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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1 增长、稳定及其代价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经济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4 Issue 1 增长、稳定及其代价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经济
增长、稳定及其代价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下的中国经济
一. 中国的新经济体制：市场社会主义
二.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中的中国经济
【参考文献】
一九九二年以来，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陆续步入低谷，中国却以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活跃的商业机会吸引了世界的注意。一些敏感的记者大胆乐观地预测未来中国的增长潜力和国际地位。作为一个改革中的原计划经济国家，中国不仅避免了俄罗斯目前那种经济困境，甚至拥有比此刻东欧各国都要好的经济表现：高增长、高收入、城市的低失业率。能不能从中国目前的局势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走了一条改革的捷径、中国经济从此即步步青云、直追东亚四小龙？无疑，这会是一个可能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而焦点之一则在于如何估价经过十五年改革后形成的新经济体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成就可以得到公认，第一是农村的经济活动已主要由市场机制支配，第二是对工商业的计划控制已经逐渐失效，第三是证卷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已有雏形。这三点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瓦解。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少官员、学者用计划控制的范围大大缩小，国营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来证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这两项指标确实可以说明计划经济在瓦解中，但是它们能不能表示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替代了呢？这恐怕是有疑问的。如果把经济制度简单地分成两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互相排斥、非此即彼，那么从中国计划经济的瓦解，就可以在逻辑上推出市场经济已开始替代计划经济。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已经是同质的了，可以用中国的增长率直接推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间，而不需要再考虑中国的增长率会不会因社会主义弊端而缩水。作者下面将说明，这种计划、市场两分法不适合解释中国现况。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瓦解，市场交换的扩大，使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些扑朔迷离的结果，其中之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改革以前的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 2.3：1，在改革中的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到1992年，城乡收入之比是2.5：1，改革后的收入差距比改革前还大[1]。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成长，城乡收入差距已不单纯是工业、农业收入差距问题。农村经济主要由市场调节，城市则还保留了社会主义大锅饭，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体制的收入差距。美国社会学家维克托·李（Victor Nee）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改革应使完全依托市场的生产者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为什么中国改革了十五年后，计划经济瓦解了，吃大锅饭的城市职工反而比依托市场的农民越来越好呢？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来具体分析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制，它不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又不太象市场经济，那么它是种什么样的体制呢？
一. 中国的新经济体制：市场社会主义
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不同角度。一种常见的观察方法是看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部份消除了。本文采用另一种方法，观察在改革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哪些部份保留未动，从而看它们是如何与市场型的经济活动相互结合的。
