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5 中国的民主化与新权威主义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5 中国的民主化与新权威主义
中国的民主化与新权威主义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新权威主义的涵义
三. 新权威主义的积极意义
四. 新权威主义是脱离中国现实的
五. 中共政权缺少“新权威“应有的权威和能力
六. 再谈东亚模式和台湾经验
七. 经济发达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充份条件
八. 对中国现状的评价
九. 及时的、适度的民主化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十. 结语
一. 问题的提出
近来，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的评判、对发展前景的预估以及对未来的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上，有两种观点颇占上风。一种是乐观的，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经济市场化和财产私有化方兴未艾、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产阶级将自然成长起来，公民社会也会发育出来，民主政治的确立将水到渠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任何直接的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和具体实践，都会给需要集中权力推动或操纵这一现代化过程的“权威”个人或集团带来麻烦，给社会带来混乱，从而阻碍这一过程，因此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后面隐藏着各种危机。这些危机会在邓后，特别是中共失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控制后爆发出来。一旦爆发出来，中国便会陷于大乱。然而，中国民众目前尚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素质和能力，因此，任何直接的推动民主化的行动，特别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推动力量不仅不能消除危机，而且会导致社会动乱的提前到来。因此，人们只能寄望于中共的领导，从旁协助以争取其变革，从而把危机降到最低点。
有趣的是，对现状判断迥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对下一步该如何走的回答却几乎是相同的。事实上，前种观点确信近几年来中国真正实践了新权威主义，相信现在以及未来新权威主义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后一种观点对前一时期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其含义见第二节）的实践结果持相当否定的态度，但却蕴涵了这样的结论：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而言，新权威主义是中国未来唯一可行的道路。
新权威主义是谈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问题时所无法避免的问题。特别是中共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线后，因“六四”事件而一度消沉的新权威主义又重新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重视。俄国和东欧经济改革的困境更促使了对这一观点的肯定和认同。本文所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权威主义符合中国的现实吗？中共近年来的作为与新权威主义的理想相差多远？如何评价新权威主义的历史功过？
二. 新权威主义的涵义
二战前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因此，政治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以保障自由为前提的民主政治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点。自六十年代起，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在专制政体之下发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其中一些国家还建立了较完整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一发展模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并被归纳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大题目下进行研究，被称为“new authoritarianism”，在中国被译为“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新术语，有其特定的涵义。新权威是相对于旧权威而言的。所谓旧权威是指无所不控制的全权政体和权力。而新权威，是指具有现代化知识和取向、鼓励并保障经济自由、同时严密控制政治领域的专制政体和权力。“新权威主义”是这种“政治专制，经济自由”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提出来，被中共的领导或接受或排斥，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加进了中国的特色。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高通货膨胀率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环境非常糟糕，改革派在权力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一些学者认为：1）需要保住改革派的地位以使改革不开倒车；2）需要确立强有力的权威以稳定民众情绪和继续经济改革；3）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产权私有化和确立市场经济的问题；4）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只能靠“开明”的权威，运用集中的权力强制地推行党政分离、政经分离、法制建设等政治改革措施来解决。民主化的措施不仅不合国情，而且会引起社会混乱，破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5）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只有这样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但从时间顺序上，民主化是第二位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无非是在为未来的民主化准备经济和社会条件；6）在寻找新的改革出路时，重要的是要有指导改革之理论的突破。基于这些思考，这些学者借鉴东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作为中国现代化（民主化）发展战略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概括起来，这个理论的内涵是：利用专制的权威消除个人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确立并保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经济上明确界定和保障产权，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机制，辅以权威干予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上实行排斥自由选举和多党制为特徵的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准备社会经济条件，经济现代化最终使民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新权威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一种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过渡理论。
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当时颇得邓小平的欣赏。然而，六四镇压则是对“开明专制”的极大讽刺。中共改革派力量在六四事件中严重受挫。新权威主义观点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攻击，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而在中共上层消声匿迹。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政治局正式批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方针。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质是：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搞市场经济。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实际只坚持一条，即共产党一党专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概括为：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经济自由化。这一发展模式虽未在理论上冠以新权威主义，而实质上是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
我们完全同意丁学良先生“权威绝非专制的天然属性”的论断。建立权威、使用权威与使用权力维持专制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是以维持权力及其既得利益为主要宗旨的，这与新权威主义的本意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正的新权威的决定常常是符合现代化进程的方向的，而中共式的新权威为了维持权力、保护利益，其决定常常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向相违背。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的实践结果必然与新权威主义的理想相差甚远。
三. 新权威主义的积极意义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过渡理论，它的提出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是中共体制内的学者为中共提出的第一个承认民主自由价值的并以其为目标的、指导中共改革的理论。虽然它没有成为官方理论被公开宣传和实践，但是被当时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半公开的认可，在中共中高层和学术界公开讨论和辩论，第一次冲破了中共党内不能谈民主（真正的民主）的禁区，在中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影响是深远的。
其次，新权威主义所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它把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路从目标理论转移到过程理论，这种思路的转移对中国民主化事业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吴嘉隆先生所说“......这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方面，第一次将思路具体化到从专制如何向民主转化这一主题上来。这样一个近百年来的关键问题被人们提得太迟了......”“......中国不缺对民主的热情，缺的是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具体战略。”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菁英在引导中国、操纵中国的时候，缺乏社会转型的学问，缺乏精心细致的社会规划能力。这不但是八九民运的一个教训，也是十年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教训。
四. 新权威主义是脱离中国现实的
