. 袁世凯时代（1912─1916年）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新旧更替、新旧冲突以及新旧互动的时代。尽管国门已经洞开，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宪政改革此起彼伏，但多数中国人仍然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希望有选择、单方位地吐故纳新。基于激进与保守力量的同生共长，作为中国一号人物的袁世凯，选择了介于其间的中道战略。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深刻地预见到，要想坐稳执政之位，必须为新旧势力共同接受。对清朝皇帝而言，袁是中国唯一能够避免动乱的强人与能人。[43] 因为袁曾经与清皇朝精诚合作，是旧体制的同路人。尤其当1911年12月，革命军攻陷南京以后，更逼使清皇室相信，拯救皇室、维护皇上的重任，非袁莫属。另一方面，作为革命军领袖的孙中山也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袁的北洋军相匹敌。尽管十六个省议会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孙很清楚，他的力量不足以统一全国，维持稳定。所以，当孙成为大总统之初，即致电袁世凯，无奈而又现实地邀请袁取而代之，接受总统职位。[44]
所以，袁在1911年的处境与力量促使革命军与清王朝互相妥协。1911年11月11日，北京的临时国会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理。在袁的努力下，清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和平而体面地退位。作为条件，袁被赋予全权，筹建临时民国政府。
主政后的袁世凯开始了艰难而又有意义的踩钢丝。首先，他力主维护旧的传统思想，清洗民主色彩浓厚的国民党人，甚至企图与尝试恢复帝制。尤其当国民党赢得选举，控制了45％的下院议席（即596席中的269席）和上院议席（274席中的123席）。[45] 基于国民党有可能主导总理与内阁人事任命的危机，袁世凯主导了一系列清洗行为，包括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清洗倾向国民党的军事首领、镇压倾向国民党的军队和鼓励张勋攻占南京。最后，在袁的强力导演下，759位国会议员中的507位选袁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于1913年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把438位国民党的上下议员强制赶出国会，导致在1914年1月和2月分别解散国会，临时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民意机构。[46] 很显然，袁从骨子里不信任民主，他曾说：国会根本无法运作。一共有800人，200是好的，200是消极的，400是无用的。他们能做什么？甚至无法在议程上达成一致。[47]
但除了保守的政策与行为以外，在袁世凯任内，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历史之最。首先，自清末而始的宪政改革继续得到推动。1912年1月28日，国会在南京成立，对此袁曾说，共和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永远不让君主制度复活。[48]1912年3月1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部临时宪法，提出保障平等、自由和财产权力，并接受美国国会模式，建立上下议院，参议院的人数由每省平均分配，众议院人数则由人口数量决定。[49] 另外，袁政府还设计了全国选举，给所有21岁以上，并拥有500美元财产或交纳年税2美元以上的男性公民以选举权。更有意义的是规定选民必须小学毕业。这样，四千万中国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0％）有资格参加1912年的选举。[50]
同时，袁世凯还设计了法制、教育和经济改革，旨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任与雇佣外国顾问团的元首，这些外国顾问团包括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专家、日本的铁路专家、法国的军事专家、比利时的法律专家、以及前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他们的帮助下，袁世凯企图强化独立的司法体系、抵制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承认西藏自治、改善中国监狱条件并建立全国范围的学校系统。而且，他还要求统一货币、降低铁路货运价格、完善水利灌溉系统、调查全国地理资源以及禁止鸦片的生产与流行。[51]
为了取悦于美国政府，袁世凯甚至在1913年4月恭请美国新教徒为新国会祈祷，籍此向美国政府发出了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外交信号。对此，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感到极为兴奋。时任国务卿的威廉·布赖恩盛赞袁世凯的请求是这一代中国政治家最值得重视的官方文件。[52] 1913年5月，美国迅速与袁世凯政府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53]
至少在短时期内，袁世凯的两面政策有助于维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稳定。如果袁世凯上任后毫无新的作为，只图守成，这将促使各革命军力量的联盟，推翻袁世凯； 如果袁世凯的改革政策过于激进，改革步伐过于快速，那么多数老百姓将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社会失序与政局动荡，感到极不适应。长期以来，多数中国人所能接受及称道的只能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遗憾的是，后来的袁世凯在复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公然于1916年1月建立新皇朝。应该说正是这一新皇朝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也就是说，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与1916年1月新皇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的运作大体上并未严重脱离理性的轨道，在袁世凯四年的领导下，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的分裂及军阀的大规模混战。但在袁世凯继任新皇帝以后，多数中国民众、尤其是他手下的自由军人（如蔡锷）已无法容忍。尽管三月以后袁迅速地取消了帝制，但分裂的野火和内战的烽火已无法扑灭。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2. 蒋经国时代（1975─1988）