中国的改革是选择比较容易改的地方下手，然后进入了“攻坚”阶段。从1988年中国开始大讲“改革攻坚”，到1993年末，已历时六载。我们可以用观察非国营部门比重或计划控制比重的相似方法，来判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部份有无变化。反映典型的“社会主义病”的几个灵敏指标有收入膨胀、投资饥渴、公费消费，如果在国营部门这几个现象毫无变化，就说明改革在国营部门收效甚微。过去五年来，不管经济是萧条还是繁荣，国营部门员工收入的增长总是超过经济增长，即使遇到企业利润大幅跌落的年份工资奖金的平均水平也照样提高。五年来，国营员工的工资奖金已经翻了一番，是经济成长率的一倍。八十年代中国讲“投资饥渴”主要是指国营企业不顾一切争固定资产投资，又不能善加利用，造成严重浪费。过去两年的现实表明，国营企业的“投资饥渴症”更加严重，不仅继续争抢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抢不到银行短期贷款就活不下去。公费消费是过去五、六年来越来越兴盛的现象，一年公费吃喝开支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吃喝水准甚至远超过发达国家的饮宴水平，公费度假、公费出国旅游也已蔚然成风，以至于美国东西岸两大赌城中由中国来“访问”的干部流水不断。从这几个方面看，改革远未治愈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病”。
由于计划控制的逐渐瓦解，和非国营部门的扩大，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实已远不是计划经济型的了，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停留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半途中，保持着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状态。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宣称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将维持一种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科而奈给市场社会主义画了幅像：“权力结构和居支配地位的公有制必须保留下来并与‘市场’相结合。社会主义（即一党独治、权力垄断和公有制主导）加‘市场’（即企业独立性，企业间的合同关系，价格信号的效果）：这就是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混合型式”[2]。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与科而奈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市场社会主义诞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但却在中国被戴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桂冠。
社会主义脱掉计划经济的外衣，留下权力与资源垄断的本体，再与市场交换相结合，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从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到两大类特徵。第一类源于社会主义，即政府保护下的一部份人对资源、权力、机会的垄断。这并不只是政府官员才有垄断权，大部份的国营员工也有。这种垄断一方面是表现为我有你没有，我是国家职工，政府给工作，给收入，给房子住，你是农民，不受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主义的好处与你无缘; 另一方面，垄断又表现为拥有某种资源、权力、机会后就不会失去，干部有铁交椅，职工有铁饭碗，铁收入，铁福利。这样的垄断使受保护的国营员工不耽心职位和收入会有朝一日因市场变化而不保，又能无条件地享用诸多福利，他们感受不到逼迫他们努力工作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文学介绍了发达国家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后，在中国反而引起很多人对留学生的怜悯和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眷恋。这种垄断同时也意味着对私营经济的压抑，使私营业主时时耽心改革容许发展私营经济不过是“养肥猪”，最终还是要“宰”[3]。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了十来年，养育了一批富翁，但只见他们花钱赛富，不见他们把私营企业扩大，相反，还有私营企业要戴“红帽子”，重走集体化、公有制之路的。
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时也具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徵，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已被充份激发出来，商业交换渗透到经济活动、社会关系中，竞争也出现了。但是，这样的交换与竞争与市场经济中的交换、竞争又不一样。在中国，不仅仅商品、劳动力可以交换，被垄断的权力、资源、机会也都参与商业性交换，商业性交换因此与行政管理、公共事务服务相结合。官员以行政权力交换好处费，医生用医务质量交换红包，教师用招生权交换奖金。四五年以前，比较多见的钱权交换是利用双轨价格进行“官倒”，现在，钱权交换更广泛、公开了，进出口许可证、批文、免税指标、低息贷款、免费公地都是交换对象。与计划经济相比，经济在这样的交换中搞“活”了，垄断权力、资源、机会的人也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然而，在这样的交换中，竞争一方面是不同权力支配者之间的竞争，一方面是权力垄断者或组织与单打独斗的农民、私营业主的竞争，谁更容易在这样的竞争中获胜是显然易见的。