任何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过渡理论，除非它倡导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政权，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迫使专制者限制自己的权力（甚至丢掉权力）问题。而权力、特别是专制权力，又有不受限制强化的自然倾向。这是所有难题的源头。西方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已意识到了这个难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曾说：困难在于，你首先需要使政府有能力控制民众，然后又要迫使它限制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一难题入手，分析中共的权力结构是否符合新权威主义对新权威的假定，把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与新权威主义的原始模型──东亚模式，特别是台湾模式──做客观深入的比较，才能够回答新权威主义是否符合中国现实，在中国是否可行的问题。
中共的改革一开始就陷进了使用权力改革与改革权力本身的矛盾之中。中共的权力集团一直在保住专制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制定改革政策为民谋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旋涡中打转。因为后者与前两者常常是相抵触的。当然，任何政权、特别是专制政权，都会有相同的问题。但是，中共政权与东亚新权威专制政权最大的差别在于：从中共政权诞生、特别是中共完成私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过程起，中共政权的权力就和经济利益紧密地合为一体了。经济改革后，这种结合更具有了私人化（权力和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相结合）和表面化的新形式。这当然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朱嘉明先生在“论中国的新资本主义”中，把中国改革后所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新资本主义”，他在分析新资本主义的资本来源时说，“中国的新资本主义的资本基础是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之下所控制的全部财富。换句话说，这个由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阶层，经过几十年所积累的有形的无形的资本，包括土地、河流、草原、森林这些在宪法上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 都构成了中国新资本主义的资本基础。所谓新资本主义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国有资源私有化的过程。”
因此，与新权威主义所定义的“开明”专制之下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中国多出一项工程──专制权力主导的国有资本、国有资源的私有化。这项工程是原共产体制国家进行现代化所特有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共产体制国家现代化问题才区别于其它类型的国家。
这项工程比任何其它新权威主义过渡时期所进行的工程都难。严格地讲，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以前，专制“权威”就算不上新权威主义的新权威。因为在专制权力控制大量国有资本、国有资源条件下的经济自由都是有限的；经济领域中真正意义的自由竞争将不可能；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使得所谓“允许鼓励并保障经济自由、严密控制政治领域”的新权威不可能出现；而专制权力的腐败使新权威主义赖以实行的其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难以生存；专制政权将绝无权威可言。
那么，要在现时的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就首先需要根据中国现在的条件，由某种方式制造出符合新权威主义理想的、不至于被轻易清除或打倒的新权威，同时这个新权威要么必须拥有足够的时间实施权威，要么后继的专制个人或集团也是新权威，以使新权威主义所定义的现代化过程得以完成。但是，这正象一些人渴望中国出现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式的人物一样，是脱离中国现实的。
五. 中共政权缺少“新权威“应有的权威和能力
如上所述，中共专制政权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没有完成之前算不上新权威主义意义下的新权威。而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也没有产生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饼基本上是轮番地按权力大小瓜分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几乎是重迭的。除少数人外，发财与权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何体制的国家这都是最头疼的问题。中共权力机构的腐败远远超过了“四小龙”起飞时的程度。用陈一谘先生的话讲是“官僚腐败深入骨髓”。这就造成了分配极为不公、贫富悬殊巨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权力特性和社会经济状况与实行新权威主义所需要的条件相去甚远。
新权威主义要求“新权威”的政权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确立并保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而中共政权的特性，使得它在许多方面是没有能力的。中共的权力集团从改革开始就在维持专制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制定改革政策为民谋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旋涡里打转。后者是常常屈服于前两者的。好的政策和措施只有和前两者不太矛盾的时候才能贯彻实施下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任何国家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严格的财政制度和金融秩序却常常损害权力集团的经济利益，减少他们利用国家资本资源发财的机会。因此，许多政策执行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哪怕是权位最高的人也没有能力克服这样的阻力。象“清除官僚腐败”这样的“朝旨”已经出不了“午门”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政府常常由于政治权力的分散，尤其是被利益集团腐蚀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府相比显得缺少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资深记者豪尼克（Richard Hornik）最近说，“中国政府在维持财政和金融方面──这被假定为权威政权的优势──表现的比一个腐败的民主政府还无能。”
权力集团严重腐败并缺乏能力，使本来就信誉很低的中共政权几乎没有威信可言。权力机构里的人普遍对政权缺乏信心，而民众又缺乏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的管道，于是，攫取短期经济利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短期行为就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的普遍行为方式。东亚模式中良好的文官系统、教育体制和长期合理的产业政策等，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都极少可能生长出来。总而言之，中共政权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完成“新权威”应该完成的任务。
六. 再谈东亚模式和台湾经验
在新权威主义者看来，东亚实行新权威主义已获成功，若中国效仿东亚，也将通过新权威完成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进程。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忽略了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重大差异。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献是非常多的，总括地讲，文献较集中地揭示了东亚诸国经济现代化兴起时如下几个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些几乎都是现时的中国大陆不完全具备的，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不具备的。
1. 东亚“四小龙”普遍具有危机感。台湾、南韩受到共产政权的直接压力，风雨飘摇；香港是殖民地；新加坡刚刚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而且是城市国家（city-state）。国家小，资源贫乏，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强，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容易产生危机感、紧迫感；容易接受、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起飞。
2. 东西方冷战，两大阵营对垒。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漫延，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美国慷慨为东亚国家提供外援，并提供特惠关税和技术转移。
3. 西方国家当时正争取时机将其工业转型，把需要科研和高科技的产业留在国内，劳力密集的低级工业则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亚诸国利用了这个机会，吸引外资，设立出口导向的加工区。
这些环境和条件基本上是外部的，探究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特性和演变则更为重要。在东亚模式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可比度显然是最高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政府的腐败是最根本的因素。在大陆的失败以及中共政权的强大压力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改造自身的历史机会，解决了使用权力改革权力本身的第一个难题，为进一步限制权力奠定了权力机构内的基础。相比之下，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其次，与共产党截然不同，国民党从根本上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民主宪政的最终目标。这就使得一定程度的民主、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监督政府成为可能并逐步发展。台湾从1950年就正式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和基层自由选举，当时可以自由选举产生的官位和民意代表包括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等，第二届就扩大到省议会议员。每次选举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国民党党员当选。这样一来，许多经济上的成果随时在政治上得到巩固。民众有了一定的参政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
最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相类似，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自由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不需要政府提供资本。国民党自身的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在大陆时权力集团通国库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台湾本地的财富都藏于民间，而不在政府手中；国民党从意识形态上就保护私有财产，再加上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就使得它不可能按共产党的方式没收私人财产充公。因此，台湾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出现大陆那种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几乎完全重合的可能性，国民党政权也不可能有共产党那样程度的腐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有人讲，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土地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权力集团和土地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此话点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任何政权，假若其中的权力代表着直接经济利益，那么这个政权是不可能成功地治理一个国家的。