当蒋经国于1975年继任国民党总裁和于1978年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他也不能免俗地开始了在继承与发展二大取向之间的踩钢丝。
首先，蒋经国忠实执行蒋介石的遗志，一切以稳定为优先。为此他作出了三大努力。其一，维护传统体制，强化三民主义正统。他从来不曾尝试改革孙中山设计的五院体制，厘清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本质区别。而且，尽管他留苏十年，在七、八十年代仍坚定地固守反共立场。[54] 蒋经国多次表示，台湾只能在现有的宪政架构下去实施民主。[55] 其二，钳制言论，大搞文字狱。蒋政府对“民间舆论的发言台”──《台湾政论》杂志实行全面封杀，并对总编黄华判刑十年。同时还全面围剿产生于1977年8月的乡土文学，指责它“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56] 其三，全面打压反对党派人士。最显著的例子是发生在1979年12月10日的“《美丽岛》事件”。台湾军警残酷镇压三万人的集会游行，并逮捕152人，而且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判黄信介十四年，判张俊宏、姚嘉文等十二年。[57]
但更具意义的是，自1980年代始，蒋经国开始全面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如果说袁世凯和以后的邓小平是交替使用左右手的话，那么蒋经国是注重前后使用不同手法。首先，他在去世前设计与推动了类似震荡疗法的民主改革，包括缓和海峡两岸关系，开放党禁，促使1986年9月民进党合法成立，推动首次全台范围的自由选举，导致民进党赢得12席立法委员和11席国民大会代表议席。[58] 时至1987年7月15日，首次取消实施了38年的戒严法，并在1988年开放报禁。[59] 另外，蒋经国还进一步鼓励与实施台湾本土化政策，选择本省人李登辉作为继承人，瓦解类似“河北帮”和“二水系”等政治帮派，并刻意在政府内建构一个技术行政结构体。[60]
蒋经国的治国方略可以归结为三大走向。其一，实施逻辑思维规范下的优先顺序，即经济为先，社会文化次之，政治民主殿后。其二，实施自下而上的民主，即先在各县市推动，再在全台发展。其三，整体改革的基调是谨慎而又渐进。[61] 所有这些方略的最大功能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制度转型时期的社会能够不断进步而不动乱，不断繁荣而不失序。
3. 邓小平时代（1977─1994）
1977年以来邓小平政策的双轨制更典型地反映了此强人的双重功能。由于邓小平的自由经济与保守政治之错位已为众人所知，本节旨在强调邓小平政治本身所发挥的双重功能，以及在继承与否定强人毛泽东问题上的艰难平衡。
首先，邓小平政治的保守面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他对信仰、权威和稳定这三大主题的所作所为。其一，邓小平发明了“四项基本原则”，创立了与毛思想一脉相承的政治信仰。[62] 为了维护毛的权威惯性，毛的画像至今仍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的遗体至今仍雄卧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尽管种种主义与象征性的摆设已日益失去实质意义，但仍然是人们不能触动的禁区，因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不仅社会成本低，而且政治效益高。
其二，邓小平的权威思想与毛的权威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978─1979年之间发生的“民主墙”事件表明，邓有时可能容忍甚至欢迎人们对毛的权威的公开批判，但他难以接受民众由毛而延伸到邓，向邓本人挑战。1989年3月6日，赵紫阳告诉邓有个新权威理论，旨在强调强人政治对现代化的作用。邓回答说：“我就是这个主张。”[63] 另外，尽管邓本身也深受文革是造神运动之苦，但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塑造新的权威。1984年10月1日，邓在天安门独自检阅三军，比当年毛泽东之威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64]
其三，稳定往往是邓小平政治决策的优先。他并不排斥发展，但一旦二者发生冲突，稳定往往占了上风。他不仅在1979年反对“民主墙”，1983年开展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1987年推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更在1989年支持平息“六·四事件”。同时在1980年12月25日要求限止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禁止串联，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65] 尽管毛与邓在处理动荡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两者为了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作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面对政治权威与社会稳定这个目标，一切皆成了无足轻重的工具与手段。
但是，尽管邓小平拒绝全面否定毛泽东，他自己也承认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和“一个实验”。[66] 由此表明，邓小平政治也有其本身的创造与新意。
第一，实用政治是邓小平政治设计的主题。1978年，邓设计与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主张应全面而又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67] 由此为邓小平的未来政策提供了一把双面宝剑。一方面，它赋予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充份解释权，有助于借此在毛思想中注入邓的“新酒”。所以，思想解放运动的最大功能之一是为邓小平实用政治提供了理论和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从此成了改革的一种工具，可删可增，更可弃可用。