中国有很多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产生的结果尖锐批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中国搞经济是三分权力经济、三分关系经济，剩下的四分才是货币经济[4]。有人呼吁，权力不能进入市场[5]；有人警告，改革不要“新瓶装旧酒”，搞走样了[6]。如果以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来衡量，中国在改革中形成的这个新经济体制是走样的；但假如按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子去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偏不倚正符合它，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中国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不是“筐”，不要把各种五花八门的做法都往这个“筐”里瞎装[7]，这是针对目前中国上上下下大谈市场经济，实际做的却不是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一情形而言的。随着非国营部门的扩大，中国可不可能逐渐、自动地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去除对权力、资源、机会的垄断。
二.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中的中国经济
分清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为了讨论概念，而是旨在准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现况。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成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对经济增长率需要不同的解析方法。
综观中国经济，可以看到“五高一低”的现象，即高居民货币收入（城市居民）─高储蓄─高贷款─高产值─高库存和资金占压─低效益[8]。这一系列现象可以引导出不少重要的判断。
首先可以分析高产值─高库存─低效益。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始终伴随着产品结构落后、过度积压，同时也未能阻止利润率急速下降的趋势。国营工业1983年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到1992年已低到不足百分之三。利润萎缩使得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经常处于亏损状态。乡镇企业的利润率也有下降趋势。
正是由于利润率过低，才出现高贷款支撑高产值，高产值维持必要利润的局面。利润率过低，只有把“饼”做“大”一些，国营工业才能获得用来发奖金、办福利的起码利润，因此，工业本身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才能有高产值，低亏损。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工业盈利才稍见好转，当年夏季稍稍紧一下银根，马上十月份利润下降百分之二十，亏损的企业又高达百分之四十。所以，尽管1993年下半年物价不断上涨，政府也只得在秋季悄悄终止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中国的工业已依赖于经济过度膨胀，如果把需求调节到适度，国营工业就难以维持。
扩大贷款制造需求，支撑工业高增长，让银行担负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过去几年中，资源分配和政策优惠明显偏向于保护城市，农民收入徘徊不增，负担加重，农村消费市场清淡，无力推动经济扩张，政府只能倾注大量贷款到城市投资项目，制造投资需求。然而，城市国营工业利润率仅有百分之二到三，根本无力偿还贷款，企业只借不还，债务负担急剧上升，也同时加大了银行的风险。银行贷给国营企业的上万亿贷款收不回来，而且不得不每年追加新增贷款维持工业高增长，新增贷款投入得稍少一点、或稍慢一点，国营企业马上“三角债”成堆，周转不灵，陷入困境。
银行之所以还能应付这一局面，是因为储蓄源源不断。储蓄主要来自城镇居民，他们一则收入增长快，二则福利多可以省去不少支出，所以有钱储蓄。然而，他们的收入、福利增加快正是国营部门利润萎缩的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形容这个过程的术语是“工资侵蚀利润”。
从短期来看，高收入─高储蓄─多贷款─工业高增长─高收入这个循环是可以维持一阵的。中国目前的稳定正是建立在这个循环之上的，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个循环不再是单纯由计划经济操纵的，但也不是市场经济中应该出现的现象。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可能无力还债还源源不断借新债，利润率快接近零了还继续为员工加薪，银行也不可能给大批长期亏损或无利可盈的企业年年提供大量贷款，让它们得以为继。只有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上述循环才可能存在。
以长期眼光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不能充份改善效率，依赖于大量投资又无力遏止投资浪费与公费消费，再加上必须满足城市里的高收入欲望，因此必然是要靠倾注、消耗大笔财力来支撑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靠财政花钱买人心，基本上掏空了财政的“家底”。到八十年代末，财政的正常收入只够养活国营部门，成了“吃饭财政”，要靠举债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连养活国营部门都已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凡是依靠财政拨款的机构都有经费不足之苦，必须另谋生财之道。