以上强调了国民党政权本身的状态和特性为台湾现代化所奠定的良好政治起点。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八十年代前还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没有民间民主力量的作用，台湾就不可能基本上长期保持良好的政治环境，最终较平顺地实现民主政治。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分配基本公平，民间的自主力量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教育高度普及，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加强。许多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民主理念，更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地批评时政，大胆地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台湾社会的多元化迅速发展，民主力量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开始有声势有成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对民主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活动，国民党政府也采取过强硬的手段进行打击迫害，如民主中国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等，但却通过扩大自由选举的方式把参政的民主力量容纳到政府体制中去。自由选举从县市和县市以下的级别开始扩大到省议会，从1969年开始部份地扩大到中央民意代表，直至全部的中央民意代表。在这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民主人士不屈不挠，顽强、和平、理性地推动民主化，冲破了报禁、党禁等一道道防线。与此同时，国民党面临着民主力量（其中一部份已经在政府体制内）的监督限制和压力，也进行了自身的民主革新。参政管道的及时制度化（如自由选举等）并逐级适度地扩大其范围，缓解了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冲突，使政府基本上保持了权威和信誉，使得台湾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在一个动态稳定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环境里进行。
上面讲过，专制权力主导国有资本和资源的私有化过程以及国有资本和资源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基本来源的事实，使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东亚诸国。假如说，在改革颇有成效、政府尚有威信、私有化过程尚未大面积开始的改革初期，开始开放基层的自由选举并有步骤地“硬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私有化的过程将会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经济改革的成果（如初期的农村改革）将及时在政治上得到巩固，中共政权就可能成为新权威，中国大陆也就可能进入象当时的台湾一样的新权威主义的历史阶段。然而，正因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与台湾等东亚模式相比多出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大陆要实行新权威主义，在这之前就应该相应地先走一步，那就是适度的民主化。而这一步却被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排斥了。
在谈到台湾的经验启示时，丁学良先生曾说“没有完整的政治民主制也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但这不等于说不要任何政治条件；东亚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理性化。”台湾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现代化需要政治民主化的及时配合，其成果才能得到巩固，也才能稳定地进行下去。
七. 经济发达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充份条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越发达，产生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大。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学家欧汤奈尔（O'Donnell）深入研究了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后，在七十年代向传统理论提出了系统挑战。他首先从理论上把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区分开来，指出政治多元化是指一个国家内存在多种不同诉求、不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单元，而政治民主化则是各种政治单元之间共存关系和他们参政管道的一种可能的制度化表现。欧汤奈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就较容易多元化，但政治民主化水平不一定越高。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的经济发展历史证实了这一论点。
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如上拉丁美洲几国内产生了各种参政愿望极强、政治诉求甚高且颇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力量，由此导致了政治多元化。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参政管道都没有及时得到制度化。于是，政治生活秩序混乱，产生的政府都是没有威信、缺少能力的“泛民主”政府。它们疲于满足力量较强的民众组织的过份需求，难于使经济均衡发展，从而产生了高通货膨胀等经济难题。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少壮派军人，趁政治经济形势混乱，采取军事政变的手段建立权威主义的政权，开始了又一轮经济发展。以后又经过了大约十年到二十年不等，才又开始了正规的民主化过程。
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多元化已经初见端倪。拉丁美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参政渠道制度化，政治生活将会异常混乱，政权也可能在“泛民主”和“军政府”的手中交替，政治不稳定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曾在他的成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参政意识和行动的程度与参政制度化程度的差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
八. 对中国现状的评价
改革以来，经济上的逐步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原来经济上集中、政治上集权、意识形态上高压的全权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础。概括地讲，中国的现状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正面现象。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部份人的生活水准得到相当大的提高，这和毛时代形成显著的对比。二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总体地方经济实力超过中央，形成和中央集权的抗衡力量，使得经济改革很难回转。三是中国经济逐渐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份。据统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从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增长到九零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要根据外部经济环境、依据国际法规和贯例来制定和实施，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正规市场化。四是中国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大为提高。据中共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中一半以上已由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以外资有关的企业所生产。换言之，公有制的基石──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萎缩。而人民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在相当的程度使他们摆脱了在原来的全权集中下对党、对国家的全面顺从和完全依赖。五是上述几个方面使得民间的社会活动空间形成一定的规模并逐步扩大，政治多元化（欧汤奈尔意义的）初见端倪，参政意识逐步提高。
然而，中国经济目前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经济自由权利得到充份保障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和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且，中共政权是没有威信、腐败透顶、缺少能力改革自身而又极力维持自身统治和经济利益的专制政权。它用“稳定压倒一切”方针排除了民间力量通过正常化制度化的管道参政的可能性，却没有能力解决与宏观经济环境、分配不公、私有化带来的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基础等有关的问题。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东亚经济奇迹”（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中指出，除去具体的政策不谈，把最基本的东西搞正确（getting the fundamentals right）是东亚成功的关键。我们同意豪尼克先生的判断：中国现在恰恰是最基本的东西搞错了（has the fundamentals wrong ）。
我们曾指出，中国处在自由、秩序、公平的失衡的状态。要发展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是必需的，而公正的法律又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中共政权所主导的按权力大小分配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使中国的自由竞争的起点不公平，竞争的方式也不公平。中共的现行体制不能为竞争提供公正的司法保证，暂且不论成文的法律是否够用，更严重的问题是，立法程序和执法程序的公正性是现行体制所无法保证的。因此，中国的“自由”竞争既没有公平，也没有秩序。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对权力的腐败没有任何纠正限制的能力，对任何政策制定和执行没有正常的参与渠道。一方面，不满情绪持续积累，时有爆发，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争取与权力挂上钩，包括港商、台商和外商也是这样，以便得到权力的保护和提供的机会攫取经济利益。于是，经济秩序紊乱，整个社会腐败成风毫无顾忌，不满情绪、不安定因素不断积累扩大。