第二，适度民主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重要支柱与表现。为了邓政权的合法性，帮助邓迅速控制权力，华国锋被设计成保守政治的替罪羊和改革势力的垫脚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适度民主即成为必要。例如，邓小平极力支持平反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鼓励民众运用大字报的方式，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与不满。邓在1978年11月曾说，贴大字报是我们国家社会稳定的正常现象与表现，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或批评民众通过大字报来发展民主，我们应允许民众表达他们的意见。[68] 到1978年底，在邓的默许与鼓励下，民主墙开始兴起。随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摧毁了华国锋执政的合法性，成为邓小平主导中国未来政局的历史界点。[69]
为了继续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在1980年允许首次实施县级民主选举，并出现了候选人之间的竞选，差额选举和选民自选候选人的现象。[70] 同时，他提出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71] 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邓小平始终认为，所有民主或分权的改革措施，必须有利于党的领导与社会稳定。例如当他提到党不能干预太多时，首先强调这“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72]
第三，与适度民主相配合，适度法制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另一支撑。为了区别于毛时代的家长制与人治，邓小平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反对“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指出应集中力量制定专门法律，旨在“做到功过份明，赏罚分明。”[73] 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认为，邓式民主代表了反对毛式民主的延续，他接受了一个古典的假设，即国家的强大建立在对民众能量的吸取之上。[74] 不过，对邓小平而言，法制实行与否，以及法制实行的限度皆要服从社会稳定的前提。邓的法制思想其实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理念的延续，即发展民主，必须实行专政，不对敌人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75]法制或专政再次成为邓小平执政的工具。
很显然，邓小平的“猫论”并不只局限于他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理解他的政治思想的钥匙。对邓而言，民主与法制也只是两只不同颜色的“猫”，只要有利于权威与稳定，他随时可以舍此取彼，或者两者皆取和两者皆弃。1978─1989年的中国政治正是在这种黑猫（专制）与白猫（民主）选择之间，曲折地移动。例如，逢双年（1978，1980，1982，1984，1986和1988年往往较为宽松； 而逢单年（1979，1981，1983，1985，1987和1989年）则常常走向反面。[76] 所以，当人们谴责或者批评邓政策的摇摆性、两面性和不彻底性之时，我以为这种双轨政策正是邓小平实用政治的必然与必需，这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无能无知，倒不如说是邓政策的重大特点与优势。其最大的历史功能在于，毛后的中国避免了全国范围内的动荡，维持了相当时期的社会稳定。
总之，上述三大次强人的时代所显示的双重历史功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正面意义。一方面，他们的保守政策有助于强人之后的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他们的开明作为则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也就是说，稳定需要对强人遗产的继承； 而发展又要求对强人政策的否定。所以，三大次强人的双轨政策不是自相矛盾或机会主义，而是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与必要条件。
四. 结语
上述二十世纪中国三大次强人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功能与机制，为我们理解变迁中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提供了三点启示。
第一，中国文化具有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即速稳慢变和易稳难变。孔孟的中庸之道、听天命以及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皆有助于守成求稳，更有助于社会传统与结构的代代延续，尤其是四千年的中华文明更为缓慢变动、小步前行的中国提供了动力与依据。
基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局限，二十世纪中国的多数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求稳不求变，一动不如一静，并自觉不自觉地寻求单一而又不可分解的政治权威。正象Edwin Winckler所指出，台湾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特徵之一乃是“公众的耐心”。[77] 这种耐心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以及台湾海峡两岸。正因为这种耐心，使人们发现在思想言论自由等方面，今日中国有时还不如“五·四”时期。也正因为这种耐心的制约，导致三大次强人时代竟然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包括封建意识、革命思想、中央集权政府、相对稳定的社会以及政治与军队的紧密结合。