除了财政之外，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两个“大锅饭”，即国营部门的资产和银行资金，为了维持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稳定，这两者也严重亏蚀。机电工业部不久前对机电行业大型国营企业的财务状况调查表明，约半数企业已完全失去用自有利润投资的能力，连资本折旧都无法补偿，其“债务负担逐年加重，偿债能力持续下降”[9]。这是国营部门总体状况的写照，利润萎缩还要维持员工高收入，只好大量贷款，不仅利息支出吃掉仅余的利润，而且因无力偿债，企业的净资产（总资产扣除企业负债）也在减少。笔者的初步估计是，国营部门的净资产率在1985年时约为百分之七十，现在则仅剩百分之三十左右。实际上，国营企业是把自己典押给银行而维系生存的。这样中国的“破产法”也难实行，因为一旦让亏损企业破产，银行作为主债权人将收不回资不抵债的那部份债权，结果常常可以看到银行为了维持帐面上的债权而反对国营企业破产。如果国营部门的净资产率进一步下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国营部门的庞大资产在改革已逐渐耗损，所余无几，一旦将来中国要把国营部门私有化或全面股份化时，是私有化资产还是私有化债务，大批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卖给谁呢？看到了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稳定是以寅吃卯粮，未来潜在的不稳定为代价的。
不仅国营工商企业资产空壳化，银行也有相似问题，正被财政和国营企业“掏空”。一九九二年末，银行帐面上的自有资产约二千亿,但财政借了近三分之二，而且是有借无还，相当于银行用自己的家底垫付了财政赤字，同时，财政对外贸、粮食、石油、煤炭等部门的亏损补贴也常常欠付，而让银行代垫，一九九零年末累计已达二千二百亿[10]。如果再加上国营部门在银行的上千亿烂帐，银行的潜在亏蚀更大。
如果说，中国八十年代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财政花钱买来的，那么，九十年代是银行在扮演这个角色，用大量贷款买稳定。而银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自有资本垫付掉，也把居民储蓄的一部份赔了进去。但是，银行能不能长期用这种方式支撑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稳定，显然是令人怀疑的。目前，银行这种“赔本买卖”是靠垄断经营维持、政府信用支撑的，依赖于金融形势稳定、储蓄源源流入。然而，由于资本亏蚀、呆帐猛增，银行不得不年复一年过度投放贷款，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本身却可能破坏金融形势，引发通货膨胀，减少储蓄。中国有学者警告，“下一次的经济危机很可能是并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11]，这绝非危言耸听。
市场社会主义满足了国营员工目前的收入欲望，避免了企业破产、社会福利缩减等不受欢迎的结果，维持了短期的社会稳定，但是赔掉了社会主义体制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换来了经济高增长、城市居民高收入。在这个分食社会主义“大饼”的过程之后，中国仍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由市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见《人民日报》1993年9月25日
[2] 科而奈：《社会主义制度》1992年
[3] 戴园晨：《世界日报》1993年10月16日
[4]《光明日报》，1993年8月6日
[5]《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
[6]《光明日报》，1993年1月8日
[7]《光明日报》，1993年8月3日
[8]《中国金融》，1992年第10期
[9] 国务院发展中心所编《管理世界》，1993年第1期
[10]《中国金融》，1992年第4期
[11]《经济白皮书》，1992-1993，第194页
中国的经济改革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成就可以得到公认，第一是农村的经济活动已主要由市场机制支配，第二是对工商业的计划控制已经逐渐失效，第三是证卷市场、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已有雏形。这三点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瓦解。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少官员、学者用计划控制的范围大大缩小，国营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来证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这两项指标确实可以说明计划经济在瓦解中，但是它们能不能表示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替代了呢？这恐怕是有疑问的。如果把经济制度简单地分成两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互相排斥、非此即彼，那么从中国计划经济的瓦解，就可以在逻辑上推出市场经济已开始替代计划经济。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已经是同质的了，可以用中国的增长率直接推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间，而不需要再考虑中国的增长率会不会因社会主义弊端而缩水。作者下面将说明，这种计划、市场两分法不适合解释中国现况。