每遇经济危机，中共就治理整顿一番，或曰宏观调控，也就是用行政手段重新确立一下宏观经济秩序。行政命令当然要由官僚来执行。因此治理整顿最多只能使官商稍避风头，而遭受打击的常常是因改革的正面效果而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每遇民众的抗议，中共就是用政治高压或军事暴力的手段进行压制或镇压，排除了几乎所有政治自由发育的条件，使得民众采取非常行动发泄不满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在现行体制下，想要有不牺牲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前曾对现存的不利中国经济长期平衡稳定发展的许多因素作过份析，在这里我们还想强调经济持续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政治稳定和民众起码的社会保障。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市场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必然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政治特权结合于市场化过程而转化为经济特权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社会愤恨，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冲突逐渐表面化。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相对利益损失所引起的对其它社会阶层，特别是特权阶层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农村土地无法容下的大批从非农业产业寻找出路的农民纷纷涌进城市，使得正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国营企业的工人的机会大为减少，劳动价格大为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环境也迅速恶化， 隐含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国营企业一直是市场化过程的最棘手的难题。补贴国营企业是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再加上国库通官商的腐败现象，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中共政府想以企业破产拍卖的方式解决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难题，但又没有能力支付失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还有原本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之外的涌进城市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也是不能忽略的。民众起码的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引起社会冲突。所有的社会冲突都没有和平的制度化的渠道得以解决，中共政府对任何社会冲突和民间有可能参政的力量只会用收买或暴力镇压两种方式来平息，社会矛盾只会积压不会化解，这样下去大的社会动荡将无法避免。
由此来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是动态稳定而不是静态稳定。杭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开宗明义地断言：美国、英国和苏联虽然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个制度的政府都能有效控制，他们因此而区别于其他软弱的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和杭廷顿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他们只用静态的观点来考查社会。用动态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一开始就把最基本的东西搞错了。这几年经济高速度发展并不能成为乐观的理由。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产业平衡、地区平衡、智力资本投资等，和社会矛盾如分配不公、官僚腐败、社会保障等，将会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面对着这些问题，“把最基本的东西搞正确”便成为关键。
九. 及时的、适度的民主化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所提及的第一种观点，虽然正确地估计到中国正在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的现实，但它所提出的排除或减小动荡的方案却是不正确的。它的方案无非是继续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这只会增加动荡的可能性，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欧汤奈尔的政治多元化状况：政治环境混乱，政府在“泛民主”和“军事独裁”之间摆动。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着急，时间到了中共也会搞民主的。我们不否认，当中共对中国社会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许多原专制政权的得益者将会祭起民主的旗帜搞起民主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民主化，那么这批人将带着腐败的习惯和方式搞民主，而又有一批人将带着长年积压的对前一批人的仇恨搞民主，这样的民主前景将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平时经常谈论的“应该不应该民主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是包含终极价值判断的，即民主到底是不是最符合人性、最能保护人的生命价值的政治制度，由此来决定是否要民主化。我们把这种民主化称为目标民主化。另一个层次是功利性质的，也就是把民主化的具体步骤与社会发展变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代价结合在一起考虑：民主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等。我们把这种民主称为功利民主化。在以上和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所说的民主化既是目标的也是功利的。是目标的，因为我们肯定民主的价值，认为中国一定应该朝着那个方向走。是功利的，因为我们把民主化的具体步骤紧密地与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代价结合在一起考虑。
我们认为如下的民主化实践是可行的：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2.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公开公平选举产生；3.新闻自由，舆论监督；4.非政治性利益团体自由结社。这些实践会使经济活动法规化成为可能，使民众及利益集团参政有初步的正规化制度化的渠道以缓解和消化社会矛盾；可以及时引进监督机制，使政府不在单一的利益集团（权力集团）的控制之下；可以减少腐败，从而提高能力制定和执行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也许许多如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不能靠上述民主化措施直接得到解决，但是及时开始上述实践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可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供经济赖以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政府也可以利用得来的权威和民众的信任较有力地推进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当人们说民主化目前在中国不可行时，有两种意思需要区分开。一种是，一提民主化就想到了完整的民主政治，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周期性的大选等，由此得出结论，目前在中国尚有实行民主化的困难。这种思路实际上错误地理解了民主化的“化”字。我们所说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指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民主实践开始做起，逐步升级。另一种意思是，中国人的素质连最基本最简单的民主都搞不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常用的论据就是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太低。这种观点忽视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军阀割据时代的许多省份，已经很成功地实施了村长、乡长的自由选举，有些省份甚至实施了县自治和县长的自由选举。当时的老百姓受教育水平恐怕比现在低得多。在国共两党内战的时候，中共在其解放区，也实行过村长的自由选举。当时，大部份农民还不会写甚至不认识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通过把黄豆放在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背后的碗里的方式公平地进行选举。另外，我们都应该记得在小学里选班干部的经历，只要班主任不预先指定由谁担任的话，我们都能公开地公平地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班干部。这些基本的民主运作为什么现在忽然就没有素质没有能力做了呢？只要村长乡长不再干涉老百姓的私生活，老百姓基本拥有经济自主权，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村长乡长便可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在城市里情形也是一样。
完整的民主政治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经验才能操作好，但最基本的民主要求和最简单的民主操作能力基本上是本能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他的新书《中国的危机》（China's Crisis）中指出，现今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信息传播到群众受教育水平都已经超过印度，因而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并指出，从政治文化背景上来说，台湾和中国大陆是相近似的。台湾也已经实行了完全的民主。因此，黎安友说：“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裂痕也许并不存在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群众之间，而存在于要求有更多民主的人们和害怕给与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之间。”
十. 结语
也许有人会说，连新权威都做不了的中共政权，你们怎么能奢望它采取民主化的措施，这难道不也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吗？我们和新权威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新权威主义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新权威的身上，民间主动促进民主化的实践被新权威主义理论所排斥。而我们上面所提的初步的民主化措施是提给所有人的。倘若中共政权愿意主动采取这些措施，那将是最好的，中国人所要付的代价也是最低的。我们不排斥中共政权主动采取民主化措施的可能性，但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民间的民主化推动力量上。台湾和其它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理性的、有建设能力的反对力量不屈不挠地追求民主的目标，促进民间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是至为关键的。
【参考文献】
1. 丁学良，“东亚模式与‘新权威主义’”，《民主中国》创刊号
2. 吴嘉隆，“如何操纵中国”，《民主中国》第4期
3. Madison，Federalist Papers，no.51
4. 朱嘉明，“论中国的新资本主义”，《中国之春》第129期
5. 陈一谘，“从独裁统治到‘群龙治水’”，《中国之春》
6. Richard Hornik，Bursting China's Bubble，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4