第二，历史的客观条件往往制约了中国二十世纪强人与次强人的决策选择，迫使他们以政治权威为施政的最高目标。尽管一些次强人多次试图冲破这种历史的局限，但皆以高昂的社会成本和不甚理想的政绩而告终。
例如，邓小平曾多次尝试解决中央集权和领导终身制等问题，并希望将权力和平转移给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年轻一代，但却由此遭受重重阻力。1980年以王震为首的忠臣有意无意地希望维持邓的绝对权威，强烈要求邓同时身兼党政军首领。[78] 同时，当邓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之时，一些忠臣又鼓动改变中共中央的组织机构，取消中央主席，改为总书记，架空胡耀邦，旨在确立邓小平的实际权威。这是有人“适应邓小平不愿担任最高职务却必须制造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的政治需要的一个杰作”。[79] 同样，蒋经国曾对美国在台协会主任David Dean指出，他希望早一点，甚至更早一点实施自由化的改革，但种种内外因素却阻止了他的计划。[80]
由此表明，当我们在指责三位次强人的保守作为之时，不能忽视历史的局限对他们主观努力的制约；更不能漠视强大的历史惯性与沉重的文化包袱，逼使他们沿着中国式的历史轨道，缓缓前行。
第三，次强人所共同遵循的稳定优先原则，尽管具有保守色彩，但不一定是负面的历史动力。对此我们应该提倡运用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研究视角，客观评价各种历史现象。稳定并不意味着专制，也不绝对排斥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反，健康而积极的稳定正是社会与延续的平衡与综合。尤其是自由化的改革与渐进式的变动，为长期而又积极的稳定提供了根本动力。而专制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
同样，我们也应运用价值中立的观点评价民主。总体而言，民主作为一个原则是正面大于负面。但是，民主的不同形式，民主实施的不同地点，民主实施的不同时间，以及民主实施的不同速度，都将在根本上影响民主的质量。正象Peter Van Ness所指出，任何人不能期望中国民众简单地从国外，尤其是主要西方国家照搬政治制度和意识。 所以，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作一个全面的反思，尤其是三大次强人所提供的独特的稳定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正负面作用。
【注释】
1.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278
2.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10
3. Spence 前引书 p. 255
4. Li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8
5.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C. K. Chiang：Man of the People（Taipei：China Art Printing Works, 1979）, p. 41
6. 李达, 《蒋经国与台湾》,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7年版, 第198─207页
7. 《世界日报》, 台湾新闻专栏, 1994年2月24日
8. 毛毛, 《我的父亲邓小平》,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第308─317页
9. 毛毛, 前引书, 第347─349页
10. 毛毛, 前引书, 第617页
11. 毛毛, 前引书, 第648─649页
12. Spence, 前引书, p. 664
13. 李健编着, 《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 中国大陆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3页
14. 毛毛, 前引书, 第318页
15. 李健, 前引书, 第251, 259页
16. 李健, 前引书, 第298页
17. Joseph Esh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289
18. Spence, 前引书, p. 254
19. Spence, 前引书, p. 246
20. 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 A Background Stud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24
21. Ssu─yu Teng, 前引书, p. 211
22. Hollington K. Tong,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An Abridged Biography”in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edited b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China Art Printing Works, 1972）, p. 169
23.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p. 67
24. John Copper, “Domestic Politics”in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1）, pp. 343─44
25. Hollington Tong, 前引文, 第170─171页
26. Brian Crozier, The Man Who Lost China：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 380
27. 引自江南, 《蒋经国传》,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年版, 第430─431页
28. 江南, 前引书, 第11页
29. 江南, 前引书, 第432页
30. 江南, 前引书, 第11页
31. 李达, 前引书, 第33页, 表格2
32. 李健, 前引书, 第253页
33. 李健, 前引书, 第275页