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瓦解，市场交换的扩大，使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些扑朔迷离的结果，其中之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改革以前的1978年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 2.3：1，在改革中的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到1992年，城乡收入之比是2.5：1，改革后的收入差距比改革前还大[1]。由于乡镇企业的快速成长，城乡收入差距已不单纯是工业、农业收入差距问题。农村经济主要由市场调节，城市则还保留了社会主义大锅饭，城乡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两种体制的收入差距。美国社会学家维克托·李（Victor Nee）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改革应使完全依托市场的生产者在收入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但是，为什么中国改革了十五年后，计划经济瓦解了，吃大锅饭的城市职工反而比依托市场的农民越来越好呢？ 这个问题引导我们来具体分析改革后的中国经济体制，它不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又不太象市场经济，那么它是种什么样的体制呢？
一. 中国的新经济体制：市场社会主义
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不同角度。一种常见的观察方法是看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部份消除了。本文采用另一种方法，观察在改革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哪些部份保留未动，从而看它们是如何与市场型的经济活动相互结合的。
中国的改革是选择比较容易改的地方下手，然后进入了“攻坚”阶段。从1988年中国开始大讲“改革攻坚”，到1993年末，已历时六载。我们可以用观察非国营部门比重或计划控制比重的相似方法，来判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部份有无变化。反映典型的“社会主义病”的几个灵敏指标有收入膨胀、投资饥渴、公费消费，如果在国营部门这几个现象毫无变化，就说明改革在国营部门收效甚微。过去五年来，不管经济是萧条还是繁荣，国营部门员工收入的增长总是超过经济增长，即使遇到企业利润大幅跌落的年份工资奖金的平均水平也照样提高。五年来，国营员工的工资奖金已经翻了一番，是经济成长率的一倍。八十年代中国讲“投资饥渴”主要是指国营企业不顾一切争固定资产投资，又不能善加利用，造成严重浪费。过去两年的现实表明，国营企业的“投资饥渴症”更加严重，不仅继续争抢固定资产投资，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抢不到银行短期贷款就活不下去。公费消费是过去五、六年来越来越兴盛的现象，一年公费吃喝开支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吃喝水准甚至远超过发达国家的饮宴水平，公费度假、公费出国旅游也已蔚然成风，以至于美国东西岸两大赌城中由中国来“访问”的干部流水不断。从这几个方面看，改革远未治愈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病”。
由于计划控制的逐渐瓦解，和非国营部门的扩大，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实已远不是计划经济型的了，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停留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半途中，保持着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状态。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宣称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证明了中国的改革将维持一种非计划经济，也非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在中国颇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科而奈给市场社会主义画了幅像：“权力结构和居支配地位的公有制必须保留下来并与‘市场’相结合。社会主义（即一党独治、权力垄断和公有制主导）加‘市场’（即企业独立性，企业间的合同关系，价格信号的效果）：这就是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混合型式”[2]。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与科而奈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市场社会主义诞生于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但却在中国被戴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桂冠。