7. Stephan Haggard，Pathways From Periphe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8. O'Donnell，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e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1973}
9.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10. The World Bank，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11. 杨建利、邵剑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社会原因──自由、秩序、公平的失衡”，《中国之春》，第124期
12. 杨建利、邵剑平，“对邓后中国经济的预估”，《中国之春》，第126期
13. Andrew Nathan，China's crisis
14. 吴国光，“自由：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导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2期
15. 金耀基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报出版公司，1980
近来，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状的评判、对发展前景的预估以及对未来的现代化道路选择的思考上，有两种观点颇占上风。一种是乐观的，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基本稳定、经济市场化和财产私有化方兴未艾、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中产阶级将自然成长起来，公民社会也会发育出来，民主政治的确立将水到渠成。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任何直接的政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和具体实践，都会给需要集中权力推动或操纵这一现代化过程的“权威”个人或集团带来麻烦，给社会带来混乱，从而阻碍这一过程，因此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中国经济繁荣的表象后面隐藏着各种危机。这些危机会在邓后，特别是中共失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控制后爆发出来。一旦爆发出来，中国便会陷于大乱。然而，中国民众目前尚不具备实行民主的素质和能力，因此，任何直接的推动民主化的行动，特别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的推动力量不仅不能消除危机，而且会导致社会动乱的提前到来。因此，人们只能寄望于中共的领导，从旁协助以争取其变革，从而把危机降到最低点。
有趣的是，对现状判断迥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对下一步该如何走的回答却几乎是相同的。事实上，前种观点确信近几年来中国真正实践了新权威主义，相信现在以及未来新权威主义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后一种观点对前一时期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其含义见第二节）的实践结果持相当否定的态度，但却蕴涵了这样的结论：以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而言，新权威主义是中国未来唯一可行的道路。
新权威主义是谈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问题时所无法避免的问题。特别是中共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线后，因“六四”事件而一度消沉的新权威主义又重新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重视。俄国和东欧经济改革的困境更促使了对这一观点的肯定和认同。本文所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新权威主义符合中国的现实吗？中共近年来的作为与新权威主义的理想相差多远？如何评价新权威主义的历史功过？
二. 新权威主义的涵义
二战前后，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因此，政治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以保障自由为前提的民主政治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这些发达民主国家现代化的历程也基本上证实了这一点。自六十年代起，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在专制政体之下发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其中一些国家还建立了较完整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一发展模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并被归纳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大题目下进行研究，被称为“new authoritarianism”，在中国被译为“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新术语，有其特定的涵义。新权威是相对于旧权威而言的。所谓旧权威是指无所不控制的全权政体和权力。而新权威，是指具有现代化知识和取向、鼓励并保障经济自由、同时严密控制政治领域的专制政体和权力。“新权威主义”是这种“政治专制，经济自由”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理论概括。
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提出来，被中共的领导或接受或排斥，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加进了中国的特色。1988年，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以高通货膨胀率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环境非常糟糕，改革派在权力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时，一些学者认为：1）需要保住改革派的地位以使改革不开倒车；2）需要确立强有力的权威以稳定民众情绪和继续经济改革；3）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产权私有化和确立市场经济的问题；4）私有化和市场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只能靠“开明”的权威，运用集中的权力强制地推行党政分离、政经分离、法制建设等政治改革措施来解决。民主化的措施不仅不合国情，而且会引起社会混乱，破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5）改革的目标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只有这样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但从时间顺序上，民主化是第二位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无非是在为未来的民主化准备经济和社会条件；6）在寻找新的改革出路时，重要的是要有指导改革之理论的突破。基于这些思考，这些学者借鉴东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作为中国现代化（民主化）发展战略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概括起来，这个理论的内涵是：利用专制的权威消除个人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确立并保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经济上明确界定和保障产权，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和消费的主要机制，辅以权威干予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上实行排斥自由选举和多党制为特徵的专制主义；经济发展为民主化准备社会经济条件，经济现代化最终使民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新权威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一种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过渡理论。
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当时颇得邓小平的欣赏。然而，六四镇压则是对“开明专制”的极大讽刺。中共改革派力量在六四事件中严重受挫。新权威主义观点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攻击，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而在中共上层消声匿迹。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共政治局正式批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方针。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质是：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搞市场经济。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实际只坚持一条，即共产党一党专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概括为：共产党一党专制下的经济自由化。这一发展模式虽未在理论上冠以新权威主义，而实质上是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
我们完全同意丁学良先生“权威绝非专制的天然属性”的论断。建立权威、使用权威与使用权力维持专制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是以维持权力及其既得利益为主要宗旨的，这与新权威主义的本意的根本区别在于：真正的新权威的决定常常是符合现代化进程的方向的，而中共式的新权威为了维持权力、保护利益，其决定常常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向相违背。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的实践结果必然与新权威主义的理想相差甚远。
三. 新权威主义的积极意义
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过渡理论，它的提出对中国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有其特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是中共体制内的学者为中共提出的第一个承认民主自由价值的并以其为目标的、指导中共改革的理论。虽然它没有成为官方理论被公开宣传和实践，但是被当时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半公开的认可，在中共中高层和学术界公开讨论和辩论，第一次冲破了中共党内不能谈民主（真正的民主）的禁区，在中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影响是深远的。
其次，新权威主义所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它把探索中国现代化的思路从目标理论转移到过程理论，这种思路的转移对中国民主化事业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吴嘉隆先生所说“......这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方面，第一次将思路具体化到从专制如何向民主转化这一主题上来。这样一个近百年来的关键问题被人们提得太迟了......”“......中国不缺对民主的热情，缺的是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具体战略。”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菁英在引导中国、操纵中国的时候，缺乏社会转型的学问，缺乏精心细致的社会规划能力。这不但是八九民运的一个教训，也是十年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教训。
四. 新权威主义是脱离中国现实的