34. 引自“Quarterly Documentation”, China Quarterly 59（July 1974）. p. 644
35. 李健, 前引书, 第262页
36. 江南, 前引书, 第401─402页
37. 有关中坜事件的详情, 参见江南, 前引书, 第454─458页
38. 江南, 前引书, 第5页
39. 文, 《中国“左祸”》, 北京朝华出版社, 1993年版, 第516页
40. “两个凡是”最先出现在《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 载两报一刊1977年2月7日
41. 参见《中国共产党党章》, 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通过
42. 阮铭, 《邓小平帝国》,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第122页
43. Teng, 前引书, 第211页
44. Li Chien─nung,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trans. Teng Ssu─yu & Jeremy Ingall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60
45. Prence, 前引书, P. 280
46. Cyril Pearl, Morrison of Peking（Sydney, Australia, 1967）, pp. 288─289； Spence, 前引书, PP. 281, 283─284
47. Cyril Pearl, 前引书, p. 289
48. Li Chien─nung, 前引书, p. 267
49. Spence, 前引书, p. 278─279
50. Spence, 前引书, p. 280
51. Spence, 前引书, pp. 283─285
52.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4（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6─37
53. Spence, 前引书, p. 283
54. John F. Copp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The Taiwan Experience, 1950─1980, edited by James Hsiung,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81）, p. 360
55. Harvey Feldm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 163
56. 江南, 前引书, 第449─454页
57. 江南, 前引书, 第470─474页
58. John F. Copper, A Quiet Revoluti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 C. ：The Ethics & Public Policy Center, 1988）, pp. 39─41
59. John Copper, 前引书, P. ix
60. 狄扬, “蒋经国时代权力结构探析”, 见《蒋经国浮雕》, 台湾风云论坛社, 1985年, 第200页
61. John Copper, 前引书, p. x.
62. 有关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思想, 参见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144─170页
63. 阮铭, 前引书, 第221页
64. 阮铭, 前引书, 第161─162页
65. 邓小平, “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 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330页
66. 邓小平,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 第174页
67. 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参见《光明日报》, 1978年5月11日
68. 见《人民日报》, 1978年11月28日
69. 阮铭, 前引书, 第52─53页
70. 阮铭, 前引书, 第102页
71. 邓小平,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993年, 第164页
72. 同上
73. 邓小平,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12月13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136─137页
74.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New York: Alfred.A.Knopg, 1985）, p.83
75. 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154─155页
76. 阮铭, 前引书, 第168─171页
77. Edwin Winckler, “The Constitutional Conundrum & the Need for Reform,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Harvey Feldman （New York: M.E. Sharp, Inc., 1991）, p.17
78. 阮铭, 前引书, 第121─122页
79. 阮铭, 前引书, 第127─128页
80. David Dean, “U.S. Policy in a Time of Rapid Political Change on Taiwan, ”In Constitutional Reform & the Futur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4881. Peter Van Ness, “China & the World: The Transnational Challeng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Autumn, 1992）, 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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