社会主义脱掉计划经济的外衣，留下权力与资源垄断的本体，再与市场交换相结合，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从中国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到两大类特徵。第一类源于社会主义，即政府保护下的一部份人对资源、权力、机会的垄断。这并不只是政府官员才有垄断权，大部份的国营员工也有。这种垄断一方面是表现为我有你没有，我是国家职工，政府给工作，给收入，给房子住，你是农民，不受社会主义保护，社会主义的好处与你无缘; 另一方面，垄断又表现为拥有某种资源、权力、机会后就不会失去，干部有铁交椅，职工有铁饭碗，铁收入，铁福利。这样的垄断使受保护的国营员工不耽心职位和收入会有朝一日因市场变化而不保，又能无条件地享用诸多福利，他们感受不到逼迫他们努力工作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文学介绍了发达国家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后，在中国反而引起很多人对留学生的怜悯和对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眷恋。这种垄断同时也意味着对私营经济的压抑，使私营业主时时耽心改革容许发展私营经济不过是“养肥猪”，最终还是要“宰”[3]。中国私营经济发展了十来年，养育了一批富翁，但只见他们花钱赛富，不见他们把私营企业扩大，相反，还有私营企业要戴“红帽子”，重走集体化、公有制之路的。
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时也具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徵，对金钱和利益的追求已被充份激发出来，商业交换渗透到经济活动、社会关系中，竞争也出现了。但是，这样的交换与竞争与市场经济中的交换、竞争又不一样。在中国，不仅仅商品、劳动力可以交换，被垄断的权力、资源、机会也都参与商业性交换，商业性交换因此与行政管理、公共事务服务相结合。官员以行政权力交换好处费，医生用医务质量交换红包，教师用招生权交换奖金。四五年以前，比较多见的钱权交换是利用双轨价格进行“官倒”，现在，钱权交换更广泛、公开了，进出口许可证、批文、免税指标、低息贷款、免费公地都是交换对象。与计划经济相比，经济在这样的交换中搞“活”了，垄断权力、资源、机会的人也有了更多的发财机会。然而，在这样的交换中，竞争一方面是不同权力支配者之间的竞争，一方面是权力垄断者或组织与单打独斗的农民、私营业主的竞争，谁更容易在这样的竞争中获胜是显然易见的。
中国有很多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产生的结果尖锐批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中国搞经济是三分权力经济、三分关系经济，剩下的四分才是货币经济[4]。有人呼吁，权力不能进入市场[5]；有人警告，改革不要“新瓶装旧酒”，搞走样了[6]。如果以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来衡量，中国在改革中形成的这个新经济体制是走样的；但假如按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子去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偏不倚正符合它，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中国有学者提出，市场经济不是“筐”，不要把各种五花八门的做法都往这个“筐”里瞎装[7]，这是针对目前中国上上下下大谈市场经济，实际做的却不是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这一情形而言的。随着非国营部门的扩大，中国可不可能逐渐、自动地由市场社会主义转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去除对权力、资源、机会的垄断。
二. 市场社会主义支配中的中国经济
分清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为了讨论概念，而是旨在准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现况。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成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对经济增长率需要不同的解析方法。
综观中国经济，可以看到“五高一低”的现象，即高居民货币收入（城市居民）─高储蓄─高贷款─高产值─高库存和资金占压─低效益[8]。这一系列现象可以引导出不少重要的判断。
首先可以分析高产值─高库存─低效益。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始终伴随着产品结构落后、过度积压，同时也未能阻止利润率急速下降的趋势。国营工业1983年利润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到1992年已低到不足百分之三。利润萎缩使得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经常处于亏损状态。乡镇企业的利润率也有下降趋势。
正是由于利润率过低，才出现高贷款支撑高产值，高产值维持必要利润的局面。利润率过低，只有把“饼”做“大”一些，国营工业才能获得用来发奖金、办福利的起码利润，因此，工业本身只有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才能有高产值，低亏损。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工业盈利才稍见好转，当年夏季稍稍紧一下银根，马上十月份利润下降百分之二十，亏损的企业又高达百分之四十。所以，尽管1993年下半年物价不断上涨，政府也只得在秋季悄悄终止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中国的工业已依赖于经济过度膨胀，如果把需求调节到适度，国营工业就难以维持。
扩大贷款制造需求，支撑工业高增长，让银行担负着越来越大的风险。由于过去几年中，资源分配和政策优惠明显偏向于保护城市，农民收入徘徊不增，负担加重，农村消费市场清淡，无力推动经济扩张，政府只能倾注大量贷款到城市投资项目，制造投资需求。然而，城市国营工业利润率仅有百分之二到三，根本无力偿还贷款，企业只借不还，债务负担急剧上升，也同时加大了银行的风险。银行贷给国营企业的上万亿贷款收不回来，而且不得不每年追加新增贷款维持工业高增长，新增贷款投入得稍少一点、或稍慢一点，国营企业马上“三角债”成堆，周转不灵，陷入困境。