任何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过渡理论，除非它倡导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政权，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如何迫使专制者限制自己的权力（甚至丢掉权力）问题。而权力、特别是专制权力，又有不受限制强化的自然倾向。这是所有难题的源头。西方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已意识到了这个难题。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中曾说：困难在于，你首先需要使政府有能力控制民众，然后又要迫使它限制自己。
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一难题入手，分析中共的权力结构是否符合新权威主义对新权威的假定，把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与新权威主义的原始模型──东亚模式，特别是台湾模式──做客观深入的比较，才能够回答新权威主义是否符合中国现实，在中国是否可行的问题。
中共的改革一开始就陷进了使用权力改革与改革权力本身的矛盾之中。中共的权力集团一直在保住专制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制定改革政策为民谋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旋涡中打转。因为后者与前两者常常是相抵触的。当然，任何政权、特别是专制政权，都会有相同的问题。但是，中共政权与东亚新权威专制政权最大的差别在于：从中共政权诞生、特别是中共完成私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过程起，中共政权的权力就和经济利益紧密地合为一体了。经济改革后，这种结合更具有了私人化（权力和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相结合）和表面化的新形式。这当然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
朱嘉明先生在“论中国的新资本主义”中，把中国改革后所搞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称为“新资本主义”，他在分析新资本主义的资本来源时说，“中国的新资本主义的资本基础是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之下所控制的全部财富。换句话说，这个由工人、农民以及其他阶层，经过几十年所积累的有形的无形的资本，包括土地、河流、草原、森林这些在宪法上属于国家所有的资源， 都构成了中国新资本主义的资本基础。所谓新资本主义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国有资源私有化的过程。”
因此，与新权威主义所定义的“开明”专制之下实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中国多出一项工程──专制权力主导的国有资本、国有资源的私有化。这项工程是原共产体制国家进行现代化所特有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原共产体制国家现代化问题才区别于其它类型的国家。
这项工程比任何其它新权威主义过渡时期所进行的工程都难。严格地讲，在这个过程未完成以前，专制“权威”就算不上新权威主义的新权威。因为在专制权力控制大量国有资本、国有资源条件下的经济自由都是有限的；经济领域中真正意义的自由竞争将不可能；权力（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使得所谓“允许鼓励并保障经济自由、严密控制政治领域”的新权威不可能出现；而专制权力的腐败使新权威主义赖以实行的其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难以生存；专制政权将绝无权威可言。
那么，要在现时的中国实行新权威主义，就首先需要根据中国现在的条件，由某种方式制造出符合新权威主义理想的、不至于被轻易清除或打倒的新权威，同时这个新权威要么必须拥有足够的时间实施权威，要么后继的专制个人或集团也是新权威，以使新权威主义所定义的现代化过程得以完成。但是，这正象一些人渴望中国出现戈巴契夫和叶尔钦式的人物一样，是脱离中国现实的。
五. 中共政权缺少“新权威“应有的权威和能力
如上所述，中共专制政权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没有完成之前算不上新权威主义意义下的新权威。而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也没有产生实行新权威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
中国的社会主义大饼基本上是轮番地按权力大小瓜分的。结果就是，中国的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几乎是重迭的。除少数人外，发财与权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任何体制的国家这都是最头疼的问题。中共权力机构的腐败远远超过了“四小龙”起飞时的程度。用陈一谘先生的话讲是“官僚腐败深入骨髓”。这就造成了分配极为不公、贫富悬殊巨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权力特性和社会经济状况与实行新权威主义所需要的条件相去甚远。
新权威主义要求“新权威”的政权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确立并保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宏观经济环境。而中共政权的特性，使得它在许多方面是没有能力的。中共的权力集团从改革开始就在维持专制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制定改革政策为民谋利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旋涡里打转。后者是常常屈服于前两者的。好的政策和措施只有和前两者不太矛盾的时候才能贯彻实施下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任何国家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严格的财政制度和金融秩序却常常损害权力集团的经济利益，减少他们利用国家资本资源发财的机会。因此，许多政策执行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哪怕是权位最高的人也没有能力克服这样的阻力。象“清除官僚腐败”这样的“朝旨”已经出不了“午门”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民主政府常常由于政治权力的分散，尤其是被利益集团腐蚀的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府相比显得缺少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资深记者豪尼克（Richard Hornik）最近说，“中国政府在维持财政和金融方面──这被假定为权威政权的优势──表现的比一个腐败的民主政府还无能。”
权力集团严重腐败并缺乏能力，使本来就信誉很低的中共政权几乎没有威信可言。权力机构里的人普遍对政权缺乏信心，而民众又缺乏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的管道，于是，攫取短期经济利益、“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短期行为就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的普遍行为方式。东亚模式中良好的文官系统、教育体制和长期合理的产业政策等，在中国现时的条件下都极少可能生长出来。总而言之，中共政权没有权威也没有能力完成“新权威”应该完成的任务。
六. 再谈东亚模式和台湾经验
在新权威主义者看来，东亚实行新权威主义已获成功，若中国效仿东亚，也将通过新权威完成先市场化后民主化的进程。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忽略了东亚模式与中国模式的重大差异。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文献是非常多的，总括地讲，文献较集中地揭示了东亚诸国经济现代化兴起时如下几个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些几乎都是现时的中国大陆不完全具备的，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不具备的。
1. 东亚“四小龙”普遍具有危机感。台湾、南韩受到共产政权的直接压力，风雨飘摇；香港是殖民地；新加坡刚刚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而且是城市国家（city-state）。国家小，资源贫乏，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强，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容易产生危机感、紧迫感；容易接受、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方法，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起飞。
2. 东西方冷战，两大阵营对垒。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漫延，加强自由世界的力量，美国慷慨为东亚国家提供外援，并提供特惠关税和技术转移。
3. 西方国家当时正争取时机将其工业转型，把需要科研和高科技的产业留在国内，劳力密集的低级工业则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亚诸国利用了这个机会，吸引外资，设立出口导向的加工区。
这些环境和条件基本上是外部的，探究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特性和演变则更为重要。在东亚模式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可比度显然是最高的。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政府的腐败是最根本的因素。在大陆的失败以及中共政权的强大压力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改造自身的历史机会，解决了使用权力改革权力本身的第一个难题，为进一步限制权力奠定了权力机构内的基础。相比之下，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其次，与共产党截然不同，国民党从根本上肯定自由民主的价值，坚持民主宪政的最终目标。这就使得一定程度的民主、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监督政府成为可能并逐步发展。台湾从1950年就正式开始推行地方自治和基层自由选举，当时可以自由选举产生的官位和民意代表包括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等，第二届就扩大到省议会议员。每次选举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国民党党员当选。这样一来，许多经济上的成果随时在政治上得到巩固。民众有了一定的参政渠道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
最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相类似，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自由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不需要政府提供资本。国民党自身的改造在相当程度上清除了在大陆时权力集团通国库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台湾本地的财富都藏于民间，而不在政府手中；国民党从意识形态上就保护私有财产，再加上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就使得它不可能按共产党的方式没收私人财产充公。因此，台湾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出现大陆那种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几乎完全重合的可能性，国民党政权也不可能有共产党那样程度的腐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有人讲，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土地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的权力集团和土地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此话点破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任何政权，假若其中的权力代表着直接经济利益，那么这个政权是不可能成功地治理一个国家的。
以上强调了国民党政权本身的状态和特性为台湾现代化所奠定的良好政治起点。应该指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八十年代前还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没有民间民主力量的作用，台湾就不可能基本上长期保持良好的政治环境，最终较平顺地实现民主政治。在台湾的发展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分配基本公平，民间的自主力量开始形成并逐渐壮大。教育高度普及，一般民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加强。许多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民主理念，更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断地批评时政，大胆地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台湾社会的多元化迅速发展，民主力量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开始有声势有成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对民主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活动，国民党政府也采取过强硬的手段进行打击迫害，如民主中国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等，但却通过扩大自由选举的方式把参政的民主力量容纳到政府体制中去。自由选举从县市和县市以下的级别开始扩大到省议会，从1969年开始部份地扩大到中央民意代表，直至全部的中央民意代表。在这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民主人士不屈不挠，顽强、和平、理性地推动民主化，冲破了报禁、党禁等一道道防线。与此同时，国民党面临着民主力量（其中一部份已经在政府体制内）的监督限制和压力，也进行了自身的民主革新。参政管道的及时制度化（如自由选举等）并逐级适度地扩大其范围，缓解了社会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冲突，使政府基本上保持了权威和信誉，使得台湾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在一个动态稳定的政权结构和社会环境里进行。
上面讲过，专制权力主导国有资本和资源的私有化过程以及国有资本和资源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基本来源的事实，使中国的现代化有别于东亚诸国。假如说，在改革颇有成效、政府尚有威信、私有化过程尚未大面积开始的改革初期，开始开放基层的自由选举并有步骤地“硬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么，这个私有化的过程将会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经济改革的成果（如初期的农村改革）将及时在政治上得到巩固，中共政权就可能成为新权威，中国大陆也就可能进入象当时的台湾一样的新权威主义的历史阶段。然而，正因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与台湾等东亚模式相比多出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大陆要实行新权威主义，在这之前就应该相应地先走一步，那就是适度的民主化。而这一步却被新权威主义在理论上排斥了。
在谈到台湾的经验启示时，丁学良先生曾说“没有完整的政治民主制也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但这不等于说不要任何政治条件；东亚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理性化。”台湾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现代化需要政治民主化的及时配合，其成果才能得到巩固，也才能稳定地进行下去。
七. 经济发达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充份条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越发达，产生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大。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学家欧汤奈尔（O'Donnell）深入研究了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后，在七十年代向传统理论提出了系统挑战。他首先从理论上把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区分开来，指出政治多元化是指一个国家内存在多种不同诉求、不同政治理念的政治单元，而政治民主化则是各种政治单元之间共存关系和他们参政管道的一种可能的制度化表现。欧汤奈尔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就较容易多元化，但政治民主化水平不一定越高。拉丁美洲几个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等的经济发展历史证实了这一论点。
经济的现代化发展使得如上拉丁美洲几国内产生了各种参政愿望极强、政治诉求甚高且颇有组织能力的民间力量，由此导致了政治多元化。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参政管道都没有及时得到制度化。于是，政治生活秩序混乱，产生的政府都是没有威信、缺少能力的“泛民主”政府。它们疲于满足力量较强的民众组织的过份需求，难于使经济均衡发展，从而产生了高通货膨胀等经济难题。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少壮派军人，趁政治经济形势混乱，采取军事政变的手段建立权威主义的政权，开始了又一轮经济发展。以后又经过了大约十年到二十年不等，才又开始了正规的民主化过程。
在中国，由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多元化已经初见端倪。拉丁美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及时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参政渠道制度化，政治生活将会异常混乱，政权也可能在“泛民主”和“军政府”的手中交替，政治不稳定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美国政治学家杭廷顿曾在他的成名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参政意识和行动的程度与参政制度化程度的差越大，社会就越不稳定。
八. 对中国现状的评价
改革以来，经济上的逐步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原来经济上集中、政治上集权、意识形态上高压的全权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础。概括地讲，中国的现状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正面现象。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部份人的生活水准得到相当大的提高，这和毛时代形成显著的对比。二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总体地方经济实力超过中央，形成和中央集权的抗衡力量，使得经济改革很难回转。三是中国经济逐渐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份。据统计，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从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增长到九零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要根据外部经济环境、依据国际法规和贯例来制定和实施，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的正规市场化。四是中国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大为提高。据中共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中一半以上已由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以外资有关的企业所生产。换言之，公有制的基石──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萎缩。而人民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在相当的程度使他们摆脱了在原来的全权集中下对党、对国家的全面顺从和完全依赖。五是上述几个方面使得民间的社会活动空间形成一定的规模并逐步扩大，政治多元化（欧汤奈尔意义的）初见端倪，参政意识逐步提高。
然而，中国经济目前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经济自由权利得到充份保障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和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而且，中共政权是没有威信、腐败透顶、缺少能力改革自身而又极力维持自身统治和经济利益的专制政权。它用“稳定压倒一切”方针排除了民间力量通过正常化制度化的管道参政的可能性，却没有能力解决与宏观经济环境、分配不公、私有化带来的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基础等有关的问题。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东亚经济奇迹”（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中指出，除去具体的政策不谈，把最基本的东西搞正确（getting the fundamentals right）是东亚成功的关键。我们同意豪尼克先生的判断：中国现在恰恰是最基本的东西搞错了（has the fundamentals wrong ）。
我们曾指出，中国处在自由、秩序、公平的失衡的状态。要发展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是必需的，而公正的法律又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中共政权所主导的按权力大小分配的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使中国的自由竞争的起点不公平，竞争的方式也不公平。中共的现行体制不能为竞争提供公正的司法保证，暂且不论成文的法律是否够用，更严重的问题是，立法程序和执法程序的公正性是现行体制所无法保证的。因此，中国的“自由”竞争既没有公平，也没有秩序。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对权力的腐败没有任何纠正限制的能力，对任何政策制定和执行没有正常的参与渠道。一方面，不满情绪持续积累，时有爆发，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争取与权力挂上钩，包括港商、台商和外商也是这样，以便得到权力的保护和提供的机会攫取经济利益。于是，经济秩序紊乱，整个社会腐败成风毫无顾忌，不满情绪、不安定因素不断积累扩大。