银行之所以还能应付这一局面，是因为储蓄源源不断。储蓄主要来自城镇居民，他们一则收入增长快，二则福利多可以省去不少支出，所以有钱储蓄。然而，他们的收入、福利增加快正是国营部门利润萎缩的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形容这个过程的术语是“工资侵蚀利润”。
从短期来看，高收入─高储蓄─多贷款─工业高增长─高收入这个循环是可以维持一阵的。中国目前的稳定正是建立在这个循环之上的，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这个循环不再是单纯由计划经济操纵的，但也不是市场经济中应该出现的现象。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可能无力还债还源源不断借新债，利润率快接近零了还继续为员工加薪，银行也不可能给大批长期亏损或无利可盈的企业年年提供大量贷款，让它们得以为继。只有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上述循环才可能存在。
以长期眼光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不能充份改善效率，依赖于大量投资又无力遏止投资浪费与公费消费，再加上必须满足城市里的高收入欲望，因此必然是要靠倾注、消耗大笔财力来支撑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十年，靠财政花钱买人心，基本上掏空了财政的“家底”。到八十年代末，财政的正常收入只够养活国营部门，成了“吃饭财政”，要靠举债来维持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财政连养活国营部门都已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凡是依靠财政拨款的机构都有经费不足之苦，必须另谋生财之道。
除了财政之外，社会主义还有另外两个“大锅饭”，即国营部门的资产和银行资金，为了维持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稳定，这两者也严重亏蚀。机电工业部不久前对机电行业大型国营企业的财务状况调查表明，约半数企业已完全失去用自有利润投资的能力，连资本折旧都无法补偿，其“债务负担逐年加重，偿债能力持续下降”[9]。这是国营部门总体状况的写照，利润萎缩还要维持员工高收入，只好大量贷款，不仅利息支出吃掉仅余的利润，而且因无力偿债，企业的净资产（总资产扣除企业负债）也在减少。笔者的初步估计是，国营部门的净资产率在1985年时约为百分之七十，现在则仅剩百分之三十左右。实际上，国营企业是把自己典押给银行而维系生存的。这样中国的“破产法”也难实行，因为一旦让亏损企业破产，银行作为主债权人将收不回资不抵债的那部份债权，结果常常可以看到银行为了维持帐面上的债权而反对国营企业破产。如果国营部门的净资产率进一步下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国营部门的庞大资产在改革已逐渐耗损，所余无几，一旦将来中国要把国营部门私有化或全面股份化时，是私有化资产还是私有化债务，大批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卖给谁呢？看到了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中国目前的稳定是以寅吃卯粮，未来潜在的不稳定为代价的。
不仅国营工商企业资产空壳化，银行也有相似问题，正被财政和国营企业“掏空”。一九九二年末，银行帐面上的自有资产约二千亿,但财政借了近三分之二，而且是有借无还，相当于银行用自己的家底垫付了财政赤字，同时，财政对外贸、粮食、石油、煤炭等部门的亏损补贴也常常欠付，而让银行代垫，一九九零年末累计已达二千二百亿[10]。如果再加上国营部门在银行的上千亿烂帐，银行的潜在亏蚀更大。
如果说，中国八十年代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财政花钱买来的，那么，九十年代是银行在扮演这个角色，用大量贷款买稳定。而银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把自有资本垫付掉，也把居民储蓄的一部份赔了进去。但是，银行能不能长期用这种方式支撑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稳定，显然是令人怀疑的。目前，银行这种“赔本买卖”是靠垄断经营维持、政府信用支撑的，依赖于金融形势稳定、储蓄源源流入。然而，由于资本亏蚀、呆帐猛增，银行不得不年复一年过度投放贷款，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本身却可能破坏金融形势，引发通货膨胀，减少储蓄。中国有学者警告，“下一次的经济危机很可能是并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11]，这绝非危言耸听。
市场社会主义满足了国营员工目前的收入欲望，避免了企业破产、社会福利缩减等不受欢迎的结果，维持了短期的社会稳定，但是赔掉了社会主义体制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家底，换来了经济高增长、城市居民高收入。在这个分食社会主义“大饼”的过程之后，中国仍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由市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见《人民日报》1993年9月25日
[2] 科而奈：《社会主义制度》1992年
[3] 戴园晨：《世界日报》1993年10月16日
[4]《光明日报》，1993年8月6日
[5]《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
[6]《光明日报》，1993年1月8日
[7]《光明日报》，1993年8月3日
[8]《中国金融》，1992年第10期
[9] 国务院发展中心所编《管理世界》，1993年第1期
[10]《中国金融》，1992年第4期
[11]《经济白皮书》，1992-1993，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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