每遇经济危机，中共就治理整顿一番，或曰宏观调控，也就是用行政手段重新确立一下宏观经济秩序。行政命令当然要由官僚来执行。因此治理整顿最多只能使官商稍避风头，而遭受打击的常常是因改革的正面效果而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每遇民众的抗议，中共就是用政治高压或军事暴力的手段进行压制或镇压，排除了几乎所有政治自由发育的条件，使得民众采取非常行动发泄不满和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在现行体制下，想要有不牺牲自由和公平的秩序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前曾对现存的不利中国经济长期平衡稳定发展的许多因素作过份析，在这里我们还想强调经济持续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政治稳定和民众起码的社会保障。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市场化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必然引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政治特权结合于市场化过程而转化为经济特权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社会愤恨，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之间的冲突逐渐表面化。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相对利益损失所引起的对其它社会阶层，特别是特权阶层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农村土地无法容下的大批从非农业产业寻找出路的农民纷纷涌进城市，使得正在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国营企业的工人的机会大为减少，劳动价格大为降低，城市居住和生活环境也迅速恶化， 隐含着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国营企业一直是市场化过程的最棘手的难题。补贴国营企业是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再加上国库通官商的腐败现象，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中共政府想以企业破产拍卖的方式解决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难题，但又没有能力支付失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还有原本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之外的涌进城市的农民的社会保障也是不能忽略的。民众起码的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引起社会冲突。所有的社会冲突都没有和平的制度化的渠道得以解决，中共政府对任何社会冲突和民间有可能参政的力量只会用收买或暴力镇压两种方式来平息，社会矛盾只会积压不会化解，这样下去大的社会动荡将无法避免。
由此来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是动态稳定而不是静态稳定。杭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开宗明义地断言：美国、英国和苏联虽然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个制度的政府都能有效控制，他们因此而区别于其他软弱的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和杭廷顿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他们只用静态的观点来考查社会。用动态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一开始就把最基本的东西搞错了。这几年经济高速度发展并不能成为乐观的理由。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产业平衡、地区平衡、智力资本投资等，和社会矛盾如分配不公、官僚腐败、社会保障等，将会越来越尖锐地表现出来。面对着这些问题，“把最基本的东西搞正确”便成为关键。
九. 及时的、适度的民主化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所提及的第一种观点，虽然正确地估计到中国正在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的现实，但它所提出的排除或减小动荡的方案却是不正确的。它的方案无非是继续中共式的新权威主义，这只会增加动荡的可能性，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欧汤奈尔的政治多元化状况：政治环境混乱，政府在“泛民主”和“军事独裁”之间摆动。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着急，时间到了中共也会搞民主的。我们不否认，当中共对中国社会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许多原专制政权的得益者将会祭起民主的旗帜搞起民主来。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民主化，那么这批人将带着腐败的习惯和方式搞民主，而又有一批人将带着长年积压的对前一批人的仇恨搞民主，这样的民主前景将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平时经常谈论的“应该不应该民主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是包含终极价值判断的，即民主到底是不是最符合人性、最能保护人的生命价值的政治制度，由此来决定是否要民主化。我们把这种民主化称为目标民主化。另一个层次是功利性质的，也就是把民主化的具体步骤与社会发展变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代价结合在一起考虑：民主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稳定、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等。我们把这种民主称为功利民主化。在以上和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所说的民主化既是目标的也是功利的。是目标的，因为我们肯定民主的价值，认为中国一定应该朝着那个方向走。是功利的，因为我们把民主化的具体步骤紧密地与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代价结合在一起考虑。
我们认为如下的民主化实践是可行的：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化；2.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表公开公平选举产生；3.新闻自由，舆论监督；4.非政治性利益团体自由结社。这些实践会使经济活动法规化成为可能，使民众及利益集团参政有初步的正规化制度化的渠道以缓解和消化社会矛盾；可以及时引进监督机制，使政府不在单一的利益集团（权力集团）的控制之下；可以减少腐败，从而提高能力制定和执行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也许许多如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不能靠上述民主化措施直接得到解决，但是及时开始上述实践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可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提供经济赖以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政府也可以利用得来的权威和民众的信任较有力地推进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当人们说民主化目前在中国不可行时，有两种意思需要区分开。一种是，一提民主化就想到了完整的民主政治，如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周期性的大选等，由此得出结论，目前在中国尚有实行民主化的困难。这种思路实际上错误地理解了民主化的“化”字。我们所说的民主化实际上是指从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民主实践开始做起，逐步升级。另一种意思是，中国人的素质连最基本最简单的民主都搞不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常用的论据就是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太低。这种观点忽视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在军阀割据时代的许多省份，已经很成功地实施了村长、乡长的自由选举，有些省份甚至实施了县自治和县长的自由选举。当时的老百姓受教育水平恐怕比现在低得多。在国共两党内战的时候，中共在其解放区，也实行过村长的自由选举。当时，大部份农民还不会写甚至不认识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通过把黄豆放在他们喜欢的候选人背后的碗里的方式公平地进行选举。另外，我们都应该记得在小学里选班干部的经历，只要班主任不预先指定由谁担任的话，我们都能公开地公平地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班干部。这些基本的民主运作为什么现在忽然就没有素质没有能力做了呢？只要村长乡长不再干涉老百姓的私生活，老百姓基本拥有经济自主权，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村长乡长便可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在城市里情形也是一样。
完整的民主政治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经验才能操作好，但最基本的民主要求和最简单的民主操作能力基本上是本能的。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他的新书《中国的危机》（China's Crisis）中指出，现今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信息传播到群众受教育水平都已经超过印度，因而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并指出，从政治文化背景上来说，台湾和中国大陆是相近似的。台湾也已经实行了完全的民主。因此，黎安友说：“今天，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裂痕也许并不存在于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群众之间，而存在于要求有更多民主的人们和害怕给与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之间。”
十. 结语
也许有人会说，连新权威都做不了的中共政权，你们怎么能奢望它采取民主化的措施，这难道不也是脱离中国的现实吗？我们和新权威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新权威主义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新权威的身上，民间主动促进民主化的实践被新权威主义理论所排斥。而我们上面所提的初步的民主化措施是提给所有人的。倘若中共政权愿意主动采取这些措施，那将是最好的，中国人所要付的代价也是最低的。我们不排斥中共政权主动采取民主化措施的可能性，但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民间的民主化推动力量上。台湾和其它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理性的、有建设能力的反对力量不屈不挠地追求民主的目标，促进民间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是至为关键的。
【参考文献】
1. 丁学良，“东亚模式与‘新权威主义’”，《民主中国》创刊号
2. 吴嘉隆，“如何操纵中国”，《民主中国》第4期
3. Madison，Federalist Papers，no.51
4. 朱嘉明，“论中国的新资本主义”，《中国之春》第129期
5. 陈一谘，“从独裁统治到‘群龙治水’”，《中国之春》
6. Richard Hornik，Bursting China's Bubble，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4
7. Stephan Haggard，Pathways From Peripher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8. O'Donnell，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eritarianism：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Berkeley，1973}
9.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10. The World Bank，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
11. 杨建利、邵剑平，“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社会原因──自由、秩序、公平的失衡”，《中国之春》，第124期
12. 杨建利、邵剑平，“对邓后中国经济的预估”，《中国之春》，第126期
13. Andrew Nathan，China's crisis
14. 吴国光，“自由：推进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基本导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2期
15. 金耀基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报出版公司，1980
| < Prev | Next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